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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迪:医疗,福利国家的“超高龄”之痛

“超高龄社会”中的“高龄”,并非当代国家各种矛盾的本质问题,贫困才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本文作者刘迪系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国际协力研究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上世纪50年代,日本作家深泽七郎写的小说《楢山节考》震撼了日本社会。这部书里描写了前近代社会的日本,某一地区为维系共同体生存,形成抛弃老人的习俗。这部小说,以象征手法表现了现代文明对前近代社会的省思。福利国家已然成为信仰。今天,现代国家的前提及其合法性,建于福利国家之上。推翻福利国家,意味着颠覆国家。

但是,今天的福利国家体系,已出现裂痕。不久前,全球媒体围观了一位104岁老人的安乐死,整个媒体出现异样的“冷静”和“客观”。尽管今天国家文明指标中有“平均寿命”一项,但面对一个老人寻求安乐死,媒体袖手旁观,表现出“理所应当”的态度。面对超高龄社会,福利国家感受到了重负。

依WHO定义,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超过21%,即为“超高龄社会”。2007年,日本总人口中65岁老人超过这一数字,10年后的2017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已达27.7%,居各国之首。超高龄社会已给福利国家带来沉重负担。以医疗费来看,老龄人口占日本总人口比例为1/4,但却使用了医疗费的3/4。日益增长的医疗费,严重压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动摇了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现代国家政府面临两难问题:削减老人医疗费,就会下台;增税,也会下台。

多数政府都会选择第三者,借钱!今天日本政府背负1000万亿日元债务,财政赤字仍在增长。谁来偿还这笔巨款?下一代吗?以目前日本人口出生率计算,至2050年,日本总人口将跌至1亿以下。但高龄人口比例仍将持续增加,医疗费支出也在增加。显然,福利国家政策不可持续。

医疗体系巨额资金欠缺如何填补?政府究竟应该秉承何种原则分配社会资源?究竟应将多少医疗资源用于老人?应该根据怎样的比例分配不同世代使用的社会资源?这是摆在日本和其它福利国家面前的严峻问题。

有人认为美国的医疗制度值得学习甚至模仿,如果从医疗投入/GDP比看,美国投入很高,但我们再看其平均寿命,就可以发现美国医疗制度的投入与效果绝非最好。以美、日两国为例比较可发现一个事实,即巨额医疗投入,不一定带来相应效果。以医疗费/GDP比看,美国为17%,日本为10%,再看平均寿命,美国为78岁,而日本为83岁。美国的医疗投入巨大,但显然低效。

美国的事例说明,在构筑医疗系统时,必须考虑医疗的社会性。美国的确在医疗领域投入许多新技术,这些技术可延续人的生命,但事实上,人的平均寿命,并非单纯可依靠巨额投资提高。平均寿命延长,除尖端医疗技术外,还依赖于其他因素,如社会保障制度、疾病预防系统、完善的护理系统、良好的社会关系资本、健康食品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等。要构建一个可持续性的医疗体系,不仅要投资构筑一个尖端技术系统,而且还要降低贫富差距,构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也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

前述美国医疗体系的问题,原因不仅在于医疗体制自身,而且来自整个社会体系的固有问题。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方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营养过剩、肥胖、疾病罹患率高。这种现象导致医疗费攀高。这说明,以庞大资金投入尖端医疗,并不一定会减少疾病,更无法带来普遍长寿。

与美国相反的例子也值得我们思考。长野是日本著名的长寿地区,但这个地区在日本远非高收入地区。调查研究人员们发现,该地区居民生活有几个特点:1、摄取低盐食品;2、蔬菜消费量日本最高;3、高龄者中从事农业的人数众多;4、社区人们关系密切。这些特点,并非都是古已有之,例如摄取低盐食品这个习惯,是公众教育的结果。因为该地位于山区,居民喜欢食用腌制鱼类食品,心血管疾病罹患率高。对此,公共医疗人员进行了广泛启蒙教育,推广减盐,养成多食蔬菜的习惯。

值得提及的是,“超高龄社会”中的“高龄”,并非当代国家各种矛盾的本质问题,贫困才是。“高龄社会”的发展,源于“少子”;而“少子”,则源于贫富差距及相对贫困。今天的少子化问题,主要不是已婚夫妇不生育或少生育,问题在于晚婚或不婚人口比例与绝对数的增加。造成晚婚与不婚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年轻一代收入太低,他们无法养家糊口。2013年10月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未婚男子54.8%,未婚女性44.3%的未婚理由是“因为缺乏经济能力”。在上述调查中,46.3%的人表示,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会立即结婚。另有调查显示,日本30岁以上男性,如其每年收入低于300万日元,那么其结婚率远远低于同龄高收入者。

因此,对于现代国家来说,粗暴削减高龄者预算或儿童预算,都不一定带来最好的结果。重要的是,要通过比较摸索,找到一种合理调配医疗资源以及社会资源的分配方案。这个方案,应是一个综合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包括降低成本却能提高平均寿命乃至幸福度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模式比较、模式实验的手法,摸索一套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方案,以解决当代“超高龄社会”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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