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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的性起源

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了解有性生殖起,这种对女性的压制就产生了。一旦有生育能力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性行为和生殖目的区分开来,“性别”本身的意义也变得摇摇欲坠。

《情人》,绘于1597年,莫卧尔王朝时期。画家:宫廷画师马诺哈尔(Manohar)。图片来源: Freer Gallery of Art/Wikipedia

“这个世界总是属于男人的,”西蒙娜·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中写道,“而至于为何如此,现在提出的所有原因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很显然,女性的才智和能力都毫不逊色,但为什么长期以来父权制占据性别支配的主导位置呢?对很多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对于社会控制的其他形式,男性也拥有同样的特权。因此,对父权制的抨击总是以争取权利、改变社会议程的形式进行的。然而,在我看来,用“社会权力说”来解释性别统治从根本上说还存在很多缺陷,理论太过单薄,缺乏信服力。

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也提出了一种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宣称这种制度化的性别支配是无可避免的——然而这是个谬论。我在论证的时候必须严谨一些,免得这个说法听起来无懈可击,反倒洗白了性别统治。我认为,性别统治经过制度化成为惯例,这是在人们试图弄清楚人类繁衍的漫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且时常伴随着痛苦。随着人类生殖繁衍的原理逐渐浮出水面,生殖和性爱也逐渐分离,通过性爱结合而组织起来的人类生活方式也出现了。

近几年来,全世界范围内对同性婚姻大规模的反对已经蒸发不见,而且速度惊人。可靠的节育措施、安全合法的人流手段和新型家庭关系的组建,削弱了繁殖和养育后代与有性生殖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为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工作岗位上男女分工的界线,正在一点点被擦去。这些进步不仅仅是“平等”、“尊严”等道德原则被引入社会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全人类长期以来自我教育和反思的结果,从人们尝试理解《创世纪》里“多子和多样”的概念开始。

在古代历史的某个时期,人们“发现”了我们是通过性行为繁衍后代的——人类的生命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意义重大的活动完成的,而且对彼此相互负责。我们领悟到这一点的“方式”本身,一定是通过注意感受我们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爱抚对方的。同时,既然我们作为人类,明白了自己如何繁殖后代,那么我们繁衍的方式也必然随之发生巨变。

我们的祖先一旦明白,不仅是某种行为能带来子孙后代,而且只有特定的人群、在人生特定的阶段才能生育孩子,那么一个深刻的社会两性分化就确立了,而且这种分化建立在对女性的限制上。我认为,父系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并不是来源于波伏娃所说的“支配女性的欲望”,也不是朱迪斯·巴特勒所认为那样,把女性性别(gender)的定义完全归因于女性身体的生理性别(sex)。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了解有性生殖起,这种对女性的压制就产生了。

当然,有性生殖在当时乃至今天都一样奥秘繁多,比如流产、多胞胎或是孕期痉挛。长期以来,人们对有性生殖的理解就只是“一定年龄范围内的女人在与男性进行性行为后能够生育孩子”。这种有限的认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如果我们进行性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繁衍,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换言之,如果性行为不会带来新生命,那我们又是为了什么?

从柏拉图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个问题时常萦绕在一代代思想家脑际,他们思考探讨,反复推敲。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进行性行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要证明它不仅仅是对我们的榨取,或是反驳这么一种说法:人们仅仅是为了繁殖天性而“遭受”或者“忍受”性经历。我们要明白,性是动作行为人的自我表达,我们不仅“经受”了性行为,也是性行为动作的发出者。

可悲的是,性行为这种必然之事——即便不仅是因为被超出自己能力控制范围的欲望所驱使——轻而易举地通过将性别统治制度化实现了,于是人们给性别等级扣上了“主动”角色和“被动”角色的帽子。当我们想到不可计数的“启蒙”,人类长期以来经历着体验着的深刻而持久的生活方式时,不由得惊惧不前了——人类社会对男童女童系统地、标准化地虐待;卖淫和性交易;妻子和情妇;社会默许的性骚扰和侵犯……至此,我们可以推断:所谓“性行为”是通过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征服和镇压来实现的。

时至今日,“生殖”和“性别统治”依然是解释人类性行为的最有效方式。只有当人们开始明白自己在性行为中的爱人角色,并且努力了解对方、满足相互对亲密关系的需求时,早期的那些霸道理论才能被撼动。换句话说,男女情爱是一项社会历史性的成就——它是“有性生殖”的生理需求和“性别统治”权力逐渐溶解的结果 ,解释了人们的性行为在繁衍目的以外的意义。

性爱和因此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安全合法的避孕和堕胎方式。同时,一旦有生育能力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性行为和生殖目的区分开来,“性别”本身的意义也变得摇摇欲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能更加关注“情爱”之事了。在我们当下的社会,堕胎和避孕成为可能,生育医疗技术也推陈出新——也就是说,由于我们能够从生理意义上的繁殖任务中暂时解放出来,工作岗位的性别分工也逐渐溶解,我们没理由再将爱情看作是基于性别的。在这个时代,这些历史性的转变也让人们逐渐接受了同性家庭和性别不确定性。

此外,情侣之间对亲密关系的要求不仅仅是个人私事,而是一种具体可感的社会制度更迭,比如婚姻权利的扩大化、反歧视法规、变性群体的融入和适应社会以及女性权利的扩大。进行性压迫的新的特权阶级和在性爱权力基础上建立的新型家庭关系都在持续生长。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爱人,如何相互爱抚——这不单关乎对相互价值的肯定,不仅仅是互相理解,也不仅反映了既有的“权力结构”,我们同时也在试着理解两人的相同之处,有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价值和承诺中间巨大而痛苦的转变。

本文作者Paul A Kottman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副教授,2017年出版新书《作为人类自由的爱》(Love as Human Freedom)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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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eon

原标题:The sexual origins of patriarchy and the radical power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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