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8中国合规及反商业贿赂调研报告暨中国年度合规蓝皮书》主笔、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尹云霞在公司法务年会上发言。 杨晋峰 摄

法治周末记者 蒋起东

5月5日，由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和方达律师事务所联合策划的《2017-2018中国合规及反商业贿赂调研报告暨中国年度合规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在第七届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北京)上迎来预发布。

报告主笔、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尹云霞表示，蓝皮书每年的调研都会通过问卷调查、和企业的深入访谈、圆桌会谈等各种方式来了解公司的合规现状，本年度蓝皮书调研了300家企业，其中包括众多外资企业、国资企业以及本土民营企业。

据尹云霞介绍，本年度蓝皮书将囊括2017-2018中国及全球重大合规事件评述、2017-2018企业合规调研、企业如何建立合规体系、企业如何避免刑事合规风险、中国企业海外合规风险管控等多方面内容。蓝皮书将在今年6月正式发布。

“与往年相比，本年度蓝皮书将会呈现三大亮点：第一，将会侧重于具体的企业合规案例，介绍成功的合规经验；第二，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广泛关注，蓝皮书会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应如何把握遵守合规这条线；第三，企业遇到刑事执法的风险在增加，蓝皮书也会有专门章节分享企业刑事风险防控的经验。”尹云霞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过去的一年出现了哪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合规案例？企业应如何处理突发的危机事件？如何建设切实有效的合规体系、防范合规风险？这些问题都会在即将发布的蓝皮书中找到答案。

行政处罚和刑事调查比例增加

法治周末记者在中国公司法务年会蓝皮书预发布环节了解到，2017年中国企业受境外执法的情况发生了一定变化，中国企业在刑事合规方面风险上升。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企业受行政处罚和刑事调查的比例分别为45.45%和27.27%，较2016年分别上升10.95和20.37个百分点。企业员工被刑事处罚的比例也由2016年的6.9%上升至2017年的13.64%。

在执法原因方面，反洗钱、反垄断、反腐败是2017年中国企业受境外执法最主要的三大原因，占比分别为39.1%、39.1%和26.1%。除此之外，受执法的原因还包括经济制裁、税务、海关、证券舞弊和网络安全。

在境外执法国家方面，蓝皮书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受到美国政府的执法最多，排在其后的分别为英国、法国和德国。其中，反腐败是2017年中国企业受美国政府执法排名第一的原因，占比为46.2%。

尹云霞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行政和刑事处罚、高额的罚款往往会对企业的业务和声誉造成很大影响，很多行政和刑事处罚都带有对企业业务的限制。”

“这些处罚的增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这说明我国企业在海外遭遇执法的风险更高。原因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的业务越来越多，外国政府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尹云霞补充说。

贿赂引发潜在经贸风险

在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海外合规风险中，反腐败领域近年来出现的新变化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重视。

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业务负责人周全表示：“近些年，‘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推进，不少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活动，从中有所收获。而美国很可能会采取FCPA法案，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活动中进行干预。”

公开资料显示，FCPA即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是美国制定于1977年的一部单行法，该法律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是目前规制美国企业对外行贿最主要的法律。

周全称，近些年，美国法案执法情况中的案件数量在增加，处罚金额不断增大，涉及到中国公司的事件也不断增多。

尹云霞也向与会者分享了一个典型案例：一位前香港官员在美国遭到起诉，美国政府声称，有中国企业通过该前香港官员向非洲的政府官员行贿，从而使中国企业获益。

事实上，在上述案例中，事件的所有主体看似都与美国无任何关联，那么美国凭什么对此进行管辖？业内人士介绍，这与美国“长臂管辖”不无关系。

资料显示，美国司法长期奉行“长臂管辖”权，即当被告人的住所不在法院地州，但和该州有某种最低联系，而且所提权利要求的产生已和这种联系有关时，就该项权利要求而言，该州对于该被告人具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在州外对被告人发出传票。

尹云霞对法治周末记者解释称：“FCPA法案中有三条管辖，一个是在美国注册的公司，一个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还有一个就是事情发生在美国。在本案例中，美国司法部声称，当事人商谈行贿的地点是在美国。”

“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认为与美国无关，但其实与美国发生关联是非常容易的。”尹云霞介绍，此前美国的执法案例中也有显示，如果贿赂行为中的资金是通过美国的银行，用美元支付，钱流过美国，那么美国就会对此进行管辖。

周全指出，“一带一路”有些国家地区法治环境存在不足，美国可能会以贿赂为名进行“长臂管辖”，进而影响到企业开辟市场。

建立危机处理机制

正是因为海外合规风险不断上升，企业面对政府执法，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也就显得十分重要。

那么，中国企业是否都建立了应对政府调查的危机处理机制呢？

蓝皮书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中国企业中，仅有19.4%的企业有全球统一机制，有24.2%的企业有针对中国的机制；而更多的企业则没有危机处理机制，35.3%的企业短期没有指定计划，还有26.3%的企业正在准备制定中。

蓝皮书指出，危机处理机制的建立至少包括六方面内容：管理组织结构、危机处理政策、培训、政府执法律师、补救措施、PR和披露任务。

尹云霞认为，在组织架构上，危机发生时海外分公司必须立刻向总部汇报，避免总部不知情；很多企业会依赖于全球律所，但全球律所对当地刑事执法情况可能不太了解，因此找到当地相应的政府执法律师，可以及时进行风险应对；此外，很多企业是上市公司，根据当地的法律是否要进行信息披露也是需要注意的。

除了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应对执法，蓝皮书也对合规体系的建设进行了详细的落地指引。

在尹云霞看来，企业应建立全面的合规制度，包括突击检查制度、反腐败合规制度、数据合规、内部举报等。

在制度的落地与实施方面，尹云霞认为，应将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合规管控体系通过信息化系统落地，“有些大型企业可能在全球有几百家公司，如何知道‘毛细血管’在某一国家的具体情况，这就需要建立可视化管理系统”。

此外，在合规文化方面，尹云霞表示，企业要对高管员工进行充分的合规培训，有效传达合规政策，通过日常宣传建立合规文化。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