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吃不上十顿肉，家里除了课本几乎看不到其他带字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70年代初出生于江西农村的少年史杰鹏爱上了诗歌。

他写过一篇文章《读诗词的回忆》，回想初高中时的自己对古诗词有多么狂热。有一次，有同学在茶话会上朗诵《将进酒》，史杰鹏发现世上竟有这么好的诗，磨了好几天从同学处借来了《李白的故事》。书拿到手，他慌慌张张飞速把这首诗背下来，唯恐被别人看见抢了宝。由于买不起书，他就时常站在新华书店的书架旁边强记，李煜的《虞美人》《浪淘沙》、李白的《蜀道难》这些诗词都是这样背下来的。

攒了些零花钱后，他买下了《宋词》《诗经选》《楚辞选》，可是父亲却认为这些书无外乎“淫词艳曲”，盛怒之下把书撕成了两截，史杰鹏只能含泪偷偷捡回书页，重新粘上藏好……

与很多诗词爱好者不同的是，史杰鹏并没有止步于读诗和背诵。在阅读古代文学的同时，他受到《人间词话》作者王国维的影响，投入了对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钻研之中。他发现，世面上不少学者的古诗译注都有问题，常常不够精准，而且“你抄我我抄你”。

离开高校之后，史杰鹏开设了一门网课——“从诗三百到姜白石——古文字学者‘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梁惠王”这个艺名，最初是他在诗词论坛上为自己随便取的，现在已经变成了他的学生和粉丝口中的“大王”。史杰鹏告诉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这个课程卖了近两千份，只有两个人要求退款——他们认为这不是他们想听的内容。“他们想听的，估计是市面上比较口水化的内容，我的不适合，他们也听不懂”。不久前，在这一课程教案基础之上完成的图书《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出版了。

一、“市面一些诗歌注释你抄我我抄你，我想传递精确信息”

界面文化：从书里面可以看出，你从小就千方百计找来古诗词来阅读和背诵。诗词对于你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你又是怎么想到要开古诗词二十讲的课程的？

史杰鹏：喜欢古诗词是一种天性。我从小看语文课本上的诗词，“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觉得古人的生活质量也不差，技术也可以，能建那么高的楼。而且有插图，图上的古人仙风道骨，在山间采松子，感觉很浪漫，带给我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就特别想要找古诗来读，但那时候没有网络，找一本书非常难。现在我还是认为，古诗词是我很重要的精神食粮，每次读都很满足。

2014年我出版过一部小说《楚墓》，有很多场景描写是比较古典诗歌化的，里面还嵌入了我自己填的几首词。陕西一位检察官网友非常喜欢这本书，觉得很有古典诗词的感觉，是他喜欢的知识分子小说，他为这本书写过十几篇评论。去年暑假之后，他就告诉我，有很多朋友都想听我讲诗词，希望我可以开个小班，他们可以付费。后来另一个朋友说，不如面向更广大的人群，我随口答应了。他怕我懒散，特意跑到我家来，让我当场敲定了所讲的诗词，催促我必须在几周之内开课。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写稿子。由于我口才不是很好，每次讲课之前，都会把稿子写得非常详细，一小时的课会写好一万字左右的稿子。这次出版成书，我又对一些内容进行了修订。

在大学里，我没有教过古诗词。因为大学开课都是要申请的，需要上面批准，基本不允许开本专业之外的课。我的本业是小学，上课讲的是出土文献、古文字学和音韵学。前年我向学校报了一门“《楚辞》课”，没有得到允许；现在倒好，我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只要有听众付费。

界面文化：你是怎么选择诗人和诗作的？一些大诗人——比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高产诗人，你都只各选择了五首诗作，而光是《古诗十九首》中就选择了十首，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为什么整本书到南宋文学家姜夔就结束了？

史杰鹏：我特别喜欢汉代的东西。古书里我最熟悉的就是《汉书》，比《史记》要熟，平时读的汉代出土文献材料也比较多。那些材料基本都是司法文书和案卷，描写当时的普通人的遭遇，以及官员如何断案，有很多生活的场景，在正经的史书上都看不到的。《古诗十九首》也是写普通人的家常生活，有一种悲凉感，也很亲切。我读到它，脑海里仿佛就会出现汉代人的生活画面。当然这也和我的经历有关，小时候我在乡下，也没有电，也吃不上肉，和汉代可能也没有太大差别。我后来写汉代的小说，常常写这样的场景，也是源于我的生活经验。

我中学时候不大喜欢姜夔，因为他喜欢自度曲，押的韵入声韵比较多，读起来不顺口。但在大学之后有了音韵学的知识，觉得也别有一番滋味。姜夔的词一般被评价为“清空”，“野云狐飞，来去无迹”。他描写的那种意境，人必须在有一定社会阅历之后才能够理解。他是我最喜欢的宋代词人之一，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以他压卷。当然宋代以后也有一些好的诗人，比如清代的龚自珍。但是因为在大学里一门课也就是二十讲，觉得已经够累了，不想再讲下去。以后有机会的话，当然还可以继续讲。

界面文化：这本书有非常学术的部分，但也有日常的大白话甚至流行语，比如白居易关心时事是“就公共问题发言”、李白是谢脁的“脑残粉”等等。这样写作是出于什么考虑？

史杰鹏：讲到《诗经》和《楚辞》的时候，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理解文字，和唐宋诗词不一样，它们很古奥，需要解释。目前市面上出版的一些《<诗经>译注》、《<楚辞>译注》都不够学术化，主要原因就是作者不懂小学，于是注释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于是我想，我讲先秦诗歌，一定要给读者传递精确信息。在这方面，我也不敢说自己一定正确，但作为一个念小学出身的人，我在字词解释方面可能比大多数作者的修养要高一些，至少知道哪种说法更有道理。

但同时，这多少也是有点儿商业性质的课程，虽然学术性重要，但通俗易懂、迎合听众也是必须的，所以我经常举很多通俗的例子，尽量多用比喻，尽量讲得生动有趣些，让大家都可以接受。只是碰到需要精确传递的东西，我也不会妥协，希望能够借此提高普通读者的古代汉语修养，至少告诫他们，以后看到其它译注的时候，不要盲目相信。

二、“很多人心灵贫瘠，把伟大者想象得和他们一样平庸”

界面文化：在《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这本书里，你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擅长做官的人，文学才华都不高。好像文学和做官是一对矛盾，不是也有王维、欧阳修这些人吗？

史杰鹏：我感觉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但在书中我也说了，并不是绝对。王维、欧阳修现在看来都不算最顶尖的作家（当然只是我个人看法），李白、杜甫、李贺、白居易、苏轼才是最顶尖的。李白没有当过官，杜甫怎么也考不上进士，李贺估计也够呛。姜夔、晏几道、蒲松龄也考不上。我觉得最伟大的作家好像考试都不太行。也许是他们的心灵太丰富，思维方式和别人不一样。而考卷都是标准化的答案，答得太丰富，就进入了文学层面了，考官如果无法欣赏文学层面的东西，就会觉得写得不好；或者即使其中有人能够欣赏，也不能自作主张，必须和考官商量。不是所有人的心灵都那么丰富，再说评卷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最后很可能是干脆刷下去算了，取标准化的答案。

界面文化：但很多诗人又很想做官。

史杰鹏：这和文化传统有关系。诗人从小读四书五经，人们对他们有期待，觉得读书人就应该去治理国家。而对于读书人自己而言，只有做了官，才能过上好日子，才能欺负别人，不做官就没有薪水，只能被人欺负。因此，不论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还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也必须要做官。这是家族和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不一定完全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当然也有陶渊明这样的反抗者，实在是受不了每天朝九晚五上班，他也不懂得怎么讨好上司，上班也不痛快。那时又没有《为首长服务的艺术》这种书看，无法提高这种能力。李白、杜甫其实也是这样的心灵反抗者，他们想做官但是做不了，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去奉承别人。虽然李白写东西的时候是很会奉承别人的，但是现实中，不一定真能做好。

界面文化：诗的常态或许还是歌功颂德，你选的诗其实不是常态？

史杰鹏：选这种诗多没劲。这也说明时间是公平的，你现在很得意，上蹿下跳，但是你写的东西未来大家不会去看。老百姓虽然是崇拜权势的，但是潜意识中还是有一种特立独行的需求，不会喜欢读老干部写的东西。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批评儒生用“时刻讲政治的眼光”去看《诗经》这样的作品。你认为古代儒生这种错误的读诗方式是怎么形成的？

史杰鹏：不管什么时代，平庸的人总是占大多数。读书人也是这样，有才华的其实也是占少数。很多人虽然读了书，但是心灵很贫瘠，不能理解人性的丰富，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自己写不了艳情诗，看到欧阳修这样的人写艳情诗，就会本能地为他辩护，找理由说那是别人写的，是栽赃。他们觉得欧阳修应该是“我们的人”，但实际上欧阳修不是他们的人。这种错误的读诗方式，就是把伟大的人也想象得和他们一样平庸，使劲往他们自己身边拉，可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

把爱情诗解读成政治诗，有文以载道的需要。这些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觉得诗人不应该写爱情诗这种东西，但《诗经》是文化经典，又避不开，不能不讲，只能往政治诗这个方向解释，才能说服自己、说服别人，否则就怕教坏人心，领导也不满意了。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这种读诗的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

史杰鹏：从战国以来，特别到了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儒生就开始这样解读了，这也是政府对他们的要求。西汉时代，儒术成为主导思想，也是经过了一番竞争才胜出的，那么多流派，最后由皇帝加以抉择，就是因为儒术对于加强统治有用。皇帝养着儒生，不会白养，如果你对我的统治没用，我就必须换人。儒术可以发挥洗脑作用，可以让皇帝随心所欲除掉想要除掉的人。比如人家说了一句话，就可以说那人道德上有瑕疵，把他给杀了。当时连汉文帝的老婆窦太后都觉得，儒生的残酷比商鞅还厉害。后来发展到“春秋决狱”（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由西汉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主要是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和定罪），腹诽也要杀，也就是说，有些事，你想都不能想，想了都犯了死罪。余英时说，这是儒家为了迎合皇帝的法家化表现，先秦时代的儒生不是这样的。

这一切结束是在西方思想传过来之后，民国上演了《子见南子》这样的话剧，把孔子拉下了神圣的殿堂。所以我们说，五四的成就无论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很多人觉得五四消灭了传统文化，但是实际上，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不会知道道德杀人的可怕。清朝的戴震说过：“以法杀人，犹有怜之者；以理杀人，其谁怜之。”这有点像加缪写的《局外人》，母亲死了，主人公竟然不当一回事，还跑到外面去玩，群众的道德感就被激发出来了，都高呼杀了他，没有人因此有道德歉疚，都觉得理所当然。

当然古代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唐代的时候还算宽容，白居易批评了军队，也没有把他抓去法办。换在魏晋时代，这种人很快就会死掉。唐代松一些，宋代又紧一点，元代又松了，文人写反诗，元代统治者不在乎，觉得文人能有什么用，就是发发牢骚。明代就不行了，清代就更厉害。同一个朝代，不同皇帝当政时，情况也不一样，要看统治者的心情。

三、“最上乘的诗歌，是三分随便七分炼字”

界面文化：你说，“古人认为不值得描写的琐事，却是我们今天认为最有价值的，比优美但可有可无的诗歌更有价值。”琐事为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呢？

史杰鹏：琐事就是生活。很多人认为琐事没有什么价值，普通读者看网络小说就是看一点传奇故事，喜欢看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你打来我打去，没有任何生活场景的描写。但是，一个灵魂比较丰富的人、阅读惯了纯文学作品的人，可能就不大习惯这样只有情节、没有任何生活的东西。金庸小说里的人不生活，他们出生的目的好像就是练武、打打杀杀，都不用吃饭。夏志清说，自己在酒店里无聊，手头没用书看，翻遍酒店抽屉，终于翻到一本金庸的小说，但怎么看不下去，他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就是这个道理。

界面文化：你在书里引用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的话说，文学就是把大家常见的东西写得很有意思。你说自己判断有没有意思是看重思维方式。这该怎么理解？

史杰鹏：“有意思”有两方面的内涵，首先就是思维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比如画一个独眼龙的国王，如果你就画成独眼龙，国王肯定不高兴，但是画他射箭的时候，睁着一只眼就不一样。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有的人写成了流水账，有的人写得又引人入胜，有种“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感觉呢？因为思维方式不一样，切入点不一样。

我们看短篇小说，最难读的一种短篇小说，就是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按照顺序写，像流水账，看得人昏昏入睡。会写作的人，一般会找到这件事里最深刻和最让人触动的东西，从这里切入，中间来一些顺叙、插叙，来一些联想，偶尔加一些议论，就会很丰富，很有层次感。写诗也一定要和别人思维方式不一样，不然的话，就写不出文学性的东西，只能写一些“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之类的破玩意。哪怕是歌颂领导，也有歌颂得好的和歌颂得不好的。古代人的诗集里有很大部分都是老干体，比如陪着皇帝去游览啊、参加皇帝的生日爬梯啊，于是写诗祝贺之类，但也有写得好的，比如“万国衣冠拜冕旒”，至少能写出一种气势来。

“有意思”的第二点是语言表达。语言表达要经过不断的训练，用词不能按照常规，要出人意料。我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说俄国人的愚昧让我叹为观止。有一个跟帖说，你这种用法是错的，因为叹为观止都是对很美妙东西的赞叹，我是中学语文老师，我很了解这些。我认为，这人就是思维方式被禁锢了。用本来正面的词来讲一个反面的东西，会产生一种独特的修辞效果，可她不理解，看不出意思来。另外就是词汇的要求，如果一个人的汉语词汇只有两三千，可以写论文、随笔，可是离写诗差得远了。因为写诗对文字精准的要求非常高，特别是古典诗词，除了意思要表达清楚之外，还有格律的要求，选一个字是很难的。很多人能写白话诗，写不了旧体诗。

界面文化：那就是炼字，但你不是说“最上乘的语言，总是写起来带三分随便的”？

史杰鹏：那还有七分不随便呢。不随便就是炼字，就是不断地删改、修改，李白、杜甫都炼过字，我们现在看到的李白诗稿的不同版本之间差异很大，一般认为，有的是原稿，有的是修改稿，说明李白写诗很认真，很多都经过了精心的修改。但他们也有三分随便，很多诗就是脱口而出，但就是写得好。如果所有的文字都是锤炼的，缺少那三分随便，恐怕也很难写出好诗，所以说，还是要有一定的天赋。

四、“传统文化产业的市场很大，骗子们也蜂拥而出”

界面文化：你说中国广大的古代文学史教授群体之中有很多“不懂得作诗的外行”，这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的？          

史杰鹏：刚才也说了，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整个知识阶层的从业者80%都是庸人。不要以为读到博士的人都很厉害，我见得太多了。这有天分的原因，大部分人可能不能理解文学性的东西，也有一部分人是书读得太少。教授的身份不能说明什么，也可能是死读书上去的，不一定需要有什么创建，只要按部就班写论文，注释规范，想办法发表，就能不断升职。我知道的一些古代文学教授，没有几个会写诗，甚至连什么是好诗都看不出来。每年高考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孩子作文写文言文，被报纸炒得火热，编辑就会找大学的古代文学教授来评价，我见大部分教授会说，写得太好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们自己就写不好，没办法辨别好坏。

对于文学作品，文学评论家可以借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进行工业化的流程评论，这没什么关系。但是指导别人写作，则一定自己要会写作，不然就无法真正地领略写作的甘苦。美国那些教创意写作的老师，本身基本就是作家，但中国的类似老师，很多自己根本不会写，或者写得稀烂。不会写，怎么知道写作到哪里是难的，哪些地方是容易的呢？写的过程中会领略很多东西，不管写的是诗歌还是小说，文学都是相通的。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好的古诗大多是大白话，没有矫饰。但是现在的口语诗又很泛滥，遭到批评。如果把新诗和古诗词进行比较，你觉得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史杰鹏：有没有诗味，不是看否是大白话，而是看有没有内涵。《古诗十九首》都是大白话，但有内涵，能够从文字中看出被生活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感觉。诗歌中有一些体验，也是别人想不出来的，比如“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有心灵的敏感，用白话写出来，这是好诗。如果没有心灵的敏感，写一些大家都能表达的东西，那就是坏诗。诗写得好不好，还是看心灵（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是不是丰富和敏感。其次才是语言。

我读新诗读得很少，但白话的新诗也有一种韵味，有点儿像国外的短篇小说。比如说，在我们心目中教师很崇高，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描写他看到的中学老师，他们的语言、表情、生活都和普通人一样平庸和猥琐，读起来就很有文学性，因为它有一种颠覆感。有的白话诗把看似崇高的东西进行庸俗化表达，就可以看到对崇高的消解，这就是有诗味的。

界面文化：你还写道，我们写不出古诗，也无法用古诗体创造出现代的名作。那么，今天的写作者会向古人那里寻找什么？

史杰鹏：古诗的审美已经固定化了，它描写的东西一定和农业社会有关；如果描写工业社会，就和古典的审美格格不入，怎么写都写不出那种意境，因此必须创造出一种新体来描写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不一定要向古人那里寻找什么，通过读古诗来提高审美趣味，就行了。心灵逐渐丰富起来，才会和别人想法不一样。一个人心灵丰富到什么程度，就会特立独行到什么程度。心灵贫瘠的人，不可能和别人不一样。

界面文化：现在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有很多古诗词相关的综艺节目，你是怎么看的？

史杰鹏：大部分是当作产业来做，纯粹是挣钱的，由于市场很大，于是骗子们也蜂拥而出。曾经有私塾聘请我刚毕业的研究生去教书，这位学生后来告诉我，去了之后发现上当，老板基本是半文盲，穿着长衫，神神道道的，请一些古典文学、古代文献的学生去教课，带着一些十来岁的孩子，像疯子一样朗诵，有一点儿神经病的感觉。这些私塾很多在山里，搞得神神秘秘，真有不少家长受骗，把孩子送进去，而不接受正规教育，真的毁人。很多国学节目也是这样，因为有商机，就一窝蜂往上涌。我认为这些节目大部分是垃圾，因为有很多本身水平不够的人在讲。其实不要说他们了，就是不少正经大学的古代文学教授，写一首诗词也往往平仄不对、狗屁不通。

古典诗词还算是好的，虽然有很多骗子，但读一读，多少还能提高审美；至于有些别的传统玩意，完全是沉渣泛起，挺害人的。我总感觉中国人真的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这是重复以前的愚昧，在外国人看起来，我们还是像一群猴子。以往一百多年的教训已经够大了，如果我们还不吸取，那真的会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