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文学院一直都风平浪静——直到这桩爆炸性丑闻的出现，一切都在瞬间变得截然不同。看到人性的毁灭和碎落一地的尊严，世人感到无比吃惊。在这样的道德困境里，他们会想：我们该如何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呢？

这样的丑闻居然发生在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背后。如果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活在今天，看着学院里衣着光鲜的院士在一个个欢庆的夜晚碰着香槟酒杯，估计会上演一场充满怨愤的闹剧。20世纪初，斯特林堡在瑞典的文学之路充满了对他人的仇视与鄙夷，但放在如今，他甚至都不会去讨厌那些院士，充其量就是翻个白眼。

这一丑闻最终可能会毁掉世界上最重要的奖项，中心人物有两位：霍勒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和让-克劳德·阿尔诺（Jean-Claude Arnault）。如果斯特林堡依然在世他也会瞬间点出这二位的名字，要知道，斯特林堡可是曾经希望用红砂岩雕一个阴茎作为自己的墓碑。

69岁的恩达尔是潜伏在学院中的核心人物，他担任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阿尔诺则是一个全能型的天才，他非常善于欺骗和操纵旁人，教育背景、演讲能力都是他的有力武器，他还会很多瑞典语和俄语的歌曲，能够一直唱到天明。

瑞典文学院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心地带，周围环绕着老城的狭窄街道。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游客参观的地方，就像一个古老的博物馆。但它并不特别适合生活在其中，也不适合当下的现实。在这里，时间就好像静止不动了。但是对于恩达尔这样的人来说，学院就是个完美的地方。恩达尔渴望权力，需要得到关注，他喜欢男性之间的兄弟情谊，喜欢德国的浪漫主义，在他眼里，女性就只是（男性）天才的缪斯而已。

“性交永远是女人的失败，男人的胜利。”这是军官之子恩达尔在书中写过的一句格言。还有一句是：“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一间屋子，这个屋子只能容纳一样东西：他自己。每个女人心里也有一间屋子，一间空屋子，连她自己都不在里面。女人都在等着某个人来填满这个房间。”

封建体制

学院成了恩达尔获取权力的完美工具，这是一个由18位成员组成的秘密社团，其中一些成员年龄渐长，易于控制。在这里，恩达尔可以享受到绝佳的特权，比如打折公寓和极高的文化威望。不像在民主社会，你想一个人呆一会都随时会有人来打扰你。

瑞典文学院不仅每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还授予几百万美元的奖金和补助。学院是个十足的封建体制，在追求平等的瑞典，它就像是存在其中的一个贵族堡垒。瑞典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功，但它也犯过一些开倒车式的错误，比如君主制，还有这所学院。对于那些不信任民主的人来说，开倒车却是一项令人欣喜的进步。

这一点是瑞典全球性丑闻的政治核心。恩达尔就像小说中黑暗的反派，贪婪、性和犯罪支配着他，由此牵涉出了一个更大的叙事：传统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被打破的？改变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故事的另一个反派是让-克劳德·阿尔诺，现年71岁，法国人。他以猥亵女性而闻名，甚至有可能强奸过别人。他善于捏造事实，欺骗他人。他的妻子，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是瑞典著名的诗人，也是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她的外表和她的名字一样冰冷。他们是一对梦幻般的神仙眷侣，但也可能是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因为阿尔诺被指控的性骚扰事件已经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了。这个事件给这桩婚姻、给学院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在弗罗斯滕松17岁时，两人就已经相识，当时阿尔诺刚刚来到瑞典，此前，在1968年，他曾在巴黎参与过无政府主义运动。当时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花花公子、吹牛大王，他身上的黑色能量在玩弄女性时总是百战百胜。即便如此，弗罗斯滕松和恩达尔依旧对他深信不疑。

好色且粗鄙

恩达尔和阿尔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友谊。他们是同一个人的两面，就像《化身博士》中的杰基尔和海德。恩达尔是大脑，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优雅。阿尔诺则是身体，他贪婪、好色且粗鄙。而且许多人都说，他没有什么头脑。

2017年11月，有18名女性指控阿尔诺性骚扰，还有性侵，这让学院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直到现在负面影响也只是有增无减。但是部分责任也在于一个长期容忍这种行为的整体系统。

阿尔诺和恩达尔还被指控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他们曾经联合运营过一个文化论坛，从学院得到了大量投资；此外，还有人称，他们曾利用内部信息押注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依旧是性侵指控，这些女性在受到阿尔诺的侵犯之后，显然心理受到了严重创伤。截止到文章发表时，记者仍然无法联系到阿尔诺。

一位指控阿尔诺性侵的女性，艾琳（当事人要求化名），平静而自信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1991年，她23岁，第一次见到阿尔诺。当时是在一个电影节上，阿尔诺一直在盯着她看，然后走近她，对她说：你长得很像我妹妹。

“一开始我觉得他很假，”她坐在瓦萨公园一条长凳上的阴凉处，距离那次邂逅发生的地方不远，“他是老了，但是和这样的人交谈还挺有趣的。”

他们喝了点酒，去了高级的歌剧院咖啡馆（Café Opera），阿尔诺优雅地领着她穿过等待的人群。艾琳回忆说，她当时没有喝太多酒，她一直很注意，避免自己喝多，可不知怎么的还是断片了。

阿尔诺打了个车把她带回自己的公寓，脱掉了她的衣服，和她发生了性关系。“第二天早上，我一心只想离开那里。我当时特别羞愧，我觉得自己太蠢了，居然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还想要我的号码，我很想赶快离开，就给了他。”

友谊和尊重

他几次三番地给艾琳打电话，艾琳明确地告诉他，她一点也不想和他上床。在艾琳以为阿尔诺终于明白这一点时，他们去约了一顿啤酒。在艾琳看来，如果她能在友谊和尊重的基础上重塑与阿尔诺的关系，她就能重获尊严。他们又见面吃了饭，阿尔诺付的钱，于是艾琳请他到家里吃饭作为回报。他们成为了朋友，至少在她看来是这样，即便每次阿尔诺带她去餐厅吃饭时，服务员都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好像她是阿尔诺的新女友似的。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直到199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让-克劳德·阿尔诺，江湖人称“让-他老摸”，强奸了艾琳。那一年，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也恰好当选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

他很强壮，艾琳回忆道。当时她所在的公寓不是他们夫妻二人住的那间。阿尔诺说带她来喝茶，但是房间里并没有茶，只有攻击和强暴，艾琳描述说，阿尔诺试图将阴茎插入她的屁股，但她能够阻止肛交，随后阿尔诺又将其插入阴道，强奸了她。

她当时并没有报警，因为她根本无法说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于是我决定将这段经历从我的生活中删去，”艾琳说。她也是这样做的，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了有18位女性指控阿尔诺性侵。艾琳的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但是现在还有其他的女性指控他强奸，这些案件仍然有可能起诉，于是她决定，在事情过去26年后，向警方说出真相，证明阿尔诺是个惯犯。

#MeToo运动给了这18位女性说出真相的勇气，爱丽丝·卡尔松（Elise Karlsson）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位36岁的作家，在一家出版社工作。2008年的一个晚上，她站在门厅里等朋友，突然感觉到有一只手放在了她的屁股上。“我转过身，看到了他，我当时心想：糟了！是‘让-他老摸’，我现在单独和他在一起！”

“别碰我！”她说。

“我就碰了，又怎么样呢？”他笑着问。

她扇了他一巴掌。

本来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那天晚上卡尔松和阿尔诺去了同一家酒吧，阿尔诺走近她，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她大吼，说她在这个城市里再也不可能找到工作了，她是个神经病。今天回想起这些事，卡尔松说，如果当时没有一大帮朋友陪着她，没有可靠的安保人员，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又有一次，他们在城里的一座桥上偶遇，阿尔诺看到她时，朝她啐了一口唾沫：“肥猪。”卡尔松说，喜欢阿尔诺的往往是聪明、自信的女人，因为他对她们很好；但是他对待年轻、软弱、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却格外粗鄙，甚至把她们当做发泄愤怒的目标。

“我现在该怎么办?”

53岁的安娜-卡琳·比隆德（Anna-Karin Bylund）在各方面都是先锋表率，早在1996年，她就曾向瑞典文学院和市文化处写信，揭露阿诺德的性侵习惯。连瑞典《快报》都报道了她的案子，但是案件却没有任何结果，她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现在，比隆德住在离斯德哥尔摩很远的乡下，是一名小学教师。她在艺术领域偶尔还有所涉猎，但在1994年——也就是她1996年所公开的性侵发生的时间点，她还是一名年轻的艺术家，准备在阿尔诺的论坛上举办一场展览。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讨论展览。当时我还是个学生，年轻，没有安全感，但他一直对我很好。饭后，在客厅里，他突然想要做爱。我当时满脑子都是：天哪，我现在该怎么办？最终我们还是发生了关系。我知道我必须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否则我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比隆德说。

后来，她又在论坛上举办过一次展览，全程都在试图避开阿尔诺。尽管如此，她还是听到有人在传，阿尔诺说她是个妓女，是个“阴道艺术家”，她把自己的性别也变成了艺术的一部分。事实上，比隆德的最后一件展品就是将1500只毛绒小老鼠排列成阴道的形状，放在一个巨型捕鼠器里。

比隆德说：“阿尔诺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吸引女性，他为论坛弄来的钱都是服务于他的性行为。我感到很痛苦，心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击得粉碎。我知道我必须做些什么，于是我就写了那几封信。”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建立起了阿尔诺和恩达尔之间的友谊纽带，并且这是一段看似极其忠诚的关系。

这是埃巴·维特-布拉特斯特伦（Ebba Witt-Brattström）所说的，这位64岁的文学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也是恩达尔的前妻。她回忆道，1997年春天，《快报》报道了比隆德的案子，不久恩达尔就来请她帮助阿尔诺。他对妻子说，阿尔诺被指控性侵，他希望维特-布拉特斯特伦能找一些知名人士来声援阿尔诺。1997年秋天，恩达尔当选了瑞典文学院的院士。

“我到现在都清晰记得那一天。我刚刚讲完一节女性抗争史的课，回到家里，霍勒斯看起来就像吸了海洛因一样，在家里到处跳舞。他刚刚当选院士，进入了文化父权制最坚固的堡垒。”维特-布拉特斯特伦说。她和恩达尔在2014年就已经离婚，三个儿子也都成年了。

“嫁给了一个重婚者”

恩达尔还在兴高采烈地跳舞，维特-布拉特斯特伦的第一反应却是抱起了小儿子，孩子当时得了感冒，一直在哭。“我没有为他感到高兴，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永远不会原谅我，”她说，瑞典文学院对恩达尔来说就像一个女人，他一直在用“她”来指代学院，因此维特-布拉特斯特伦从那天起就觉得，“好像我嫁给了一个重婚者。”

再回忆起从前，她说一切都变了。她在2016年出版的小说《爱或战争》（Love/War）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在书中，她称丈夫为“被抛弃的老鼠”和“精神上的灾难”。一个月后，恩达尔也用自己的书作出了回应，书名为《最后一头猪》（Den Sista Grisen，英译名为The Last Pig）。

恩达尔从一开始就很适合这份工作，他们自称为“男人帮”（boys），维特-布拉特斯特伦则喜欢叫他们“克莫拉”，这个词的原意是指意大利的一个犯罪集团。他们觉得自己无懈可击，装备精良，因为他们钱多，特权多，又不受什么监管。1999年，恩达尔接任了斯图尔·艾伦（Sture Allén）的常任秘书长一职，正是艾伦当年无视了安娜-卡琳·比隆德所写的举报信。现在暂时代理常任秘书长的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也是“男人帮”的成员之一。

瑞典文学院的18位院士当中，目前只有10人还活跃在社会活动中。在围绕阿尔诺的争论达到高潮时，时任常任秘书长的萨拉·达尼乌斯（Sara Danius）宣布辞职，阿尔诺的妻子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也宣布辞职。学院的赞助人瑞典国王最近修改了相关法令，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不再强制终身制，他们将有权利卸任了。

著名作家夏丝汀·艾克曼（Kerstin Ekman）早在1989年就提出要辞去院士一职，（注：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鲁西迪在《撒旦诗篇》一书中涉及了对伊斯兰教不敬的言论，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下令追杀鲁西迪，瑞典各文化团体尤其是作家纷纷发表抗议声明，但是瑞典文学院以不应干预政治为由，拒绝以学院名义发表声明。因此，三名持异见的院士公开宣布退出瑞典文学院，但是学院强制终身制，不予批准，他们只能选择不再参加文学院的活动。）她怒气冲冲地回应说：“自1989年以来，这就已经是事实了，你没有权利批准。”

文学，淫欲和谎言

学院目前还不能正常运作。虽然今年的奖项已经被暂停了，但是回顾过去几年的获奖者，我们会发现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确实和以往有一些不同——这个神秘的秘密组织也在一点点作出妥协。

有些人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应该从瑞典文学院手中拿回文学奖的颁奖资格，把它交给另一个学院。这是拯救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途径——如果它还能再抢救一下的话。诺贝尔基金会的执行理事拉尔斯·海肯斯滕（Lars Heikensten）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很明确：“我们不会干预，这是学院内部的结构、制度和人事问题，应由学院自己来解决。当然，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如果我们认为瑞典文学院无法再令人信服的话，我们也可以决定撤销他们的颁奖资格。”

这将取决于未来几个月事态的发展，海肯斯滕说。瑞典文学院目前已经聘请了外部顾问来解决眼下最急迫的问题。除了允许辞职之外，海肯斯滕还认为，限制院士的任期长度更为重要，诺贝尔基金会在授予诺贝尔奖时合作的其他团体都有任期制度。“为了重获公信力，学院成员新老结合是最好的。学院必须达成一致：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海肯斯滕，甚至所有人，都看到了瑞典文学院正处在划时代转变的十字路口。它与其他机构一样，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颠覆性的时代，面临着未知的命运。在这样的现实下，一桩情事的分量将会远远超过文学，淫欲和谎言。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冲击是必然的。没有社交媒体，就不会有#MeToo运动；没有#MeToo，瑞典文学院就不会陷入危机。这是一次21世纪与18世纪的碰撞，却影响到了20世纪的文学奖项，因为男人好像还活在石器时代的荣光之中。还有，君主制真的有必要吗?

瑞典文学院的这个故事就像斯特林堡一部多层次、大部头小说，丰富而悲伤。斯特林堡曾经说过：“我只是个理论上的厌女症。”这句话被刻在斯德哥尔摩一条步行街的人行道上。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行人经过那里时，都会选择忽略这句话。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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