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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沉默:我们能更好地谈论死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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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沉默:我们能更好地谈论死亡了吗?

每当我拾起摔碎后的瓶子残片,我注意到每一碎块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悲伤的形态每一次皆有不同。

艺术家塔林·西蒙邀请到15个国家的职业哭丧人,为观众表演如何展示悲伤 摄影:Taryn Simon

丧事(bereavement)往往伴随着混乱。翻开报纸,我们会看到大量报道,关于儿童的最后岁月、医院外的抗议、新闻发布会、法院官司、国际求援,以及生命终结之时各种不绝于耳的谩骂和愤怒。某人暴死之后,有人在城郊的围栏上挂出悼文。悼文被扯下,接着又挂了回去。这场伦敦南部的葬礼成了一桩奇景:队伍在街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参与哀悼的人在发布会上扔鸡蛋。在广播里,一名悲伤的母亲诉说着丧子的悲痛,呼吁终结暴力。这是一场会带来改变的死亡。她既在对自己的儿子说话,也在为自己的儿子说话。她的言辞在不同的时态间来回切换。

我之前花了九个月时间读了一堆获得惠康文学奖(Wellcome book prize)提名的书,对聚焦于医药、健康与“一个人应当何为”这类问题的写作相当赞赏,并且明白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方方面面都为死亡所掌控的非常时刻。死亡是我们诸多行动当中最具私密性和个人性的,在离世的那一刻,我们完全是孑然一身的。但我们谈论死亡的方式,我们在表达悲伤时的感情流露,或我们对死亡过程的沉默,却是一个复杂的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

也许,我们可以从丧葬仪式中获得一些启示。身处人群当中,内心关于失去的感受似乎会得到加强——与他人悲伤的勾连——这可以让你在难以启齿的关头“说出”心中所感。演员、作家娜塔莎·戈登(Natasha Gordon)的戏剧《九夜》(Nine Night)最近刚在英国国家大剧院演完一轮并圆满落幕,其内容涉及到她家族的牙买加式漫长守灵。保持九天九夜不睡觉本身就是一种展示怀念的方式,是一段经过严格编排的时间,如此安排的目的,在于让故去的人能够安然离开这个家。

《九夜》描绘了一次牙买加式的守灵  摄影:Helen Murray

茱莉亚·萨缪尔(Julia Samuel)在《直面悲伤的方法》(Grief Works心理学术语,指各种协助悲痛及失落者平复情绪的应对方法——译注)一书里谈到了不少化解悲伤的故事,其中有个女人“要求友人和家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按犹太教礼仪与她一同服丧(此礼仪名为shiva)”。这些特定的时刻一旦被忽视,就会让人十分痛苦:有两个朋友所选择的时间“与其说是与她一同服丧,不如说只是图自己的方便,就此‘一时引发了一大堆她竭力想要控制的麻烦事’”。

某学者为刚刚在伦敦上演的、由艺术家塔林·西蒙(Taryn Simon)主持呈现的《职业性失落》(An Occupation of Loss)撰写了评论,指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沟通唯有借助一种中介(mediated)形式才是可能的”。我们对那些死去的人承担着一系列责任。西蒙邀请到15个国家的(包括加纳、柬埔寨、亚美尼亚、厄瓜多尔等国)专业哭丧人齐聚一堂。他们恸哭、啜泣并为死者唱挽歌,其表达之密集,声音之纯净,对传统上认为丧事应当保持沉默的看法形成了挑战。

沉默当然是常态。如今谈论死亡的书大多共享一项预设,即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打破禁忌的行动。“是时候谈论死亡了,”凯瑟琳·曼尼克斯(Kathryn Mannix)在其关于临终关怀的著作《有备无患》(With the End in Mind)当中如此写道,“每个人的一生里只有两个长度不足24小时的日子,有如横跨一生的书签:一个我们是每年都会庆祝的,另一个则让我们珍爱生命。”这些书记录了我们西方人所建构出的那种沉默,把死亡从专业技能及知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医学语境中拉出来,让死亡变得不同寻常,使其成为了一个被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on)和新奇性所笼罩的过程。

就此而言,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一种具备清晰性的语言。需要一种在医护专家之外还允许家人与朋友参与其中的明朗性(lucidity)。有关临终关怀的讨论需要高度的技巧与同理心。这些技巧是可以学习的。

不过,对于有些以自己的悲伤为主题进行写作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成规可供遵循。你可能读过托马斯·布朗尼(Thomas Browne)的《瓮葬》(Urn Burial),或者约翰·唐尼(John Donne)的诗,又或者了解约翰·鲍比(John Bowlby,英国发展心理学家,著名的“依恋理论”的创始人——译注)、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英国发展心理学家,同样研究幼年母亲照料对成长过程的影响——译注)的理论,再或者读过弗洛依德的《悲伤和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但这些一概不是自然而然的感情流露。读书破万卷在某个你特别在意的人的死面前无济于事。这种想要重新出发、在悲伤的无形式中找回一种形式的努力,至少部分地包括对例行公事的同情话语及此类废话的单调效果的拒斥。丧事就是丧事,就算有大师亲自指导你读了一堆经典也无济于事。“深爱之人的死同时也是一种私下的、整体性的、个人的以及独特的文化之死,它自身有一套特别的语言,也有其自身的奥秘,这种情形既没有重演的可能,也没有与之相同的另一次可言。”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在与其子之死有关的小说《从时间中脱出》(Falling Out of Time)当中这样写道。死亡需要一种特别的语言。

日常生活中表达失落的语言以及同情心的构成是极为贫乏的,完全陷于废话和委婉语中无法自拔,以至于诸多表达“逝去”(passing)的深刻隐喻被掏空得什么都不剩了,沦为一种滥情(sentimentality)。反复出现的“输掉了战斗”以及没完没了的诸如“勇气”这类安抚性表述,乃是一种促使身处丧事之痛的人感到自己需要扮演特定角色的套路。接下来就是“要坚强”之类的话。如果有人跟你讲不表露情绪是多么地美妙,或者说一些什么一如既往地走下去,那惊慌还有地位可言吗?愤怒、恐惧、凄凉呢?困惑又当如何?为什么只能谈忍耐、坚韧和力量?在这种亟需适当称谓,亟需精准度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就是衡量爱的尺度。我想到了玛丽安·库茨(Marion Coutts)在《冰山》(The Iceberg)一书里谈论其临死的丈夫汤姆·鲁伯克(Tom Lubbock)时所用的语言,想到了琼·狄迪恩(Joan Didion)的《奇想之年》对万物的井然有序的安顿,对自己如何回应悲伤的思量。她们说,这是与众不同的,写死本身就是一种哀悼行为。

这些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找到了一种足以驾驭丧事之纯然混乱性的语言。在即将出版的《日常的疯狂:论悲伤、愤怒、失落与爱》(Everyday Madness: On Grief, Anger, Loss and Love)中,丽莎·阿比尼亚内希(Lisa Appignanesi)指出“与欲望相似,死亡将你清晰可辨的自我撕得粉碎。它把你大卸八块。这样一来你与他者便全然混杂在一起。你的两个自我都消失了。说话的我与讲述故事的我也类似,就此不再可靠。”这是另一番失落,失去了自我、控制、向前的动力以及确定性。阿比尼亚内希的丈夫死得很不是时候,此事带来的悲伤甚至扰乱了时间本身。她的每一天、每一周以及每一个月都扭曲了起来。她对过去的感知也令人生疑。这是无比严酷的:“我那富有生机的过去,曾经如同演双簧(double act)一般,如今却被盗走,被洗劫一空。”她提到说,丧事在词源学上跟掠夺(plunder)有极深的渊源。它确实把你大卸八块。待到这番话本身也成问题的时候,你便摇摆于一连串不受抑制的行为中,自我变成了一团乱麻。这种状态可能会影响到身体,是一种堕落感,一种失去道路的感觉。我觉得,马克斯·波特(Marx Porter)的《悲伤是长着羽毛的生灵》(Grief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这个标题是向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致敬的,她曾有“希望是长着羽毛的生灵”之语——译注)一书中描写的在母亲去世后来到家中的乌鸦,就是一种无法无天、掠夺成性的存在。

“一种无法无天、掠夺成性的存在”……《悲伤是长着羽毛的生灵》里的西里安·墨菲 摄影:Colm Hogan

这些意象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根基。在《耶利米哀歌》(Book of Lamentations,希伯来圣经中的一个书卷,其主题是耶利米对神的圣城和圣民之忧伤与爱的表达——译注)当中,我们读到了上帝“使我住在幽暗之处……祂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祂使我的铜链沉重……祂使我的路弯曲……祂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这样的段落。《耶利米哀歌》以希伯来单词eikh(英语中的how,大意是“何至于此”——译注)开篇,且这个词在文本中反复出现。这个“何至于此”不是一种询问(question),它更接近于一种深陷困惑时的吁请(exhortation)。此时你无法询问,能做的只有反复吁请。

安妮·卡尔森(Anne Carson)的诗歌《夜神》(Nox)是因应其兄弟亡故而作,她拒绝接受任何传统的形式。因此这首诗来得像一具装满了碎片、下定义的尝试及零散记忆的棺材,或者说骨灰盒。这看起来并无不妥。悲伤的形态每一次皆有不同。这也是为何碎块(shard)——如同打破之后留下的一堆陶瓷片,遍布于一切文化之中——通常被用作表达失落的生动意象。说到这里不妨回想一下约伯坐在瓦砾堆里对上帝唱哀歌的场景。在我个人作为陶工的实践中,每当我拾起摔碎后的瓶子残片,我都注意到每一碎块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每一碎块都受了伤。

凯蒂·罗菲(Katie Roiphe)在《紫罗兰时间》(The Violet Hour)里研究了一番作家之死,指出“向前看(moving on)这个概念适合于愚蠢的人,因为凡是敏感细腻的人都明白悲伤是个长期状态。我拒绝匆忙。刺激着我们的痛苦不让任何人慢下来、快起来或者保持不动。”关于丧事的逻辑,每个人都迥然不同,它有不一样的感情流露和言辞。这正是我从九个月的阅读以及反思可朽性(mortality)的经历中所学到的东西。围绕着死亡,公共空间会发生一种变化。这一变化在牵涉到临终关怀时不仅是要紧的,而且是美妙的:救济院运动(hospice movement)和临终关怀方面的培训,就是过去三十年来所发生的最伟大且最富有良知的变化。

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发生于医院、诊所与救济院之外,不过速度要来得慢一些。人们确实想要阅读和谈论悲伤。为此,我们必须对那些努力去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碎片式语言来表达自家丧事的作家表示感谢。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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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Breaking the silence: are we getting better at talking about death?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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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拾起摔碎后的瓶子残片,我注意到每一碎块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悲伤的形态每一次皆有不同。

艺术家塔林·西蒙邀请到15个国家的职业哭丧人,为观众表演如何展示悲伤 摄影:Taryn Simon

丧事(bereavement)往往伴随着混乱。翻开报纸,我们会看到大量报道,关于儿童的最后岁月、医院外的抗议、新闻发布会、法院官司、国际求援,以及生命终结之时各种不绝于耳的谩骂和愤怒。某人暴死之后,有人在城郊的围栏上挂出悼文。悼文被扯下,接着又挂了回去。这场伦敦南部的葬礼成了一桩奇景:队伍在街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参与哀悼的人在发布会上扔鸡蛋。在广播里,一名悲伤的母亲诉说着丧子的悲痛,呼吁终结暴力。这是一场会带来改变的死亡。她既在对自己的儿子说话,也在为自己的儿子说话。她的言辞在不同的时态间来回切换。

我之前花了九个月时间读了一堆获得惠康文学奖(Wellcome book prize)提名的书,对聚焦于医药、健康与“一个人应当何为”这类问题的写作相当赞赏,并且明白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方方面面都为死亡所掌控的非常时刻。死亡是我们诸多行动当中最具私密性和个人性的,在离世的那一刻,我们完全是孑然一身的。但我们谈论死亡的方式,我们在表达悲伤时的感情流露,或我们对死亡过程的沉默,却是一个复杂的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

也许,我们可以从丧葬仪式中获得一些启示。身处人群当中,内心关于失去的感受似乎会得到加强——与他人悲伤的勾连——这可以让你在难以启齿的关头“说出”心中所感。演员、作家娜塔莎·戈登(Natasha Gordon)的戏剧《九夜》(Nine Night)最近刚在英国国家大剧院演完一轮并圆满落幕,其内容涉及到她家族的牙买加式漫长守灵。保持九天九夜不睡觉本身就是一种展示怀念的方式,是一段经过严格编排的时间,如此安排的目的,在于让故去的人能够安然离开这个家。

《九夜》描绘了一次牙买加式的守灵  摄影:Helen Murray

茱莉亚·萨缪尔(Julia Samuel)在《直面悲伤的方法》(Grief Works心理学术语,指各种协助悲痛及失落者平复情绪的应对方法——译注)一书里谈到了不少化解悲伤的故事,其中有个女人“要求友人和家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按犹太教礼仪与她一同服丧(此礼仪名为shiva)”。这些特定的时刻一旦被忽视,就会让人十分痛苦:有两个朋友所选择的时间“与其说是与她一同服丧,不如说只是图自己的方便,就此‘一时引发了一大堆她竭力想要控制的麻烦事’”。

某学者为刚刚在伦敦上演的、由艺术家塔林·西蒙(Taryn Simon)主持呈现的《职业性失落》(An Occupation of Loss)撰写了评论,指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沟通唯有借助一种中介(mediated)形式才是可能的”。我们对那些死去的人承担着一系列责任。西蒙邀请到15个国家的(包括加纳、柬埔寨、亚美尼亚、厄瓜多尔等国)专业哭丧人齐聚一堂。他们恸哭、啜泣并为死者唱挽歌,其表达之密集,声音之纯净,对传统上认为丧事应当保持沉默的看法形成了挑战。

沉默当然是常态。如今谈论死亡的书大多共享一项预设,即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打破禁忌的行动。“是时候谈论死亡了,”凯瑟琳·曼尼克斯(Kathryn Mannix)在其关于临终关怀的著作《有备无患》(With the End in Mind)当中如此写道,“每个人的一生里只有两个长度不足24小时的日子,有如横跨一生的书签:一个我们是每年都会庆祝的,另一个则让我们珍爱生命。”这些书记录了我们西方人所建构出的那种沉默,把死亡从专业技能及知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医学语境中拉出来,让死亡变得不同寻常,使其成为了一个被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on)和新奇性所笼罩的过程。

就此而言,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一种具备清晰性的语言。需要一种在医护专家之外还允许家人与朋友参与其中的明朗性(lucidity)。有关临终关怀的讨论需要高度的技巧与同理心。这些技巧是可以学习的。

不过,对于有些以自己的悲伤为主题进行写作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成规可供遵循。你可能读过托马斯·布朗尼(Thomas Browne)的《瓮葬》(Urn Burial),或者约翰·唐尼(John Donne)的诗,又或者了解约翰·鲍比(John Bowlby,英国发展心理学家,著名的“依恋理论”的创始人——译注)、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英国发展心理学家,同样研究幼年母亲照料对成长过程的影响——译注)的理论,再或者读过弗洛依德的《悲伤和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但这些一概不是自然而然的感情流露。读书破万卷在某个你特别在意的人的死面前无济于事。这种想要重新出发、在悲伤的无形式中找回一种形式的努力,至少部分地包括对例行公事的同情话语及此类废话的单调效果的拒斥。丧事就是丧事,就算有大师亲自指导你读了一堆经典也无济于事。“深爱之人的死同时也是一种私下的、整体性的、个人的以及独特的文化之死,它自身有一套特别的语言,也有其自身的奥秘,这种情形既没有重演的可能,也没有与之相同的另一次可言。”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在与其子之死有关的小说《从时间中脱出》(Falling Out of Time)当中这样写道。死亡需要一种特别的语言。

日常生活中表达失落的语言以及同情心的构成是极为贫乏的,完全陷于废话和委婉语中无法自拔,以至于诸多表达“逝去”(passing)的深刻隐喻被掏空得什么都不剩了,沦为一种滥情(sentimentality)。反复出现的“输掉了战斗”以及没完没了的诸如“勇气”这类安抚性表述,乃是一种促使身处丧事之痛的人感到自己需要扮演特定角色的套路。接下来就是“要坚强”之类的话。如果有人跟你讲不表露情绪是多么地美妙,或者说一些什么一如既往地走下去,那惊慌还有地位可言吗?愤怒、恐惧、凄凉呢?困惑又当如何?为什么只能谈忍耐、坚韧和力量?在这种亟需适当称谓,亟需精准度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就是衡量爱的尺度。我想到了玛丽安·库茨(Marion Coutts)在《冰山》(The Iceberg)一书里谈论其临死的丈夫汤姆·鲁伯克(Tom Lubbock)时所用的语言,想到了琼·狄迪恩(Joan Didion)的《奇想之年》对万物的井然有序的安顿,对自己如何回应悲伤的思量。她们说,这是与众不同的,写死本身就是一种哀悼行为。

这些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找到了一种足以驾驭丧事之纯然混乱性的语言。在即将出版的《日常的疯狂:论悲伤、愤怒、失落与爱》(Everyday Madness: On Grief, Anger, Loss and Love)中,丽莎·阿比尼亚内希(Lisa Appignanesi)指出“与欲望相似,死亡将你清晰可辨的自我撕得粉碎。它把你大卸八块。这样一来你与他者便全然混杂在一起。你的两个自我都消失了。说话的我与讲述故事的我也类似,就此不再可靠。”这是另一番失落,失去了自我、控制、向前的动力以及确定性。阿比尼亚内希的丈夫死得很不是时候,此事带来的悲伤甚至扰乱了时间本身。她的每一天、每一周以及每一个月都扭曲了起来。她对过去的感知也令人生疑。这是无比严酷的:“我那富有生机的过去,曾经如同演双簧(double act)一般,如今却被盗走,被洗劫一空。”她提到说,丧事在词源学上跟掠夺(plunder)有极深的渊源。它确实把你大卸八块。待到这番话本身也成问题的时候,你便摇摆于一连串不受抑制的行为中,自我变成了一团乱麻。这种状态可能会影响到身体,是一种堕落感,一种失去道路的感觉。我觉得,马克斯·波特(Marx Porter)的《悲伤是长着羽毛的生灵》(Grief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这个标题是向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致敬的,她曾有“希望是长着羽毛的生灵”之语——译注)一书中描写的在母亲去世后来到家中的乌鸦,就是一种无法无天、掠夺成性的存在。

“一种无法无天、掠夺成性的存在”……《悲伤是长着羽毛的生灵》里的西里安·墨菲 摄影:Colm Hogan

这些意象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根基。在《耶利米哀歌》(Book of Lamentations,希伯来圣经中的一个书卷,其主题是耶利米对神的圣城和圣民之忧伤与爱的表达——译注)当中,我们读到了上帝“使我住在幽暗之处……祂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祂使我的铜链沉重……祂使我的路弯曲……祂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这样的段落。《耶利米哀歌》以希伯来单词eikh(英语中的how,大意是“何至于此”——译注)开篇,且这个词在文本中反复出现。这个“何至于此”不是一种询问(question),它更接近于一种深陷困惑时的吁请(exhortation)。此时你无法询问,能做的只有反复吁请。

安妮·卡尔森(Anne Carson)的诗歌《夜神》(Nox)是因应其兄弟亡故而作,她拒绝接受任何传统的形式。因此这首诗来得像一具装满了碎片、下定义的尝试及零散记忆的棺材,或者说骨灰盒。这看起来并无不妥。悲伤的形态每一次皆有不同。这也是为何碎块(shard)——如同打破之后留下的一堆陶瓷片,遍布于一切文化之中——通常被用作表达失落的生动意象。说到这里不妨回想一下约伯坐在瓦砾堆里对上帝唱哀歌的场景。在我个人作为陶工的实践中,每当我拾起摔碎后的瓶子残片,我都注意到每一碎块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每一碎块都受了伤。

凯蒂·罗菲(Katie Roiphe)在《紫罗兰时间》(The Violet Hour)里研究了一番作家之死,指出“向前看(moving on)这个概念适合于愚蠢的人,因为凡是敏感细腻的人都明白悲伤是个长期状态。我拒绝匆忙。刺激着我们的痛苦不让任何人慢下来、快起来或者保持不动。”关于丧事的逻辑,每个人都迥然不同,它有不一样的感情流露和言辞。这正是我从九个月的阅读以及反思可朽性(mortality)的经历中所学到的东西。围绕着死亡,公共空间会发生一种变化。这一变化在牵涉到临终关怀时不仅是要紧的,而且是美妙的:救济院运动(hospice movement)和临终关怀方面的培训,就是过去三十年来所发生的最伟大且最富有良知的变化。

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发生于医院、诊所与救济院之外,不过速度要来得慢一些。人们确实想要阅读和谈论悲伤。为此,我们必须对那些努力去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碎片式语言来表达自家丧事的作家表示感谢。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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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Breaking the silence: are we getting better at talking about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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