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

作者：（日）唐纳德·金

译者：孙建军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3月

 

1685年，荷兰通商使节访问北京，在清朝皇帝面前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三跪九叩。荷兰人认为，只要能够获得利益，就可以做任何事。而在同时期，荷兰成为了闭关锁国的日本所允许的两家通商伙伴之一（另一家是中国），原因是只有荷兰人可以忍受当时日本的通商管理：被封锁在长崎的出岛这样一座仅有两条被监视的通道通往陆地的小岛上，不得与日本平民交往。

当然，并不是说荷兰人对于任何外邦都有好脸色——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荷兰人的殖民统治比英国人在印度实施的更加残暴。

17世纪至18世纪初，日本曾采取非常严厉的文化封锁政策，封锁对象不仅包括欧洲传教士带来的宗教读本，而且还有科学读本，甚至欧洲人用汉语写作的书本。这一政策在1720年被放宽，原因是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本人对于数学和天文学很感兴趣。又过了20年，德川吉宗安排亲信学习荷兰语，并解除了知识阶层学习西学——具体来说叫做“（荷）兰学”——的禁令。在那之后的近百年里，日本知识阶层中的一些佼佼者通过荷兰人，对于世界局势、近代科学有了一定的了解。

当然，正如著名的日本学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深专家、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加入日本国籍的唐纳德·金在其所著的《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相比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实在不算是什么好老师。荷兰不是人文科学的重镇，更不谈上拥有多么显赫的自然科学成就，而在17世纪中期以后，“海上马车夫”早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夸耀的霸权地位。那些愿意颠沛流离到东方谋生的荷兰人，在学识上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兰学”的兴起，很快就在当时引发与日本儒学的激烈辩论。《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书中介绍指出，兰学派对儒学派的攻击，从攻击中国（儒学的发源地，日本大多数传统文化的来源地）开始——这种攻击不惜夸大欧洲文明的历史，将古埃及文明的历史等同于荷兰、俄国、德国、英国文明的历史，然后宣称因为欧洲大国历史更悠久，所以就要比只有不到4000年历史的中国更加优越。更有甚者，宣称日本人在汉字传来以前，就拥有了文字。

18世纪后期，一个虚假的威胁，出人意料的起到了促使日本人加速学习“兰学”的作用。一位来自于原籍匈牙利的冒险家莫里斯·贝尼奥斯基，本是关押在俄国远东的囚犯，伙同他人发起暴动，窃取船只后漂流到日本，给当地人说自己来自于奥地利，其后又不断变换国籍和身份，告知日本人以及居留在长崎出岛的荷兰商人，俄国已经发动侵略日本的攻击。这个虚假情报让幕府感到十分紧张。因为在此前，沙皇俄国的确多次派遣使臣要求与日本通商，但被幕府拒绝，非但如此，那些为俄国使臣和商人提供与幕府联络便利的日本人，也会遭到惩罚。《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书中指出，莫里斯·贝尼奥斯基的虚假来访，刺激使得日本加剧锁国状态，政治方针变得更加保守，但日本知识阶层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些抗拒西学，他们意识到日本的孤立很可能很快被打破，所以日本必须在技术和军事上与欧洲做到平起平坐。幕府1811年建立了专司翻译荷兰科学书籍的机构——请注意，这早于恭亲王在北京建立同文馆的1861年整整早了50年。

《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书中深入讨论了日本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两位兰学大家司马江汉和本多利明为代表的兰学家的关注问题。说来有趣，相比东亚的其他国家，日本更快的接受西学，是因为西方绘画获得日本的文人阶层的认同，他们希望将画像西洋人一样画得逼真，而不是中国和日本长期流行的文人画（神似而非形似）风格。司马江汉引入了西方画法，将之用于地图绘制。

本多利明深入学习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测量，也间接的了解到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这使他成为了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最为重要的西学家、兰学家。本多利明所处的时代，因德川幕府因长期闭关锁国而长期处于经济凋敝，将军住所江户甚至长期缺粮，许多平民甚至因为得不到粮食不得不杀害自己的孩子。本多利明在当时就建议日本要发展海运业，积极学习荷兰、欧洲的航运技术，这不仅有助于解决日本各地因交通不畅所导致的缺粮与粮食滞销现象并存的问题，而且还能使得日本抓住远东区域北部的权力真空机会，将名义上属于俄国的勘察加半岛甚至东西伯利亚等地区都纳入日本的统治。本多利明的主张其实代表了18-19世纪日本政治、知识精英的共同观念。

梁启超曾著文提出，1851年，被清政府查禁的《海国图志》传入日本，被日本人惊为天书，认真学习，这为后来的明治维新打下了基础。这种说法其实至少是严重夸张的，因为《海国图志》所载的主要内容，早在几十年前甚至100多年前，就已经由荷兰人或翻译西学的日本人引进到了日本；而沙俄的滋扰更使得日本在18世纪末期就开始依照自己的理解加强了海防。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所谓19世纪后期中日两国同时变法维新，却迎来不同结局的说法，根本就是不正确的——明治维新以前，幕府官方和日本民间学习西学、兰学为时甚长，这为后来的维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清代洋务运动的开展，却没有这样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