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社会里，精神疾病乃是导致个体悲痛与苦恼的首要因素。如今，每四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曾经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服用抗抑郁药的人数每年达到400万。“就控诉体制不公而言，”英国作家乔治·蒙比奥（George Monbiot）质问道，“还有什么理由能比精神疾病的泛滥成灾更强有力呢？”

只要明白大部分精神疾病都可预防，此“流行病”的疯狂蔓延无疑会更加令人不安。社会环境因素与精神疾病的流行之间，有着极高的相关度。利物浦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本托（Richard Bentall）与英国心理学会主席彼得·金德曼（Peter Kinderman）近年来合作进行了许多这方面的研究，令人们开始重视“心理健康的社会性因素”。金德曼表示：“社会性决定因素不仅存在，而且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病痛缠身的社会

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不平等、异化与断裂感等体验，以及物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基本假设与意识形态如今是这一病症的关键推手——这体现在近来探讨该主题的大量文章与谈话的标题上，例如，在咨询精神分析学家大卫·摩根（David Morgen）小有名气的播客节目《精神分析前沿》（Prontier Psychoanalyst）里，就有诸如“新自由主义是否对精神健康有危险”以及“新自由主义是否令我们病痛缠身？”等讨论。

临床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杰伊·沃茨（Jay Watts）在《卫报》上撰文称：“贫困、相对不平等，以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流离失所的影响，乃至竞争性的文化，都提高了精神痛苦的发生几率。政府和药企对这些研究结果并没有多少兴趣，它们不怎么关心环境因素，更乐于把资金投入到研究那些引发痛苦的基因或生理指标（physical biomarker）上。与此类似，将日益严重的精神痛苦与结构性不平等相联系的政治意愿十分微弱，尽管两者的关联是相当稳健的。”

显然，异常强大且根深蒂固的利益和议程正在有意无意地掩盖或试图否认上述这层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何近来有如此多的精神分析学家与临床医学家积极发声，想要揭示出精神疾病背后的广泛语境。

评论家没少把社会语境、群体思维（group thinking，社会心理学术语，指同一群体内的人思考模式也易于趋同——译注）以及环境决定因素与精神痛苦以及精神障碍联系起来讨论，但我认为我们其实能够更准确地去刻画出究竟是社会的哪一具体方面应当为此担负主要责任。我想这正是谈论那个C字词——也就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的恰当时机。

在当代，我们所治疗及遭逢的多种形式的疾病与个体痛苦，似乎都与资本主义的运作过程及其副产品有着紧密联系。事实上，从许多方面看，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精神疾病生产系统——如果我们真打算严肃地探讨精神痛苦与疾病的效果，同时也下决心要追溯其起因与源头的话，那么我们便需要对导致它们的政治与经济之肇端的性质进行更切近、更精确且更富有分析性的观察，深入地了解心理学如何在根本上与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发生交织。

无处不在的神经衰弱

体现资本主义与精神痛苦之紧密联系的最明显例证之一，或许就是神经衰弱（Neurosis）的普遍存在。精神病学家、政治科学教授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提出：“资本主义中的神经衰弱最令人震惊的一项特征在于，它是无处不在的。”在其经典之作《晚期资本主义中的疗法》（Therapy in latecapitalism，已重印于文章作者主编的《政治的自我》一书中）一文中，科维尔提到了“大众蒙受神经痛苦的巨大压力，这一不能承受之重持续地、清楚明白地背叛了资本主义所谓商业文明将会提高人类幸福的意识形态”：

“假如，给定了理智、舒适、乐趣以及选择，人们仍然很苦恼、无力去爱、缺乏信任和尊严感，他们便会开始得出如下的结论，即这个社会秩序里一定有某种特别严重的错误。”

近来，学者艾利·扎勒茨基（Eli Zaretsky，《政治的佛洛依德》作者）和布鲁斯·柯恩（Bruce Cohen，《精神病学的霸权》作者）在这方面也有杰出之作问世，两人都探讨了”神经衰弱世代“（generation of neuroses）的家庭、性别与资本主义的紧密联系。

举个例子，弗洛伊德19世纪末在维也纳所涉猎到的心理学诸领域，尤其突出的一块便是神经衰弱——依据科维尔的说法，弗洛伊德注意到，它与现代社会的“正常”发展如影随形、完全不可分离——他还补充说，这一切深深地根植于现代人的异化体验当中。“所谓神经衰弱，”科维尔说，“就是一个主体渴望自由，但又与自己的过往历史发生冲突时所产生的自我异化感。”

说起分析异化的大学者，马克思当然是首屈一指，他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异化乃是内生性的、结构性的——例如，异化“迷失”或“受困”于产品之中，并通过商品得以具象化——异化不仅表现在许多显而易见的案例中（如血汗工厂中生产出来的耐克产品）——进而，从一种更加广泛、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发明系统都在以某种方式产生异化。

如帕冯·库埃拉（Pavon Cuellar）所言，“马克思第一个认识到这种异化事实上被容纳在了某些事物中，并且透过这些事物而得以道成肉身——亦即‘商品’（commodities）”（语出《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他接着指出，当这些“成为了膜拜对象的”商品被消费时，它们似乎就得到了维系，并许诺将会归还于生产过程中遭受异化而流失的主体性-社会性环节：“异化了的人丢失了他们幻想（或期待）能够在那些被崇拜的东西中寻回的部分。”

这种对于异化的理解切中了马克思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今，人们或许熟知他的资本理论——关乎资本主义当中的剥削、利润以及控制等问题如何持续地表现出来并翻新——但就我本人对马克思的关注而言，则侧重于一个经常被忽视或误解的方面，也就是他对人类创造性与生产性的核心地位及其重要性的强调——他称之为人类的“巨大生产力”——19世纪初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事实上已经对此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马克思指出，这种无穷无尽的创造性能量以及变革潜能在现有的体制下，已经直接地从我们身上被夺走了，并被转换为某种异在的（alien）、客体性的、具有奴役性并为我们所崇拜的东西。

重构欲望

他唤起的这幅图景就好比是母亲刚生下一个孩子——这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就马上被夺走，接着就被转换成了某种异类，成了某种类似于玩偶的东西——也就是商品。而他所在意的正是这位母亲的精神将会遭受何种影响。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乃是异化与不适的根源，是一种人类精神的极度错位（dislocation），而这构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此外，如帕冯·库埃拉所表明的那般，我们没法通过“买买买”来消除异化——也就是通过制造更多的玩具和娃娃——因为那本身就是异化发生的源头所在，异化正是在此获得具象化并不断重生的。

眼下人们也都广泛认同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乃是当今一揽子精神健康问题的关键因素，如成瘾和抑郁等。乔治·蒙比奥指出，“‘买买买’与抑郁、紧张以及关系的破坏有着紧密勾连。它不仅具有社会危害性，还会毁灭自己。”精神分析疗法专家苏·格哈特（Sue Gerhardt）对此一关联有过相当精彩的分析，她认为现代社会里的人们经常“混淆了物质福利与精神福利”。在《自私的社会》（The Selfish Society）一书中，格哈特揭示出消费资本主义极为成功且无情地对我们进行了洗脑，乃至我们的整个神经系统都受到其图景的重塑。“假如忽视了资本主义对我们的欲望和冲动的重塑乃至于营销，”她提到，“我们将会错过它的一些要害之处。”

我们还可以谈一谈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及其对精神疾病的影响，那就是不平等问题。除了精神疾病生产系统这一特征之外，资本主义还是个不平等的生产系统。皇家精神分析学会（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不平等是精神疾病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不平等程度越大，对健康的影响也就越恶劣。最贫困家庭的孩子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是最富有家庭孩子的三倍。精神疾病与剥削、低收入、失业、低教育水准、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以及高健康风险行为的增多有着密切关系。”

一些评论家甚至指出，资本主义自身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或思考世界的方式，或许可以径直视为一套“精神病学的”或病理性的系统。现代金融与企业体系与被诊断为临床精神病患的个体之间有着某些令人惊讶的呼应关系，许多分析者都曾谈到过这个问题。

譬如，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权威地位、发明了广为接受的“黑尔精神病量表”（Hare Checklist）的精神病学家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曾对记者琼·荣森（Jon Ronson）说：“我不该只在监狱里做研究。我原本应当花些时间去股票交易所里看看才是。”“但交易所里的精神病显然没有连环杀手的精神病那么严重，不是吗？”采访者问道。“连环杀手会毁掉很多家庭，”黑尔耸耸肩，“但企业与政治性的……精神病会毁掉诸多经济体。他们毁掉的乃是社会本身。”

病理性的机制

乔尔·贝肯（Joel Baken）在《企业组织》（The Corporation）一书中指出，上文提到的种种特征被现代企业组织系统性地吸收和整合——成为了它的基本组成部分以及惯常操作模式（modus operandi）。“企业的法定使命，”他提到，“乃是无情以及无一例外地追逐自身利益，无论这将会对他人造成何种有害的后果。”就此而言，企业从其法律定义上看就是一种“病理性的机制”，贝肯还列出了他在企业的病理学机制中所诊断出来的一系列特征（缺乏同理心、追逐自我利益、铺张浪费、低情商、攻击性、对社会漠不关心），以凸显企业组织本身就好比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病人。

为什么这一系列当代社会与经济实践过程产生了如此多的精神疾病和精神障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启蒙运动的一整套计划，尤其要关注诞生于那个时代的一整套人类心理学模型。现代资本主义源自一种十七世纪的人的观念，它是一种脱离联系的、不连续的、非接触性的自我——这样的人只被竞争以及狭义的“理性”自利所推动——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概念不仅驱动着整个启蒙计划及其经济模型，同时也为该计划背书。艾因·麦基奇里斯特（Iain McGilchrist）指出：“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两种思路认为，人类关系差不多只是以功利、贪欲和竞争为基础的，它们取代了那些基于联系和文化连续性的思路。”

现在我们知道这一自我模型是多么地错误以及如何具有毁灭性的了。新近的神经科学研究探讨了“社会性大脑”（social brain），此外，现代的依系（attachment）理论、发展心理学以及人际神经生物学的重大进展，也已经决定性地改写并修正了前面所提到的那个荒唐、过时且孤立的“理性”个体观——并且还透过对“右脑”主体间性、无意识过程、群体行为、大脑发展过程中同理心以及心智化（mentalisation，心理学术语，指一种透过表面行为认识他人精神状态的能力——译注）的角色，以及对情感与认知发展中的语境与社会化之重要性的研究，揭示出一种对人类发展与认同的远为丰富且更为精致的认识。

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尔曼（David Eagleman）发现，人类大脑本身就依赖于他人的大脑才能确认其存在并成长——他认为“我”（me）这个概念依赖于“我们”（we）的真实性：

“我们乃是一个单数意义上的大型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单个人的神经网络嵌入到了一个极为庞大的神经网络之网中。我们的大脑从根本上就是彼此相连并且相互沟通着的，个人的界限从何处开始以及在何处结束甚至都是不太清楚的。你自己是谁与我们是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以下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乃是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神经回路当中的：我们需要彼此。”

因此，依赖性与“我们”这种兼具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存在乃是不可分离、浑然一体的，它好比是我们这台主机中的电路：按照心理学家路易斯·科佐利诺（Louis Cozolino）的说法：它“使爱变得鲜活起来”。“没有单一的大脑这种东西，”科佐利诺的发现与另一位心理学家温尼科特（Winnicott）形成了共鸣，“大脑只存在于其它许多大脑构成的网络之中。”鉴于上述发现的诸多意义，某些人已经把这一新式的、对于相互依赖、双边合作以及社会性大脑等一系列深层结构的神经-科学认识统称为“神经马克思主义”（neuro-Marxism）。

看起来，资本主义根植于一套具有根本缺陷的、幼稚且过时的十七世纪人性观当中——它试图让我们自认为是彼此孤立的、自力更生的、不与他人接触的、竞争性的、去语境化的存在——一种无情无义的、非社会化的实体。这种自我观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所产生的危害已经不可胜数。

很多人相信并且被鼓励去相信如下看法：以上这些问题以及失序——精神错乱、精神分裂、焦虑症、抑郁症、自残——种种源自于一个“病态世界”（权且引用一下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心理学家，曾为荣格的学生——译注）的恐怖描述）的综合症乃是他们咎由自取的，而非这个世界本身的问题。“但如果你的情绪问题并不完全在于你自己呢？”，汤姆·西维尔森（Tom Syverson）问道。“如果它其实是我们的问题呢？如果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错误的社会呢？阿多诺的这句话或许是对的：‘人无法正确地去过一套错误的生活。’”

看起来，“错误地活着”的根源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与我们的心理与神经特质相抵触的社会与经济系统之内。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自己的内在与外在世界其实是频繁互动、相互塑造的，因此，与其将我们对社会与经济实践的理解同我们对心理学以及人类发展的理解割裂开来，不如将其合为一体，使其相得益彰。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不仅需要在政治世界与个人世界之间发起一场新的对话，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整合式的心理健康模型，更需要探索一种新的政治。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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