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一天，一个与妈妈、姐妹住在丹麦难民中心的12岁阿富汗女孩在附近的树杈上发现了一个足球。她叫娜迪亚·娜丁（Nadia Nadim），难民中心围栏的另一侧正好是一个足球场，是当地市镇青年足球队训练的地方。球员有时候会把球踢飞到旁边的小树林里。娜丁很快在周围发现了更多足球，她和朋友们一起摇树，将这些足球都弄了下来，并把其中一部分扔回到了围栏后面。她们留下了几个比较旧的足球，好让自己也能踢着玩。

格温多林·奥克斯纳姆（Gwendolyn Oxenham）在《聚光灯下与黑暗中：女子足球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Under the Lights and in the Dark: Untold Stories of Women's Soccer）中写下了这个故事。娜丁玩球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她有时跟朋友一起踢，有时则是单独一人。最后她主动去市镇足球场找到了球队教练，教练则邀请她加入球队。在她的第一场比赛中，她进了三个球。从那以后，娜丁接受了多个青年队教练的指导，天赋异禀的她水平日益精湛。几年后，娜丁读完了高中和大学，并最终选择进入医学院继续进修，同时也成了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她在美国顶尖的女子足球俱乐部波特兰荆棘（Portland Thorns）取得优异成绩后，于今年转会至英格兰曼城俱乐部。而今，她已是丹麦国家队一颗耀眼的明星。

塞巴斯蒂安·阿伯特（Sebastian Abbot）在《客场作战：对足球界明日之星的史诗性搜寻》（The Away Game: The Epic Search for Soccer’s Next Superstars）中讲到了另一个故事。伯纳德·阿皮亚（Bernard Appiah）在加纳首都阿克拉附近一个名叫泰希（Teshie）的穷困海边小镇长大。他小时候经常踢足球，8岁时，他被一名教练招募到了当地的足球队里。可这支拥有50名球员的足球队里只有可怜的两个足球可以用来训练，所以，训练时，大家很多时候“只能在土地上跑圈”。阿皮亚是这支球队中踢得最好的一个，他为此获得了“小旋风”的昵称。没过多久，另一名当地足球教练把他招募进了一支更好的球队，这支球队拥有齐备的训练器材和一个良好的训练球场。教练希望他能在这里得到充分锻炼，绽放自己的天赋，日后在加纳或者欧洲开启自己的职业足球生涯。

2007年，一位名叫何塞普·科罗默尔（Josep Colomer）的西班牙教练来到泰希寻找最棒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这是第一次有足球教练在非洲举行这样的选拔活动。此次活动将为卡塔尔精英学院选拔有潜力的足球运动员，最终录取其中最优秀的三位，并提供奖学金。“精英学院”是卡塔尔新开发的一个足球训练项目，训练营内设施极尽豪华：训练场地包括一个露天体育场和六个足球场，场地内甚至还有多个“从早到晚播放模拟鸟鸣声”的扬声器。当时还是青少年的阿皮亚以加纳最佳球员之一的身份，与来自非洲其他地区的23名球员一起被带往精英学院进行最终选拔。最后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奖学金，开始了预期长达数年的训练，力求精进自己的技术。他的教练希望把他培养成为下一个里奥·梅西，阿皮亚在阿根廷球星访问精英学院时，也曾见到过梅西本人。然而今天，阿皮亚生活在加纳相对贫困的地区，他的梦想——以及教练和学院对他的投资——大部分都已化为乌有了。

足球，是这个星球上最受欢迎的运动，是一门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它别具一格，独一无二。喜欢踢足球以及观看足球比赛的球迷数以亿计。许多足球巨星与其他项目的顶尖运动员一样，都曾经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足球能够吸引大量关注的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一项充满机遇的运动，即使出身最贫苦的球员也有成为国际巨星的可能，因其在球场上赛出精彩和创造力而收获鲜花和掌声。

然而，现在的男子职业足球已经形成了一种机械性的人才识别和发展体系，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运作。许多极具潜力的年轻运动员与俱乐部签订合约，俱乐部则依靠在国际市场上买卖这些合约来获取资金。这种在俱乐部之间互相流动的“转会费”近几十年来飞速上涨。去年夏天，由卡塔尔投资人提供资金的足球俱乐部巴黎圣日耳曼在从巴塞罗那俱乐部买入巴西球星内马尔时，转会费达到了创记录的2.63亿美元。对于顶尖球员，以及参与足球市场投机活动的俱乐部和其他中介而言，赚钱似乎轻而易举。但对于大多数充满雄心壮志，但出人头地的机率微乎其微的球员来说，这种巨额转会费纯粹是人为造成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来说很残酷。

阿伯特和奥克斯纳姆在他们的书里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一段段球员奋斗史，在他们从一个俱乐部转会到另一个俱乐部，从一个大洲来到另一个大洲的过程中，许多时候并不能由自己做主。他们的自述引发了人们对当前足球体系道德性和效率性的质疑。这些男性运动员面临的残酷选择——这种选择是由自上而下的管理结构、对事先筛选的重视强调，以及高强度的青训所驱动的——是否已经违背了足球这项运动随机性和多变性的本质呢？此外，由于性别不平等问题，女子职业足球收到的投资和赞助明显较少，这使得它与男子职业足球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体系，这是否说明，女子职业足球体系会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的足球队和职业足球俱乐部就已开启了青训模式，目标是发掘和培养那些有天赋的小运动员。如今，这样的青训营已经遍布整个欧洲，而且里面孩子们的竞争相当激烈，最小的孩子甚至只有5岁大。阿伯特在作品中提到了一个与英国青训营相关的近期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在青训体系内的1万名孩子中，只有大约100人最终能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而在青少年时期签订了职业合同的球员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在21岁时就已不再踢球了。

选拔之所以在青少年中广撒网，是因为一名成功足球运动员所需具备的天赋、技巧和驱动力实在很难界定。足球并不需要运动员拥有特定的体型。里奥·梅西只有5英尺7英寸高（约合1.7米），且在小时候被诊断出发育荷尔蒙缺乏，但这并没有成为他足球之路上的绊脚石，他在13岁时进入了巴塞罗那青训营。梅西被队员亲切地称呼为“小跳蚤”，他有着令人惊羡的控球技巧，且水平在其他所有队员之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梅西的天赋愈加显现出来，主要是因为他在教练口中的所谓“球商”高人一筹——或者称之为“阅读比赛的能力”，阿伯特在书中写道，“他能在千变万化的局势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且几乎立即执行正确的决定。”

足球智商是能够被培养的，但它很难通过传统形式教授。陶冶自己球商的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只能是多踢球。而讽刺的是，许多青训营所采取的结构性训练方法可能会阻碍球商的提高。阿伯特在书中提到了一项关于球商的研究，研究表明，在非正式的环境下踢球——比如说在一块泥地上，或者一个小区的庭院里，而不是在一个经过精心修剪的足球场上，在成年人的监控之下——是提高球商的关键。在这些非正式的场景中，孩子为了取胜会想出很多绝妙的操作——灵活地带球绕过对方队员、把球踢得比人还高、让球从拦截队员的胯下穿过、花式让球飞到空中，或者用脚后跟把球传给队友——这些都是能够让人熟练掌握球技的好方法。球员可以在通过这样的比赛锻炼自主创造性，提高即兴发挥的能力，那些善于观察四周，并能做出相应调整的球员往往能在比赛中表现得最好。教练的指导毫无疑问也是非常有用的，但青训营里的小球员若能花费更多时间在这种非正式球赛中，他们的球技也将变得更好。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已经向欧洲输送了许多顶尖球星的非洲大地，在众多“球探”眼中是一块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宝地。在欧洲已是老生常谈的结构化青训营在非洲仍是新鲜事物。下一个巨星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他也许就正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或者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海边的桥下磨练球技呢。这样的美好前景深深吸引着卡塔尔精英学院的创始人谢赫·贾西姆（Sheikh Jassim）。作为卡塔尔的王子，贾西姆放弃了王位继承权，全心全意投入自己最狂热的爱好——足球（一名医生曾被他召入王宫诊治失眠，医生一进他的房间便马上发现了问题：卧室的四面墙上都装了大屏幕，全天候播放世界各地的足球比赛）。谢赫·贾西姆计划打造一支出色的卡塔尔足球队，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决定从非洲引进天资优秀的球员加入球队，并雇佣何塞普·科罗默尔在非洲大陆上寻找他要的明日之星。

阿伯特在书中写道，这个名叫“足球梦（Football Dreams）”的项目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球员招募项目”。项目启动的第一年，也就是阿皮亚被选中的那一年，总共有43万个男孩参与了选拔。截至2014年，已有超过350万青少年接受过这个项目的招募邀请。在加纳的一个足球场，超过100名青少年球员提前两天来到此地，席地而睡，等待精英学院代表的到来。第一年里，在科罗默尔的劝说下，贾西姆增加了项目的奖学金人数——他们在塞内加尔新设立了一家青训营，每年招收20名学员。但是，阿伯特写道，这个筛选过程仍然“比哈佛大学的录取程序挑剔一千倍”。

年轻运动员之所以对这个项目的选拔蜂拥而至，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能够进入精英学院，就相当于为以后成为欧洲俱乐部职业球员铺平了道路——这个梦想驱使整个非洲的青少年足球运动走向兴盛。阿皮亚年仅8岁就成了一件商品。他的第二位青训教练杰斯提斯·欧腾（Justice Oteng）在阿皮亚与其他小运动员加入他的队伍时，给他们付了一笔非正式的转会费。欧腾还向加纳足协支付了准入执照的费用，有了这个执照，阿皮亚才有资格在国内参加官方联赛，此外，他还为这些运动员提供了住房。

对于欧腾而言，这些都是风险投资，他希望有一天能把投入的钱全部赚回来。但大部分当地的教练跟欧腾一样，与欧洲的俱乐部并没有直接联系。所以无助的年轻球员最后很容易毁在这些黑心经纪人的手里，他们通常会在一开始向球员索要金钱，但从不会信守承诺，把球员引荐给招募人员。大量志存高远的非洲球员因此落得在欧洲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结局，为此，一名退役的足球运动员在法国创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专门帮助这样的球员。他把这种利用青年球员牟利的行为称作“当代奴隶制”。

根据其负责人的介绍，“足球梦”项目为遭受这种剥削的球员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阿皮亚发现，这个行业带来的压力是无处可逃的。他在精英学院的表演赛中得到了欧洲几个俱乐部的关注，欧腾和精英学院之间的冲突也由此产生，他们争论着应该何时让阿皮亚走上职业球员之路，以及在转会时，谁应该代表他进行谈判，谁可以从中获利。这场以阿皮亚的未来为主题的争执最终断送了他的美好未来。他在一年后离开了精英学院，虽然他曾在精英学院接受过顶级训练，那里的教练也能为他提供人脉支持，但他在欧洲签约职业俱乐部的尝试还是失败了。他最后加入了加纳的职业联赛，领着微薄的薪水：月工资大概是50美元，有时候连食宿都付不起。他现在二十四五岁，相信自己总会时来运转，但如果依然想要在欧洲开启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留给他的时间可不多了。

在描述阿皮亚离开精英学院的时候，阿伯特写道，他“回到了自己被发掘的那个金矿中”。这种招募球员的方式让人耳边仿佛响起了殖民主义的回声。在全球的足球市场，非洲被视为供应商，在国际市场上把“原材料”提纯和卖出——或者更多的时候是抛弃。年轻球员面临着殷切的期望和沉重的经济压力，他们被怂恿把自己的一切都押到比赛上。阿皮亚在精英学院的其中一个同学最终在欧洲成为了一名职业球员，他先在巴塞罗那踢了一年，然后转会去了一支不太有名的球队。近几年也有几名精英学院毕业生走上了职业球员的道路。但在阿伯特的书中，这些青训机构在打造下一个巨星的过程中过于急功近利，他们丝毫没有考虑到球员在努力中耗费以及失去了什么。

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个体系换一种结构方式，以占大多数的、志存高远却不幸失败的球员的经历为焦点，而不是仅仅关注那些极少数的成功者，一切会变成什么样呢？这样的话，这种体系也许会变得更加合乎道德标准，原有的剥削感也会减少，但培养出来的巨星数量还会跟之前一样多，只是在每个人身上的投入会比原来低得多。阿伯特在书中重点提到，精英学院的探索结果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尤其是考虑到其大量的资金投入。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一个严酷事实：一味地寻找极其低龄的球员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招募方式。球商的培养途径依然是一个谜；一个人的球商高低也很难在早期就能得到正确预测。

其实，像阿皮亚这样的男孩只要能有多一些的训练时间，以及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训练场地就足够了。他和他的小伙伴并不需要卡塔尔的六个足球训练场，只要能在泰希找到一个还算不错的场地就能心满意足。如果当初的训练条件没有那么艰苦，阿皮亚很可能就不会选择离开家乡去磨练自己的技艺，到了合适的时机——他的年龄足够大，并且准备好了的时候——他便能去欧洲实现梦想。在理想的体系下，依然会有球探来到非洲寻找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但他们的目标会从男孩转移到青年男性身上，这也能让他们有机会作出更好的考量，判断球员是否已经准备好加入欧洲足球俱乐部。减少对少年球员的训练强度固然有坏处，但此举也收益良多，尤其是对于许多从来没能成为球星的球员来说，这些收获已经足够补偿训练减少造成的损失了。

奥克斯纳姆笔下描绘的女子职业足球的世界为这种理想化的体系提供了灵感。当然，女子职业足球虽然没有巨额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能幸免于被剥削的命运。我们在《聚光灯下与黑暗中》所读到的大部分运动员都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即使是那些在美国踢职业联赛的运动员，要知道，美国的职业联赛可是比绝大多数国家联赛的资助更为优厚的。巴西国家队球星玛塔·维埃拉·达席尔瓦（Marta Vieira da Silva）——许多人认为她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女子足球运动员——在奥兰多骄傲俱乐部（Orlando Pride）只能获得4万美元的年收入，远远少于她在商业代言方面的收入。严酷的经济状况重塑了女子足球整个发展进程和风气。年轻运动员只能把足球视为“人生道路上的一道风景，而不是职业生涯的目的地”，奥克斯纳姆写道，她曾经也是一名有抱负的职业球员。“我们从职业生涯开始的那一天起，就做好了结束的准备。”

这意味着，即使是技艺最精湛、最有野心的女孩儿，在选择女子职业足球这条路时，也会给自己留下一些余地。奥克斯纳姆书中的一位美国球员跟娜丁一样，选择了进入医学院进修；德国国家队的一名球星报读了警察学校。“我不能只做一名足球运动员，”她解释道，“我会很无聊的。”在喀麦隆国家队效力的盖勒·恩格娜莫特（Gaëlle Enganamouit）用她在联赛中挣到的钱投资了出租车生意，由家人帮她在老家打理。

娜丁发掘了自己心中对足球的激情与喜爱，她在青少年时期的训练多亏了政府的慷慨资助——包括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丹麦政府十分注重对青少年体育运动的支持。她那天之所以在树杈上看到了足球，也是因为在齐全的设备支持下，年轻球员不必专门跑去捡回他们踢飞到树林里的球。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存在，足球的优点得以转播得更广、更远，这对每个人，包括球星来说，都是有益的。足球运动的核心，在于能够在一个大门紧闭的房间里为人打开一扇窗。我们渴望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足球体系，虽然这听上去不切实际，遥不可及，但这可以说是为我们保护这个梦想提供了更好的理由。

（翻译：黄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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