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8年，阿拉伯学者、天主教福音派改革者路德维克·马拉奇（Ludovico Marracci）首次翻译了准确的拉丁语版《古兰经》，他同时还翻译了一本反驳《古兰经》的著作，希望这两本书可以起到“帮助伊斯兰教抗争”的作用。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宗教冲突的解决方式不再是武器，而是“文字学”（philology），学者们运用语言科学将宗教文本和古老教义修改翻译至精确。文字学推动了新的《圣经》翻译和解读，并由此带来了教堂的分类。而马拉奇希望他准确翻译的作品能够产生同样的作用，协助改革派牧师质疑穆罕默德的言论。

然而，马拉奇的翻译并没有取得他预想中的效果。亚历山大·贝维拉加（Alexander Bevilacqua）在他的著作《阿拉伯语言共同体和欧洲启蒙运动》（The Republic of Arabic Letters Islam and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中分析了现代伊斯兰教研究的起源，及其在启蒙运动中扮演的中心角色。法国巴黎、荷兰莱顿、英国牛津的《圣经》批评家、迅速发展壮大的伊斯兰教学者都开始使用马拉奇翻译的《古兰经》，但不是为了帮助伊斯兰教抗争，而是为了学习和研究。马拉奇的作品成为了更多翻译和历史作品的基石，最终在18世纪引领了不同学派、伊斯兰教语言和文化在欧洲的成立。

亚历山大·贝维拉加的著作第一次带领我们领略了这段历史。在17、18世纪，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吉本等思想家研究并批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欧洲的伊斯兰教研究赋予了全新的重要性。宗教可以进行对比这一想法，成为了“宗教容忍运动”的开端；这一学说由17世纪的宗教研究学者发起，最终成为伏尔泰、威廉·佩恩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思想来源。他们坚信，穆斯林理论家应该拥有向费城市民传授宗教的自由权利。 

这本书向我们证明，伟大的哲学家也可以是富有创新想法的思想家，他们严肃地把伊斯兰教看作一种宗教，但最终却没有足够的学术技巧在欧洲充分挖掘伊斯兰教的潜力。相反，鱼龙混杂的学者们拒绝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研究学科，他们各自的学术研究也受到了压迫和影响；与贝维拉加的主张相反，学术圈并不一直是美好的。 

贝维拉加书中的两名主角于17世纪开始向欧洲阐释伊斯兰教。安东·加兰（Antoine Galland）是一名东方学者、考古学家，他翻译了《一千零一夜》，巴托洛缪·狄赫伯楼特（Barthélemy d'Herbelot）同样是一名学者。加兰1646年出生，家境一般，他可以流利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在路易十四的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的指令下，加兰于17世纪70年代与法国驻伊斯坦布尔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完成了寻找稀有东方手稿以完善皇家收藏的任务。柯尔贝尔的目的并不是建立一所藏满东方作品的著名图书馆，而是通过法国王权与新教徒、与罗马教会税收和司法权之间的冲突，收集更多的军火。 

加兰在伊斯坦布尔寻找文学记录，为路易十四的宗教冲突寻找合理的解释，并满足他自己对于学习的渴望。他很喜欢这段经历，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描绘为“充满着数量令人难以置信的书本，可与埃及、叙利亚、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地媲美”。他成功把这些宝藏带回国，丰富了皇家图书馆的东方手稿收藏。 

1670年，狄赫伯楼特加入了柯尔贝尔的学者队伍。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写道，狄赫伯楼特的作品对于帮助“树立”伊斯兰教在西方眼中“臭名昭著”的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狄赫伯楼特的学术作品则有着更微妙的差别，他完成了一本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内容从穆罕默德一直覆盖到波斯著名国王，他自称是“了解东方的通用字典”。“里面出现了不少王子，有的杰出、优秀、显赫，”加兰这样评价狄赫伯楼特的作品，“其他则或是非常虚荣，或是利欲熏心。” 

狄赫伯楼特同样可以流利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他的作品中囊括了完整翻译的诗歌，甚至包括一些宏伟的神秘童话。他还列出了所有和东方有关的历史、科学、艺术、文学传统、神话、魔术和诗歌，也有一部分关于著名军事领袖的故事。他的作品取材多样，既包括16世纪文学学者Ibn Khatib al-Qāsim的伊斯兰文学选集，也有17世纪土耳其学者Kātib Çelebi的作品。狄赫伯楼特的目的，是让欧洲学者更容易了解这些与伊斯兰教相关的研究。马拉奇曾企图攻击伊斯兰教，但狄赫伯楼特与其相反，在实现他自己被压抑的理想与创造欧洲最严肃的伊斯兰世界百科全书之间取得了艰难的平衡。 

狄赫伯楼特于1695年逝世，加兰重新修订了《东方百科全书》（Bibliothèque Orientale），并于1697年将其出版。在致谢页中，加兰感谢了路易十四，称本书会让他的统治“再现风采”，同时展示了法国正在如何追赶“亚洲最为强大的国家”。这本书的内容在其他地方都无迹可寻，学者们为此感到惊讶，这本百科全书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不为人知的伊斯兰世界的窗户。 

如果说狄赫伯楼特在对待伊斯兰材料时同时做到了尊重和系统性，那么其他启蒙哲学家们并没有做到。混杂政府、文化对比和政治自由的绝对拥护者孟德斯鸠，就极为讨厌这本书，误认为这本百科全书是在赞美“东方专制统治”。孟德斯鸠忽略了狄赫伯楼特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如苏莱曼一世（Süleyman）对宪法的遵守，反而认为伊斯兰国家都被暴君控制，缺乏宗教独立性。 

孟德斯鸠似乎把书中对王子的赞美，视作了对路易十四专制统治的辩护或宽恕。贝维拉加的书中缺少了对狄赫伯楼特和加兰所处的混乱历史背景的介绍。这两位学者深知他们在为压迫性政府工作；也都曾获令为路易十四的压迫和法国清教徒的暴力驱逐行为找到合理的宗教解释；他们也知道柯尔贝尔会破坏那些不忠诚的学者的职业道路，所以他们极力让《东方百科全书》符合皇家政策和路易十四的政权，也许正因如此，狄赫伯楼特才会把一部分的重点放在王子和诗人的浪漫行为上。 

他们共同做出决定，服从法国政权的宗教偏狭。确实，其他学者或是退出了学界，或是逃亡到了更自由的荷兰，而不是选择像加兰和狄赫伯楼特那样合作。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法令》（Edict of Nantes），让新教徒们得以平静地居住在法国。路易十四要求新教徒或是改变信仰，或是根据“一个国王，一种信仰”的规则离开他的国家。为了强迫新教徒做出选择，路易十四在教徒的住处安排了训练不足的军队，他们强奸、掠夺、折磨甚至谋杀那里的教徒。这是宗教清扫的继续，事实证明很有效。超过二十万新教徒逃离了法国，也有证据表明这一数字可能更高。 

加兰和狄赫伯楼特当然知道他们的作品是在为暴行辩护。加兰住在路易十四最残暴的一位监管者尼古拉-若塞夫·福科（Nicolas-Joseph Foucault）的家中，这位监管者白天清扫新教徒，晚上支持加兰的学术、东方研究和考古工作。在柯尔贝尔的要求下，福科掠夺过清真寺的档案馆，并威胁其管理员。他还在法国加昂（Caen）重建了科学、艺术与语言学院（Academy of Science, Arts and Letters），并成就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图书收藏之一，其中就有许多加兰收获的东方作品。加兰和狄赫伯楼特推崇的是“公平”、“反派系”的学术，然而他们却目睹了17世纪80年代暴力行为的高潮，并为其统治者效力。 

贝维拉加在书中用大量的细节描绘了伏尔泰不满孟德斯鸠的攻击，并为狄赫伯楼特进行辩护的历史。尽管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一直批判伊斯兰教，但他却认同《东方百科全书》的学术价值。比较宗教的许多作品，比如伯纳德·皮卡特（Bernard Picart）和让-弗莱德雷克·伯纳德（Jean-Frédéric Bernard）的著名雕塑作品《宗教庆典和世界上其他人民》（The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Customs of All the Peoples in the World ）就提到了狄赫伯楼特的名字。到18世纪，伊斯兰研究逐渐成为了学术研究的重点。欧洲最古老的东方语言学校尼泊尔大学仍然保留着原址，自1732年建立以来，其图书馆馆藏已超过六万卷。 

今日的尼泊尔大学被各种学生活动填充，似乎已经忘却了那些曾导致伊斯兰与西方对抗的各种冲突。现在，我们需要一本书来才能了解西方对伊斯兰教的研究起始，而这就是贝维拉加所做的。很少有学者在语言和文化上像他一样专业，而贝维拉加和他笔下所描述的传统一样稀有。17、18世纪的伊斯兰学者已经非常勇敢，但他们的大部分学术成果却多无法留存下来。这意味着，启蒙运动的任务仍然是正在进行的一场奋斗，仍需要我们重视并抗争，尤其是在面对暴力、偏狭和专制统治之时。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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