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权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一切吗？这种所谓的权利通常意味着：在证据与越来越多的观点面前，无力反驳，唯有刻意忽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我有权这么相信！”但是，这个权利真的存在吗？

我们有权利去知道一些事情——我有权知道我的求职结果，我有权知道医生的诊疗结果，我有权知道我在学校的成绩，我也有权知道控告人的名字、指控的性质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信仰不是知识。

信仰具有事实性：选择去相信，也就是认为它是真实的。正如1940年代的分析哲学家G.E.摩尔（G E Moore）观察到的，当一个人说“现在正在下雨，但是我不相信正在下雨”，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信仰可以是错误的，它可以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没有证据作为保证的。信仰在道德上也可以是令人反感的。比如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或者是恐同者。诸如此类还有：相信要正确培养一个孩子需要“破坏他的意愿”，让他接受身体上的惩罚；相信老年人按规定应该施以安乐死；相信“种族清洗”是一种政治解决办法，等等。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信仰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我们所谴责的就不仅是从这些信仰出发而可能采取的潜在行为，我们谴责的还有信仰的内容，选择相信这一信仰行为本身——也就是信仰者本人。

这类判断告诉我们，信仰是一个自愿的行为。但是，与其说信仰是果断地去相信什么，倒不如说它通常更像是人的思想状况或者某种态度。有些信仰，比如个人价值，并不是特意选择的，而是从父母那里“继承”的，是从同辈那里“获得”的。通过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制度和权威给我们灌输了这种思想，道听途说让我们认为事情就是如此。出于这个原因，持有一种信仰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真正有问题的是让这类信仰留存下来，拒绝放弃或者抛弃这类信仰，这一行为才是自愿且可能道德不正确的。

如果某个信仰的内容被判断是道德不正确，那么它也被认为是错误的。比如相信某个种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类，不仅在道德上令人反感，也具有种族歧视性。该信条被看作是错误的，尽管不是信仰者本人的错误。信仰的不真实性、信仰内容的丑恶，是构成信仰道德不正确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你凭什么告诉我应该相信什么？”狂热者会这样说。这一询问实际上走偏了，它暗指一个人的信仰关乎他自身的权威，它忽略了现实的因素。按照哲学家所说，信仰是“心灵通往世界的合适方向”。我们的信仰是为了反映真实世界，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信仰才会走偏。有不负责任的信仰，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些信仰是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获得或者保存的。一个人可能不理会证据，从流言蜚语或者值得怀疑的源头那里获取信息；他不管这一信仰同他其他的信仰之间存在冲突；他选择拥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亦或者他对阴谋论有所偏好。

在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里，一个人必须依赖可靠的信息来源、专业的判断以及现存最好的证据。进一步说，正如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896年所说，我们关于世界和人类前景的一些最重要的信仰必须建立在不充足的证据之上。

在探索宗教的多样性时，詹姆斯提醒我们注意“有权利相信”能建立一种宗教宽容的气氛。那些依靠必要的信仰（信条）定义自身的宗教，对无信仰者采取压制和折磨的手段，并且发起了数不清的战争。只有在认识到双方都“有权利相信”后，争斗才能停止。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极端不宽容的信仰也不能被容忍。权利有它自身的限制，并且要承担责任。

不幸的是，今天许多人似乎都对这种相信的权利采取了十分纵容的态度，而选择无视自身需要承担的责任。想想那些相信登月或者桑迪·胡克（Sandy Hook）校园枪击案是不真实的、是由政府导演的闹剧的人们吧；还有那些相信巴拉克·奥巴马是穆斯林教徒的人们；相信地球是平的，或者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的人们；想想他们吧。在这些情况下，相信的权利成为了消极的权利。因为，它的意图是要关闭对话，是要阻止质疑，是要责令他人不要干涉自己信仰的自由。这些人，他们可能是“真实的信仰者”，但他们不是信仰真实的人。

相信，如同意愿一样，对自主来说似乎是根本性的，它也成为一个人自由的终极依据。但是，正如克利佛德评论的：“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信仰所关涉的也不仅仅只有他一人。”信仰塑造态度和动机，引领选择和行为。相信什么和知道什么都是在一个认知社群中形成的，它们也承受自身的结果。就相信来说，获取、保存以及放弃信仰都是有伦理依据的，这一伦理依据给了我们相信的权利，也给我们划定了界限。如果有些信仰是错误的、是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或者是不负责任的，就必然也存在一些危险的信仰。对那些信仰，我们没有相信的权利。

（翻译：朱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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