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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从何时开始戴眼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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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从何时开始戴眼镜的?

虽然乾隆时期眼镜颇为普遍,但乾隆一直坚持不佩戴眼镜。

明代仇英(1494—1552)所作《南都繁会图景物图卷》中戴眼镜的人,是古代最早的戴眼镜题材图像之一

眼镜的传入

古代早期人们还没有眼镜,照明条件又差,秉烛夜读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唐代的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就提到,夜读细书对眼睛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在古代养生之类的书中,常把保养眼睛作为重要的内容。在古人的观念中,眼睛是脏腑精气之所注,“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为之精”(《灵枢·大惑论》),人年老之后,精气渐衰,也就双目昏花了。宋代陈直所编的《寿亲养老书》中,列有“治眼昏夜光育神丸”,说此药“久服目光炯然,神宇泰定,语音清彻,就灯永夜,眼力愈壮,并不昏涩,不睡达旦,亦不倦怠。服两三月后,愈觉神清眼明,志强力盛,步履轻快,体气舒畅,是药之效。”这实在是有些神化的说法。中医重视眼科,相关医书甚多,比如《目经大成》《目科捷径》《眼科启明》《眼科要旨》《眼科阐微》《眼科集成》《眼科纂要》等。民间也有眼光娘娘崇拜,其主要负责消除眼疾。

后来中国人利用水晶石片制成眼镜,主要用来增进视力辅助看书,眼镜在古代被称为“叆叇”、“僾睫”,有时也称为“读书石”、“单照”、“眼环”等。南宋《洞天清录》云:“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陆凤藻《小知录》卷九)

视觉较之其他感觉来说,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更大,每一个体的视力下降和衰弱是无可避免之事,眼镜的发明看似细微,实则对整个人类来说都关系重大。就像美国学者波兹曼所说:“有人指出,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可以完善的。我觉得,如果说12世纪眼镜的发明和20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也不为过。”(波兹曼:《娱乐至死》)

古代的水晶石镜片虽然至今还在使用,但效果大不如今日普遍使用的玻璃镜片。玻璃镜片眼镜是在明末由来华的传教士带入中国的。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就说:“古未有眼镜,至有明始有之,本来自西域。”(卷三三《眼镜》)明清时期的传教士来华,进献的礼品中,经常包含眼镜。如雍正七年,西洋人戴进贤送给雍正皇帝一副眼镜,但雍正对于眼镜的样式还有些不高兴,传旨说:“着照朕带的样式装修,再将盒内西洋字白纸签,着西洋人认看,应写汉字。”(《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有时候西洋人一次进贡上百副眼镜,其中包括老花镜、近视镜、平光镜等。镜架、镜套、镜盒等配件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宫廷里面也会安排工匠专门为眼镜制作华美贵重的匣子,后来还设置专门的机构来修理和制作眼镜,以满足日益增多的需要。

眼镜的价格

眼镜在明清时期算是贵重物品,有些眼镜以玳瑁作为镜架,清代《都门竹枝词》有“眼镜镶来玳瑁边”(《清代北京竹枝词》)的句子。玳瑁在古代是华贵、祥瑞的象征,唐代诗人沈佺期的诗歌《独不见》中写道:“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即是用玳瑁来营造富贵、豪华的氛围。

眼镜在清代成为普遍流行的物品,但却并非寻常人家所能买得起。《红楼梦》中有两处提到了眼镜,使用者都是贾府中地位最高的贾母。《红楼梦》五十三回中描写贾母在大花厅看戏,贾母坐于短榻上,“榻之上一头又设一个极轻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吊、茶碗、漱盂、洋巾之类,又有一个眼镜匣子。贾母歪在榻上,与众人说笑一回,又自去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方豪《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一文认为贾母观察远处使用的“眼镜”,或是望远镜。但《红楼梦》的另一处描写则基本能确定就是眼镜。九十五回中描写贾母看玉时,也提到了戴眼镜的细节:“贾母打开看时,只见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擦摸,鸳鸯拿上眼镜儿来,戴着一瞧,说:‘奇怪,这块玉倒是的,怎么把头里的宝色都没了呢?’”

清代的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眼镜价格的变化:“眼镜,余幼时偶见高年者用之,亦不知其价,后闻制自西洋者最佳,每副值银四、五两,以玻璃为质,象皮为干,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顺治以后,其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惟西洋有一种质厚于皮,能使近视者秋毫皆晰,每副尚值银价二两,若远视而年高者带之则反不明,市间尚未有贩卖者,恐再更几年,此地巧工亦多能制,价亦日贱耳。”(《阅世编》)可以看出最初眼镜的价格甚高,非一般人可以使用,但后来随着眼镜国产化比例增高,价格也随之下降,眼镜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

1793年英国派往中国的马嘎尔尼使团中的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笔下的“穿便装的官员”,介绍的文字中说:“中国人戴的眼镜要比西方人的眼镜大得多:它们是用水晶制成的,玻璃的生产在中国还没有发明。”([英]威廉·亚历山大著:《1793:英国使团画家笔下的乾隆盛世——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对眼镜的排斥

对于眼镜,虽然其效果明显,实用方便,但因其来自西洋,有人由此对其抱着排斥的态度,这一立场之代表者就是乾隆。虽然乾隆时期眼镜颇为普遍,但乾隆一直坚持不佩戴眼镜。他对眼镜的效果十分清楚,“能助目昏备……老年所必须,佩察秋毫细”。但他坚决排斥眼镜的原因,一是因为材料,他认为西洋的玻璃眼镜对身体有所损害,不如传统的水晶镜片:“玻璃云害眼,水晶则无弊”,“玻璃者过燥,水晶温其性”;二是因为习惯佩戴之后,就难以摆脱,人为物役:“一用眼镜,则不可舍,将被彼操其权也。”所以他在《眼镜》诗中,语重心长地提醒后人:“敬告后来人,吾言宜深思。”(乾隆御制《眼镜》诗,见《清高宗御制诗四集》)这一传统似乎一直在宫廷流行,后来溥仪想要戴眼镜时,遭到了端康太妃等人反对,认为这一行为有违祖制(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晚清著名文人包天笑在《我的近视眼》一文中提到自己小时候在苏州穿珠巷配制眼镜,回家后却遭到祖母的反对:“戴着眼镜去见祖母,祖母说:‘小孩子不能戴眼镜,只怕愈戴愈深,藏起来,到要看远处的地方才戴吧。’不但小孩子不能戴眼镜,苏州那些所谓书香人家的子弟,虽然近视眼很多,年轻时也不大许戴眼镜。说也可笑!他们希望在科举上发达,预备将来见皇帝,什么引见,召见之类,都是不许戴眼镜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祖上是做过大官的,却是个高度近视眼。有一天,皇帝在便殿召见,那皇帝东向而坐,对面却安一面大穿衣镜的屏风,他糊里糊涂,只向那面大穿衣镜面前跪了。太监看了,掩口而笑,把他拉过来,说道:‘皇帝在这里,’因为他是大臣,不加谴责,但是皇帝心里终觉得不高兴,臣子不免就吃亏了。”(《钏影楼回忆录》)“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而今皇帝恶眼镜,百姓遂不戴,这则貌似杜撰的故事,折射的是当时社会的一般心理及民众对于西洋器物的态度。

溥仪戴眼镜着洋装的照片

戴眼镜的时尚

不过,这样的反对是无济于事的,在文人和官员的群体,以及后来在大众群体之中,眼镜已经逐渐成了一种实用又时尚的物品。从康雍时期开始,人们佩戴眼镜变得非常普遍,嘉庆、道光时期,文人和官员中流行在身上佩戴眼镜盒,可见眼镜在个人用品中的重要性。

起初,戴眼镜者多是读书人,时间既久,眼镜也就成了读书人的标志。当时社会中还有羡慕读书人的风气,不读书的人也戴上眼镜,假装近视来装斯文:“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清代净香居主人《都门竹枝词》)清代学秋氏《续都门竹枝词》也道:“眼镜戴来装近视,教人知是读书人。”

对年轻人来说,眼镜也是时尚的象征,他们逐渐成为佩戴眼镜的主流群体。“近视人人带眼镜,铺中深浅制分明。更饶养目轻犹巧,争买皆由属后生。”(清学秋氏《续都门竹枝词》)后生们买眼镜,其实也并非全是为了学名士,装读书人,“少年不尽风流态,叆叇斜窥红粉妆”(清代李行南《申江竹枝词》),近视眼的后生,眼镜一戴,得窥美人风韵,那一刻,不啻在眼前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民国时期女性戴眼镜已极为普遍,图为一位戴眼镜推自行车的女士,自行车在当时也十分少见。
(图片选自《西施有恨》,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年)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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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原标题:叆叇斜窥红粉妆:中国古人何时开始戴眼镜?

最新更新时间:06/05 21:42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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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从何时开始戴眼镜的?

虽然乾隆时期眼镜颇为普遍,但乾隆一直坚持不佩戴眼镜。

明代仇英(1494—1552)所作《南都繁会图景物图卷》中戴眼镜的人,是古代最早的戴眼镜题材图像之一

眼镜的传入

古代早期人们还没有眼镜,照明条件又差,秉烛夜读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唐代的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就提到,夜读细书对眼睛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在古代养生之类的书中,常把保养眼睛作为重要的内容。在古人的观念中,眼睛是脏腑精气之所注,“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为之精”(《灵枢·大惑论》),人年老之后,精气渐衰,也就双目昏花了。宋代陈直所编的《寿亲养老书》中,列有“治眼昏夜光育神丸”,说此药“久服目光炯然,神宇泰定,语音清彻,就灯永夜,眼力愈壮,并不昏涩,不睡达旦,亦不倦怠。服两三月后,愈觉神清眼明,志强力盛,步履轻快,体气舒畅,是药之效。”这实在是有些神化的说法。中医重视眼科,相关医书甚多,比如《目经大成》《目科捷径》《眼科启明》《眼科要旨》《眼科阐微》《眼科集成》《眼科纂要》等。民间也有眼光娘娘崇拜,其主要负责消除眼疾。

后来中国人利用水晶石片制成眼镜,主要用来增进视力辅助看书,眼镜在古代被称为“叆叇”、“僾睫”,有时也称为“读书石”、“单照”、“眼环”等。南宋《洞天清录》云:“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陆凤藻《小知录》卷九)

视觉较之其他感觉来说,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更大,每一个体的视力下降和衰弱是无可避免之事,眼镜的发明看似细微,实则对整个人类来说都关系重大。就像美国学者波兹曼所说:“有人指出,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可以完善的。我觉得,如果说12世纪眼镜的发明和20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也不为过。”(波兹曼:《娱乐至死》)

古代的水晶石镜片虽然至今还在使用,但效果大不如今日普遍使用的玻璃镜片。玻璃镜片眼镜是在明末由来华的传教士带入中国的。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就说:“古未有眼镜,至有明始有之,本来自西域。”(卷三三《眼镜》)明清时期的传教士来华,进献的礼品中,经常包含眼镜。如雍正七年,西洋人戴进贤送给雍正皇帝一副眼镜,但雍正对于眼镜的样式还有些不高兴,传旨说:“着照朕带的样式装修,再将盒内西洋字白纸签,着西洋人认看,应写汉字。”(《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有时候西洋人一次进贡上百副眼镜,其中包括老花镜、近视镜、平光镜等。镜架、镜套、镜盒等配件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宫廷里面也会安排工匠专门为眼镜制作华美贵重的匣子,后来还设置专门的机构来修理和制作眼镜,以满足日益增多的需要。

眼镜的价格

眼镜在明清时期算是贵重物品,有些眼镜以玳瑁作为镜架,清代《都门竹枝词》有“眼镜镶来玳瑁边”(《清代北京竹枝词》)的句子。玳瑁在古代是华贵、祥瑞的象征,唐代诗人沈佺期的诗歌《独不见》中写道:“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即是用玳瑁来营造富贵、豪华的氛围。

眼镜在清代成为普遍流行的物品,但却并非寻常人家所能买得起。《红楼梦》中有两处提到了眼镜,使用者都是贾府中地位最高的贾母。《红楼梦》五十三回中描写贾母在大花厅看戏,贾母坐于短榻上,“榻之上一头又设一个极轻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吊、茶碗、漱盂、洋巾之类,又有一个眼镜匣子。贾母歪在榻上,与众人说笑一回,又自去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方豪《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一文认为贾母观察远处使用的“眼镜”,或是望远镜。但《红楼梦》的另一处描写则基本能确定就是眼镜。九十五回中描写贾母看玉时,也提到了戴眼镜的细节:“贾母打开看时,只见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擦摸,鸳鸯拿上眼镜儿来,戴着一瞧,说:‘奇怪,这块玉倒是的,怎么把头里的宝色都没了呢?’”

清代的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眼镜价格的变化:“眼镜,余幼时偶见高年者用之,亦不知其价,后闻制自西洋者最佳,每副值银四、五两,以玻璃为质,象皮为干,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顺治以后,其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惟西洋有一种质厚于皮,能使近视者秋毫皆晰,每副尚值银价二两,若远视而年高者带之则反不明,市间尚未有贩卖者,恐再更几年,此地巧工亦多能制,价亦日贱耳。”(《阅世编》)可以看出最初眼镜的价格甚高,非一般人可以使用,但后来随着眼镜国产化比例增高,价格也随之下降,眼镜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

1793年英国派往中国的马嘎尔尼使团中的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笔下的“穿便装的官员”,介绍的文字中说:“中国人戴的眼镜要比西方人的眼镜大得多:它们是用水晶制成的,玻璃的生产在中国还没有发明。”([英]威廉·亚历山大著:《1793:英国使团画家笔下的乾隆盛世——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对眼镜的排斥

对于眼镜,虽然其效果明显,实用方便,但因其来自西洋,有人由此对其抱着排斥的态度,这一立场之代表者就是乾隆。虽然乾隆时期眼镜颇为普遍,但乾隆一直坚持不佩戴眼镜。他对眼镜的效果十分清楚,“能助目昏备……老年所必须,佩察秋毫细”。但他坚决排斥眼镜的原因,一是因为材料,他认为西洋的玻璃眼镜对身体有所损害,不如传统的水晶镜片:“玻璃云害眼,水晶则无弊”,“玻璃者过燥,水晶温其性”;二是因为习惯佩戴之后,就难以摆脱,人为物役:“一用眼镜,则不可舍,将被彼操其权也。”所以他在《眼镜》诗中,语重心长地提醒后人:“敬告后来人,吾言宜深思。”(乾隆御制《眼镜》诗,见《清高宗御制诗四集》)这一传统似乎一直在宫廷流行,后来溥仪想要戴眼镜时,遭到了端康太妃等人反对,认为这一行为有违祖制(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晚清著名文人包天笑在《我的近视眼》一文中提到自己小时候在苏州穿珠巷配制眼镜,回家后却遭到祖母的反对:“戴着眼镜去见祖母,祖母说:‘小孩子不能戴眼镜,只怕愈戴愈深,藏起来,到要看远处的地方才戴吧。’不但小孩子不能戴眼镜,苏州那些所谓书香人家的子弟,虽然近视眼很多,年轻时也不大许戴眼镜。说也可笑!他们希望在科举上发达,预备将来见皇帝,什么引见,召见之类,都是不许戴眼镜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祖上是做过大官的,却是个高度近视眼。有一天,皇帝在便殿召见,那皇帝东向而坐,对面却安一面大穿衣镜的屏风,他糊里糊涂,只向那面大穿衣镜面前跪了。太监看了,掩口而笑,把他拉过来,说道:‘皇帝在这里,’因为他是大臣,不加谴责,但是皇帝心里终觉得不高兴,臣子不免就吃亏了。”(《钏影楼回忆录》)“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而今皇帝恶眼镜,百姓遂不戴,这则貌似杜撰的故事,折射的是当时社会的一般心理及民众对于西洋器物的态度。

溥仪戴眼镜着洋装的照片

戴眼镜的时尚

不过,这样的反对是无济于事的,在文人和官员的群体,以及后来在大众群体之中,眼镜已经逐渐成了一种实用又时尚的物品。从康雍时期开始,人们佩戴眼镜变得非常普遍,嘉庆、道光时期,文人和官员中流行在身上佩戴眼镜盒,可见眼镜在个人用品中的重要性。

起初,戴眼镜者多是读书人,时间既久,眼镜也就成了读书人的标志。当时社会中还有羡慕读书人的风气,不读书的人也戴上眼镜,假装近视来装斯文:“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清代净香居主人《都门竹枝词》)清代学秋氏《续都门竹枝词》也道:“眼镜戴来装近视,教人知是读书人。”

对年轻人来说,眼镜也是时尚的象征,他们逐渐成为佩戴眼镜的主流群体。“近视人人带眼镜,铺中深浅制分明。更饶养目轻犹巧,争买皆由属后生。”(清学秋氏《续都门竹枝词》)后生们买眼镜,其实也并非全是为了学名士,装读书人,“少年不尽风流态,叆叇斜窥红粉妆”(清代李行南《申江竹枝词》),近视眼的后生,眼镜一戴,得窥美人风韵,那一刻,不啻在眼前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民国时期女性戴眼镜已极为普遍,图为一位戴眼镜推自行车的女士,自行车在当时也十分少见。
(图片选自《西施有恨》,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年)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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