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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劳力到小皇帝:我们的儿童观是怎样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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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劳力到小皇帝:我们的儿童观是怎样改变的?

为什么儿童生命的情感价值增长之日,恰恰是其对家庭的贡献消失之时?为什么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市场价格远远超过了19世纪经济上有用的儿童?

在历史上,儿童并不总像今天这样被他们的父母珍视和宠爱,贫穷家庭的孩子曾是重要劳动力与家庭收入来源的主要贡献者。而在今天,儿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角色。不仅无价,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家庭的主要消费者之一——养孩子太贵了,而“作为这些花费的回报,一个孩子被期待提供爱、笑容和情绪上的满足,但是不会提供钱和劳动力”。

这一番剧烈的认知转变与价值变动,其实只发生在一段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从1870年代到1930年代。为什么儿童生命的情感价值增长之日,恰恰是其对家庭的贡献消失之时?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奇妙的悖论: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市场价格远远超过了19世纪经济上有用的儿童?童工的减少,是推动妻子与母亲加入工作、参与生产的主要动因吗?

美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试图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一书中回答这些问题。通过透视儿童问题的巧妙视角,她细腻探讨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儿童死亡的态度的改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的分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深刻的理论话题:孩子的社会文化属性、他们在道义上的“无价性”,是如何在市场机制的重重包围中穿越而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又是如何“大于”市场的?

美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以期与你一同思考泽利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节选)

文 | 维维安娜·泽利泽   译 | 王水雄

1、“无用的儿童”:儿童生命情感化,对家庭的贡献消失

本书探讨的是187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孩子(14岁或者更小)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深远转变。这一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出现,创设了当前儿童状况的核心条件。

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看,孩子如今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无用”的。同时,他们太贵了。养一个孩子的总成本(包括直接的抚养成本和间接的机会成本)在1980年估计平均在10万美元到14万美元之间。作为这些花费的回报,一个孩子被期待提供爱、笑容和情绪上的满足,但是不会提供钱和劳动力。一项针对1976年纽约州雪城内1300户白人双亲家庭的全面时间预算研究发现,6岁到11岁的孩子在每周的家务劳动中平均只贡献了三个半小时,而他们的母亲则花费了大约50个小时。即便是孩子们干的少量家务事,也多被判定为对他们自身有益的教育性体验,而不是期待中的、对家务劳动分工的贡献。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问道,“你为什么叫你的孩子工作?”来自内布拉斯加(Nebraska)的790户家庭有3/4的父母将孩子干家务活解释为一种品格培养。只有22对父母表示,“我需要这一帮助”。挣钱的孩子,如儿童演员和模特,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被认为是令人不舒服的例外;他们的父母通常被怀疑是冷漠而贪婪的人。

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

但是,儿童期望获得一份定期收入。当一些孩子通过在家帮助四处干活“挣取”他们的零用钱时,许多儿童获得这份收入,正如《父母》(Parents)杂志解释的那样,不过因为“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可:他们是家庭完整的一员”。毕竟,在孩子们开始挣他们自己的钱之前,必须尽早学习如何花父母的钱。广告商很了解这一点。正如一个著名的市场研究公司所指出的那样,“在6岁到14岁之间的儿童群体有3700万,他们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每年有数十亿美元之多”。父母们甚至不能指望在抚养这些昂贵的小消费者时,能获取有力的公共支持。在所有其他主要的工业国家,家庭贴补体系至少是赋予了孩子们部分的金钱价值;但在美国,收入转移项目的缺乏恶名远扬,且多局限在一定收入水平线下的、女性单亲家庭之中。另一方面,对儿童的免税,则主要有利于高收入家庭。

在最近出版的《孩子的成本》(Costs of Children)一书中,经济学家劳伦斯·奥尔森(Lawrence Olson)总结道:“这么多的年轻夫妇仍然决定拥有小孩,证明他们企盼从他们的后裔中获取金钱之外的好处。”毕竟,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纯粹金钱的意义上,夫妻把他们的钱放在银行作为养老之用,会是更好的选择”。一个全美性的有关生养小孩的心理动机调查,证明孩子的价值主要是在情感方面。在被问到“拥有孩子的优势和好处”时,最为通常的回答是对爱和情感的渴望,以及成为一个家的感觉。简而言之,孩子不再需要是“有用的”。更明显的是,许多涉及家务劳动不平等分工的研究和文章都会考察丈夫和妻子的角色,而孩子们的角色通常会被忽略掉。

与当前的观念极不相同的是,在18世纪的美国乡下,孩子的出生被视作未来劳动力的到来以及父母晚年生活的保障而被欢庆。人类学家已经很好地记述了农民家庭孩子的经济价值。在许多社会文化中,5岁到7岁的孩子担负多种不同的家庭责任——照看弟妹,协助家务劳动,或喂养家畜。比如,在当今中国的乡下,研究者发现五六岁的小孩就已经在帮助家里喂鸡鸭、打扫屋子、做饭了。

到19世纪中期,“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建构已经在美国城市中产阶层中大部分完成。在此,注意力转移到孩子的教育上,这是未来市场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与养儿防老大不相同的是,中产阶级的父亲开始为他们自己的生命投保,并采用其他金融措施,如信托以及基金等,来保护他们还不能赚钱的孩子。正如一个富有的父亲在1904年的《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中所解释的那样,“我们为孩子而工作,为他们计划,为他们花钱,为让他们受益而买寿险,我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为他们而节衣缩食。这最后一点贡献是至为感人的……在孩子开启其生命旅程时,我们的节俭和储蓄……是严肃的自我否定的明证。根源必是已经爱到深处,才会导致一个人节省下来钱让其他人花……”

曾经的童工

但是在19世纪,劳工阶级儿童的经济价值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1860年代之后的迅速工业化给贫困儿童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根据1870年的人口普查,每8个儿童中就有1个被雇用。城市的劳工阶级家庭在19世纪的后期一定程度上依靠着年长孩子的工资和年幼孩子在家务劳动中的帮忙。然而,儿童劳动法和义务教育却逐渐摧毁了这一阶级差距。到1930年代,下层阶级的孩子们加入到了他们中产阶级家庭的伙伴的行列,成为非生产性儿童世界的新成员,在这个世界里,儿童的神圣性和情感价值使得儿童劳动成为禁忌。1905年,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宣称,从儿童身上获取利润,就是“亵读神圣”。可以确定,儿童劳动并未变戏法般完全消失。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些14岁以下的儿童仍然在乡村中劳作或在街道兜售东西。更有甚者,大萧条暂时地导致儿童参加家务劳动的需求的复活,即便是在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中亦复如此。但是总体的趋势则是毫无疑问的。在20世纪的头三个十年,经济上有用的儿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成为一种例外。虽然在这一时期最为急剧的变化发生在劳工阶级身上,但儿童生命的情感化,即便是在业已“无用”的中产阶级儿童那里,也在进一步加剧。

2、从市场化到神圣化,我们该如何给儿童“定价”?

虽然儿童的价值从“效用品”转向情感品已是无需争议的了,但历史学者约瑟夫·F·凯特(Joseph F. Kett)注意到,“这一转变的精确的特征仍然是一个谜”。其中社会学的影响从未被系统地考察过。的确,自1930年代以来,对儿童的研究主要是心理学取向的。儿童社会学令人吃惊地并未专业化地发展起来……虽然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儿童的价值,但是它们仍然局限在根本属于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框架之中,而且不具有历史的视野。

美国的历史学家,多数而言,对作为社会创造物的青春的兴趣,更甚于对年幼的前青春期儿童变动的境况的兴趣。现有对童年的历史学解释更多地是心理学导向的,或者就是主要关注结构变化的影响,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变化带来的影响。从这一视角来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有技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儿童的生产性价值消失了。

家庭的变化同样与儿童价值的转变相连。在其先驱性的研究《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中,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指出,在16、17世纪的欧洲,童年作为生命的独立阶段的“发现”,是对日益增加的家庭生活重要性的一种测度:“家庭的概念……不可与童年这一概念相分离。童年获致的利益……不过是一种表达形式,是一种对更一般性概念——家庭利益的特别的表达形式”。在19世纪的美国, 日益增加的经济生产与家庭之间的分化,转变了家庭凝聚力的基础。随着工具性纽带的弱化,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孩子)的情感价值达到了新的辉煌。

养娃太贵

特别地,儿童的情感化与其母亲转变的世界密切地勾连起来。19世纪中产阶级妇女的日益家庭化,如卡尔·戴格勒(Carl Degler)在《争执》(At Odds)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与孩子是珍贵的这一新概念携手并进”。戴格勒指出,孩子价值的变动为妇女的利益提供了帮助:“孩子的提升与妇女家庭角色的提升是一致的;每一方都推进了另一方,而两者共同将家庭内部的家庭生活的名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在世纪之交,妇女专门化为一个全职太太的步伐越来越快,并且,(如果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则至少在理念上是)扩散到了劳工阶级群体之中。在20世纪初期,家庭工资(一种能支持男性挣钱者及依靠他的家庭的薪水)的创造,部分初衷在于推进“真母亲文化”和“真”童年在劳工阶级中的贯彻。女性主义者的分析表明,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协作: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资本主义需要一支健康、纪律良好和训练有素的劳动队伍。在(19世纪后期的)市场中,个体家庭中的男人需要减少来自大量妇女和孩子的工作竞争;他们同时还需要一些人来打理他们家庭的需求,特别是照看孩子。家庭工资有助于确保妇女继续承担这些家庭责任。

然而,妇女和儿童的经济角色的变迁之间的关系的准确特性,仍然是不清楚的,很多都没有事实证明。比如,一个历史学家说道,在1920–1940年之间,童工数量的下降推动着母亲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很有可能,妻子和母亲们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乃是对孩子们从中退出的无意识的反应”。这样,在许多劳工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呈现出来的现象不是对家庭生活的共同享受,而是第二工资挣取者的替代。只是,母亲们的确接过了孩子们的工作责任,却并未放弃她们先前的家庭义务。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对家庭和儿童生命的变化作出了十分不同的、更具争议性的解释。他将儿童从劳动力市场中的移出视作是进步的改革者总体性努力中的一部分,即试图消除家庭、特别是移民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公共政策不是为家庭内部纽带的情感化贡献力量,而是导致了它的退化;特别是通过一些新的“社会化再生产的机构”(教育者、精神病医师、社会工作者、刑罚学家)替代了父母的功能。拉斯奇声称,改革者“寻求将儿童从他们家庭(它们同时也被指责剥削儿童劳动力)的影响中移出,并将这些年轻人放置在政府和学校的良性影响之下”。孩子的神圣化,实际上是他们同家庭的异化。它标志着家庭开始不再作为“无情世界中的避难所”。

孩子的神圣化,实际上是他们同家庭的异化。

另一方面,人口统计学理论则主张儿童的新情感价值能够很好地被20世纪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所解释。菲力浦·阿利埃斯和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对英国家庭里程碑式的研究中,指出在高死亡率的阶段,面对孩子的死亡,为了避免过度的情感伤害,他们让自己保持着情感上的冷漠。从这一观点来看,“对如此短暂的生命存在,投注过多的情感资本是愚蠢的”。这样一来,早期死亡率的下降,可以看作是一个自变量,它推进了父母与孩子之间“情感联结的日益深化”。相似的成本-收益核算解释了为什么出生率下降和家庭小型化增大了每一个孩子的情感价值。比如说,在19世纪中期到1915年之间,美国白人的年出生率几乎下降了40%,每1000人生育数从42.8人下降到26.2人。较少的孩子使得每一个孩子都分外宝贵。但是,将寿命或稀缺性与价值相连的经济学公式是很冒风险的。比如说,蒂莫斯(Demos)提出,在17世纪的普利茅斯,高的死亡率可能导致了对婴儿的特别的关注与照顾。

本书关注的是研究者甚少留心的一种社会学的维度:在美国,文化因素的独立作用重新界定了儿童的价值。我将说明,在19与20世纪之交,儿童从“现金关系”中的剔除,虽然明显受到经济、职业和家庭结构深层变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儿童生命“神圣化”这一文化进程的一部分。术语“神圣化”意味着对一个客体灌注以情感或宗教意义。在19世纪的时候,儿童的市场价值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但随后,视儿童为情感或表现性专用资产的规则理念排除了工具性或财务性的考虑。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世界,儿童进入了一个单列的非商业化领域——非交易物。儿童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也就此被宣布彻底势不两立。只有那些唯利是图或者冷漠的父母会触犯两者的边界,去挣取有用儿童的工资和劳动力的贡献。正常的可爱的儿童,无论是在什么社会阶级,都属于生活化的非生产性世界,在此他们上学、游戏,并从家里拿钱。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每一步,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有用儿童”的支持者都在对抗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社会建构。

儿童经济和情感价值关系的改变,在美国导致了儿童生命价值衡量的独特模式。19世纪经济的标准同时决定了儿童死亡时“放弃”的价值,以及“交换”价值,但是20世纪儿童的价格则专门地由其情感价值来设定。儿童道义上的“无价性”影响了他们经济上的价格。儿童的保险单、赔偿金以及领养儿童的价格成了一个非常规的市场,由非经济标准来规制。我将表明,这一专门的情感衡量将导致深刻的矛盾性和尖锐性后果:孩子生命日益增长的货币化和商业化。如今,丧子的父母获取的是现金以弥补“孩子的爱与陪伴”的丧失;领养孩子的父母愿意支付高达40000美元的价格购买宝宝的微笑和亲热。这样,美元的价值惯常性地分派给了喜爱与痛苦,将市场推进到了本应不可计量的情感之域。但是这一情感的货币化从来不是一般性的商业交易,它非同寻常的特征又证明了“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的独一无二性。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
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  王水雄 译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1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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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劳力到小皇帝:我们的儿童观是怎样改变的?

为什么儿童生命的情感价值增长之日,恰恰是其对家庭的贡献消失之时?为什么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市场价格远远超过了19世纪经济上有用的儿童?

在历史上,儿童并不总像今天这样被他们的父母珍视和宠爱,贫穷家庭的孩子曾是重要劳动力与家庭收入来源的主要贡献者。而在今天,儿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角色。不仅无价,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家庭的主要消费者之一——养孩子太贵了,而“作为这些花费的回报,一个孩子被期待提供爱、笑容和情绪上的满足,但是不会提供钱和劳动力”。

这一番剧烈的认知转变与价值变动,其实只发生在一段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从1870年代到1930年代。为什么儿童生命的情感价值增长之日,恰恰是其对家庭的贡献消失之时?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奇妙的悖论: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市场价格远远超过了19世纪经济上有用的儿童?童工的减少,是推动妻子与母亲加入工作、参与生产的主要动因吗?

美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试图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一书中回答这些问题。通过透视儿童问题的巧妙视角,她细腻探讨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儿童死亡的态度的改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的分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深刻的理论话题:孩子的社会文化属性、他们在道义上的“无价性”,是如何在市场机制的重重包围中穿越而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又是如何“大于”市场的?

美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以期与你一同思考泽利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节选)

文 | 维维安娜·泽利泽   译 | 王水雄

1、“无用的儿童”:儿童生命情感化,对家庭的贡献消失

本书探讨的是187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孩子(14岁或者更小)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深远转变。这一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出现,创设了当前儿童状况的核心条件。

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看,孩子如今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无用”的。同时,他们太贵了。养一个孩子的总成本(包括直接的抚养成本和间接的机会成本)在1980年估计平均在10万美元到14万美元之间。作为这些花费的回报,一个孩子被期待提供爱、笑容和情绪上的满足,但是不会提供钱和劳动力。一项针对1976年纽约州雪城内1300户白人双亲家庭的全面时间预算研究发现,6岁到11岁的孩子在每周的家务劳动中平均只贡献了三个半小时,而他们的母亲则花费了大约50个小时。即便是孩子们干的少量家务事,也多被判定为对他们自身有益的教育性体验,而不是期待中的、对家务劳动分工的贡献。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问道,“你为什么叫你的孩子工作?”来自内布拉斯加(Nebraska)的790户家庭有3/4的父母将孩子干家务活解释为一种品格培养。只有22对父母表示,“我需要这一帮助”。挣钱的孩子,如儿童演员和模特,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被认为是令人不舒服的例外;他们的父母通常被怀疑是冷漠而贪婪的人。

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

但是,儿童期望获得一份定期收入。当一些孩子通过在家帮助四处干活“挣取”他们的零用钱时,许多儿童获得这份收入,正如《父母》(Parents)杂志解释的那样,不过因为“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可:他们是家庭完整的一员”。毕竟,在孩子们开始挣他们自己的钱之前,必须尽早学习如何花父母的钱。广告商很了解这一点。正如一个著名的市场研究公司所指出的那样,“在6岁到14岁之间的儿童群体有3700万,他们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每年有数十亿美元之多”。父母们甚至不能指望在抚养这些昂贵的小消费者时,能获取有力的公共支持。在所有其他主要的工业国家,家庭贴补体系至少是赋予了孩子们部分的金钱价值;但在美国,收入转移项目的缺乏恶名远扬,且多局限在一定收入水平线下的、女性单亲家庭之中。另一方面,对儿童的免税,则主要有利于高收入家庭。

在最近出版的《孩子的成本》(Costs of Children)一书中,经济学家劳伦斯·奥尔森(Lawrence Olson)总结道:“这么多的年轻夫妇仍然决定拥有小孩,证明他们企盼从他们的后裔中获取金钱之外的好处。”毕竟,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纯粹金钱的意义上,夫妻把他们的钱放在银行作为养老之用,会是更好的选择”。一个全美性的有关生养小孩的心理动机调查,证明孩子的价值主要是在情感方面。在被问到“拥有孩子的优势和好处”时,最为通常的回答是对爱和情感的渴望,以及成为一个家的感觉。简而言之,孩子不再需要是“有用的”。更明显的是,许多涉及家务劳动不平等分工的研究和文章都会考察丈夫和妻子的角色,而孩子们的角色通常会被忽略掉。

与当前的观念极不相同的是,在18世纪的美国乡下,孩子的出生被视作未来劳动力的到来以及父母晚年生活的保障而被欢庆。人类学家已经很好地记述了农民家庭孩子的经济价值。在许多社会文化中,5岁到7岁的孩子担负多种不同的家庭责任——照看弟妹,协助家务劳动,或喂养家畜。比如,在当今中国的乡下,研究者发现五六岁的小孩就已经在帮助家里喂鸡鸭、打扫屋子、做饭了。

到19世纪中期,“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建构已经在美国城市中产阶层中大部分完成。在此,注意力转移到孩子的教育上,这是未来市场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与养儿防老大不相同的是,中产阶级的父亲开始为他们自己的生命投保,并采用其他金融措施,如信托以及基金等,来保护他们还不能赚钱的孩子。正如一个富有的父亲在1904年的《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中所解释的那样,“我们为孩子而工作,为他们计划,为他们花钱,为让他们受益而买寿险,我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为他们而节衣缩食。这最后一点贡献是至为感人的……在孩子开启其生命旅程时,我们的节俭和储蓄……是严肃的自我否定的明证。根源必是已经爱到深处,才会导致一个人节省下来钱让其他人花……”

曾经的童工

但是在19世纪,劳工阶级儿童的经济价值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1860年代之后的迅速工业化给贫困儿童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根据1870年的人口普查,每8个儿童中就有1个被雇用。城市的劳工阶级家庭在19世纪的后期一定程度上依靠着年长孩子的工资和年幼孩子在家务劳动中的帮忙。然而,儿童劳动法和义务教育却逐渐摧毁了这一阶级差距。到1930年代,下层阶级的孩子们加入到了他们中产阶级家庭的伙伴的行列,成为非生产性儿童世界的新成员,在这个世界里,儿童的神圣性和情感价值使得儿童劳动成为禁忌。1905年,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宣称,从儿童身上获取利润,就是“亵读神圣”。可以确定,儿童劳动并未变戏法般完全消失。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些14岁以下的儿童仍然在乡村中劳作或在街道兜售东西。更有甚者,大萧条暂时地导致儿童参加家务劳动的需求的复活,即便是在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中亦复如此。但是总体的趋势则是毫无疑问的。在20世纪的头三个十年,经济上有用的儿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成为一种例外。虽然在这一时期最为急剧的变化发生在劳工阶级身上,但儿童生命的情感化,即便是在业已“无用”的中产阶级儿童那里,也在进一步加剧。

2、从市场化到神圣化,我们该如何给儿童“定价”?

虽然儿童的价值从“效用品”转向情感品已是无需争议的了,但历史学者约瑟夫·F·凯特(Joseph F. Kett)注意到,“这一转变的精确的特征仍然是一个谜”。其中社会学的影响从未被系统地考察过。的确,自1930年代以来,对儿童的研究主要是心理学取向的。儿童社会学令人吃惊地并未专业化地发展起来……虽然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儿童的价值,但是它们仍然局限在根本属于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框架之中,而且不具有历史的视野。

美国的历史学家,多数而言,对作为社会创造物的青春的兴趣,更甚于对年幼的前青春期儿童变动的境况的兴趣。现有对童年的历史学解释更多地是心理学导向的,或者就是主要关注结构变化的影响,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变化带来的影响。从这一视角来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有技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儿童的生产性价值消失了。

家庭的变化同样与儿童价值的转变相连。在其先驱性的研究《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中,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指出,在16、17世纪的欧洲,童年作为生命的独立阶段的“发现”,是对日益增加的家庭生活重要性的一种测度:“家庭的概念……不可与童年这一概念相分离。童年获致的利益……不过是一种表达形式,是一种对更一般性概念——家庭利益的特别的表达形式”。在19世纪的美国, 日益增加的经济生产与家庭之间的分化,转变了家庭凝聚力的基础。随着工具性纽带的弱化,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孩子)的情感价值达到了新的辉煌。

养娃太贵

特别地,儿童的情感化与其母亲转变的世界密切地勾连起来。19世纪中产阶级妇女的日益家庭化,如卡尔·戴格勒(Carl Degler)在《争执》(At Odds)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与孩子是珍贵的这一新概念携手并进”。戴格勒指出,孩子价值的变动为妇女的利益提供了帮助:“孩子的提升与妇女家庭角色的提升是一致的;每一方都推进了另一方,而两者共同将家庭内部的家庭生活的名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在世纪之交,妇女专门化为一个全职太太的步伐越来越快,并且,(如果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则至少在理念上是)扩散到了劳工阶级群体之中。在20世纪初期,家庭工资(一种能支持男性挣钱者及依靠他的家庭的薪水)的创造,部分初衷在于推进“真母亲文化”和“真”童年在劳工阶级中的贯彻。女性主义者的分析表明,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协作: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资本主义需要一支健康、纪律良好和训练有素的劳动队伍。在(19世纪后期的)市场中,个体家庭中的男人需要减少来自大量妇女和孩子的工作竞争;他们同时还需要一些人来打理他们家庭的需求,特别是照看孩子。家庭工资有助于确保妇女继续承担这些家庭责任。

然而,妇女和儿童的经济角色的变迁之间的关系的准确特性,仍然是不清楚的,很多都没有事实证明。比如,一个历史学家说道,在1920–1940年之间,童工数量的下降推动着母亲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很有可能,妻子和母亲们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乃是对孩子们从中退出的无意识的反应”。这样,在许多劳工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呈现出来的现象不是对家庭生活的共同享受,而是第二工资挣取者的替代。只是,母亲们的确接过了孩子们的工作责任,却并未放弃她们先前的家庭义务。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对家庭和儿童生命的变化作出了十分不同的、更具争议性的解释。他将儿童从劳动力市场中的移出视作是进步的改革者总体性努力中的一部分,即试图消除家庭、特别是移民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公共政策不是为家庭内部纽带的情感化贡献力量,而是导致了它的退化;特别是通过一些新的“社会化再生产的机构”(教育者、精神病医师、社会工作者、刑罚学家)替代了父母的功能。拉斯奇声称,改革者“寻求将儿童从他们家庭(它们同时也被指责剥削儿童劳动力)的影响中移出,并将这些年轻人放置在政府和学校的良性影响之下”。孩子的神圣化,实际上是他们同家庭的异化。它标志着家庭开始不再作为“无情世界中的避难所”。

孩子的神圣化,实际上是他们同家庭的异化。

另一方面,人口统计学理论则主张儿童的新情感价值能够很好地被20世纪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所解释。菲力浦·阿利埃斯和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对英国家庭里程碑式的研究中,指出在高死亡率的阶段,面对孩子的死亡,为了避免过度的情感伤害,他们让自己保持着情感上的冷漠。从这一观点来看,“对如此短暂的生命存在,投注过多的情感资本是愚蠢的”。这样一来,早期死亡率的下降,可以看作是一个自变量,它推进了父母与孩子之间“情感联结的日益深化”。相似的成本-收益核算解释了为什么出生率下降和家庭小型化增大了每一个孩子的情感价值。比如说,在19世纪中期到1915年之间,美国白人的年出生率几乎下降了40%,每1000人生育数从42.8人下降到26.2人。较少的孩子使得每一个孩子都分外宝贵。但是,将寿命或稀缺性与价值相连的经济学公式是很冒风险的。比如说,蒂莫斯(Demos)提出,在17世纪的普利茅斯,高的死亡率可能导致了对婴儿的特别的关注与照顾。

本书关注的是研究者甚少留心的一种社会学的维度:在美国,文化因素的独立作用重新界定了儿童的价值。我将说明,在19与20世纪之交,儿童从“现金关系”中的剔除,虽然明显受到经济、职业和家庭结构深层变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儿童生命“神圣化”这一文化进程的一部分。术语“神圣化”意味着对一个客体灌注以情感或宗教意义。在19世纪的时候,儿童的市场价值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但随后,视儿童为情感或表现性专用资产的规则理念排除了工具性或财务性的考虑。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世界,儿童进入了一个单列的非商业化领域——非交易物。儿童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也就此被宣布彻底势不两立。只有那些唯利是图或者冷漠的父母会触犯两者的边界,去挣取有用儿童的工资和劳动力的贡献。正常的可爱的儿童,无论是在什么社会阶级,都属于生活化的非生产性世界,在此他们上学、游戏,并从家里拿钱。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每一步,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有用儿童”的支持者都在对抗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社会建构。

儿童经济和情感价值关系的改变,在美国导致了儿童生命价值衡量的独特模式。19世纪经济的标准同时决定了儿童死亡时“放弃”的价值,以及“交换”价值,但是20世纪儿童的价格则专门地由其情感价值来设定。儿童道义上的“无价性”影响了他们经济上的价格。儿童的保险单、赔偿金以及领养儿童的价格成了一个非常规的市场,由非经济标准来规制。我将表明,这一专门的情感衡量将导致深刻的矛盾性和尖锐性后果:孩子生命日益增长的货币化和商业化。如今,丧子的父母获取的是现金以弥补“孩子的爱与陪伴”的丧失;领养孩子的父母愿意支付高达40000美元的价格购买宝宝的微笑和亲热。这样,美元的价值惯常性地分派给了喜爱与痛苦,将市场推进到了本应不可计量的情感之域。但是这一情感的货币化从来不是一般性的商业交易,它非同寻常的特征又证明了“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的独一无二性。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
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  王水雄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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