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中延续一切消逝之物的存在。这是诗人与艺术家的使命。

现在当我们的目光穿透时间的迷雾，回望20世纪风云，凝视俄罗斯辽阔疆域和纷繁复杂的历史深渊，聆听响彻在这片古老土地的世纪悲歌。更能理解独属于俄罗斯作家的命运及生存境况。革命、叛乱、大清洗、恐怖、杀戮、迫害和摧残。这是俄罗斯从未停止过的历史情景剧。在此背景下，也更能理解俄罗斯作家们“创造性的工作”。是的，没有索尔仁尼琴，世界就难以知晓古拉格的残酷；没有布罗茨基，人们就无法领略劳改营与理智的悲伤；没有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白银时代罹难的作家和被摧残的诗人就被遮蔽遗忘，发生在这个国度的浩劫和人道灾难就难以被讲述。没有作家的讲述，世界就难以知晓这个国度的暴行和荒谬。

而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这曾经激荡的生命哀歌随着它的世界性流传，悲伤的云翳弥漫在20世纪的时空。“我很幸运，能够道出全部。”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饱经磨难之后的临终遗言。当我们再次缅想这个人和他的创造物时，袭击心头的是刹那的幸福与刺痛。

被刺穿的铁幕

如果在天有灵，帕斯捷尔纳克应该为环绕着《日瓦戈医生》的出版故事感到幸福。

这暗中之幸在他生前已经出现。那是来自苏联境外的热爱作家的出版家和翻译者的莅临。

1956年5月20日，帕斯捷尔纳克秘密授权意大利出版商贾科莫·菲尔特里奈利出版《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语译本。最初小说的打印稿是交给莫斯科广播电台记者谢尔吉奥·德安吉罗，他同时为菲尔特里奈利工作，在俄国探寻有出版潜力的文学作品。1956年德安吉罗在帕斯捷尔纳克莫斯科近郊的家中做过访问，帕斯捷尔纳克交给德安吉罗的小说版本，是最早以极快的速度被连续偷运出苏联的《日瓦戈医生》打印稿之一。而这部打印稿如今收藏在胡佛研究所。

2017年深秋，我在美国西海岸旅行。出版人开车，我们沿着环太平洋岸的1号公路，由洛杉矶的小镇尔湾出发到旧金山。中途在斯坦福大学停留，按照约定出版人在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安排一场我的文学演讲活动。那天午后我们提前赶到斯坦福大学校区，开始在一间肯德基店小憩。预约的时间到，我们开车进入斯坦福绿草如茵的校区。进入校门之时先看到胡佛研究所，出版人指给我看那幢漂亮的褐红色楼房时我的心里有些悸动。因为已知胡佛研究所深藏着世界珍贵的典籍和世纪之迷的秘笈。而一年之后的今天，当我打开《日瓦戈医生出版记》时，再次看到斯坦福大学和胡佛研究所的名字，同样感受到内心的悸动。原因是在胡佛研究所的图书馆竟然珍藏着近三十多个语种，不同时期和不同版本的《日瓦戈医生》。

2014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公众展出《日瓦戈医生》不同语言的版本，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教授保罗·曼科苏撰写的《日瓦戈医生出版记》讲述发现和收藏的故事。当时的情况是，菲尔特里奈利拿到书稿以后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询问《日瓦戈医生》的俄罗斯版本何时出版。当时，《日瓦戈医生》屡遭退稿，饱受批评。尽管有“文艺社”这样的出版机构的出版约定，帕斯捷尔纳克知道，小说不会出版，在他有生之年都很难出版。菲尔特里奈利征询相“文艺社”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编辑工作正在进行，在苏联出版发行之前，请等待下去。就在这时，波兰杂志《Opinie》(“意见”)刊登日瓦戈的几首诗，以及若干片段，苏联作协秘书处为此传唤帕斯捷尔纳克。他以生病为由没有到场，由妻子伊文斯卡娅代替自己接受传唤。

《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的出版，让职业出版家菲尔特里奈利成为英雄。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没有一个苏联作家可以在没有得到苏联当局的许可前，在国外出版自己的作品。与外国出版社签订合同，被视为一种对当局的反抗；接受外方的版税则是更加严重的罪行。苏联作协要求伊文斯卡娅与德安杰罗联系，不惜一切代价索回小说手稿。有关方面开始向菲尔特里奈利施加压力。菲尔特里奈利答复说，他认为《日瓦戈医生》是一部杰作，无论如何他都要出版此书。苏联“国际图书”组织威胁将菲尔特里奈利送上法庭。直到最后一刻，苏尔科夫仍然要求将手稿归还苏联，说是“为完成统计工作”，作协的虚伪让帕斯捷尔纳克愤怒。

1956年11月，《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语版问世。

意大利语版的译者是佩得罗·茨维捷列米奇，“她意识到使命之伟大，作品译得既动情又精细。”小说刚一发行（1957年11月23日开始在书店发售），苏联当局立刻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与西方记者见面，要他在见面会上表示自己与据称将手稿偷运出境的出版商脱离关系。这个主意出自苏联中央文化部长波利卡尔波夫。12月17日，一群外国记者被送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帕斯捷尔纳克说，惟一的遗憾是小说缺少俄语版。

“我的作品遭到批判，可是居然谁都没读过。为了批判，一共只用几页摘抄。”

意大利语之后是法语版。1957年2月，帕斯捷尔纳克认识来自法国的年轻女士杰奎琳·德普吕艾雅尔。杰奎琳从帕斯捷尔纳克那里得到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打印稿，送交伽利玛出版社。帕斯基尔纳与杰奎琳签订一份委托书，由她代理在国外的事务。

此后小说声名远播。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波兰语、意大利语、俄语、拉脱维亚语、爱沙尼亚语。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收藏有《日瓦戈医生》近三十个版本。胡佛研究所副所长埃里克·瓦金（Eric Wakin）在《<日瓦戈医生>出版记》的序言中谈到这本书历经沧桑与磨难的出版史时说：“这部世界文学杰作漫长的流传旅程，是冷战时代思想战场上最重要的篇章。”

用斧头解决争议

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基金会秘书安德斯·埃斯特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拍了一封电报，祝贺他获奖，并邀请他出席定于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仪式。帕斯捷尔纳克用法语回复了埃斯特林的电报：“无限感激，感动，自豪，吃惊，惭愧。”第二天早晨，时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的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定，来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在二楼的书房费定与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一场激烈的交谈。费定劝说帕斯捷尔纳克放弃诺贝尔奖，他是代表官方发言，而非表达个人观点。帕斯捷尔纳克态度强硬，表示不会放弃诺贝尔文学奖。费定压低声调，做出推心置腹的样子，说自己也是迫不得已。还说如果帕斯捷尔纳克不放弃，后果将难以逆料。帕斯捷尔纳克不相信官方的抵制态度，他以为苏联作协会把授奖当作荣誉。

在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中，似乎只有德国纳粹和苏联政权敌视这个奖项，将获奖者作为异己分子对待，并且发动体制性围剿和迫害。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不是衡量文学终极价值的唯一标准，2018年春夏之际爆出的瑞典学院的性丑闻以及它的信誉危机，也说明诺贝尔并非至高无上，然而百年来因为世界最杰出的作家因为这个奖项而聚集，杰出作家赋予它的光荣使这个奖项具有巅峰的意义，历经百年之生命。在诺奖的历史上，有作家缺席（比如海明威），也有作家拒绝（比如萨特），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却是因压力而放弃的。这不是他的怯懦，而是他的祖国政权的残酷。

由俄罗斯诗人德·贝科夫撰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传》记述了围绕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引发的风波以及围剿和迫害狂潮。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协理事会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一位作协联络员上门给帕斯捷尔纳克送来参会通知。“他的脸色阴沉下来，捂住胸口费力地上楼，进到自己的书房。我一下意识到，他不会被赦免，举国上下为他准备好一场惩处，他将遭受万众践踏。直到迫害致死。”10月27日苏联作家楚科夫斯基写下这篇日记，记录当时的情势。帕斯捷尔纳克虽然精神高度紧张，但情绪并没低落，反而保持着个人正义的强大力量：“我想，诺贝尔奖带给我的喜悦不会是孤单的，它涉及我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我觉得这项荣誉并不仅授予我，也授予我所从属的文学。扪心自问，我也算为它做过点什么。无论我与时代之间的争议多么巨大，我都不认为此时此刻它们需要用斧头来解决。我相信大地和生活中存在着崇高的力量，唯有天空能禁止我始终保持高傲和自信。”

10月26日，《真理报》发表对《日瓦戈医生》的批判文章，标题为《由一棵文学杂草引发的反动宣传之喧嚣》。就在同一天，《文学报》略经删节，刊登《新世界》编委会关于《日瓦戈医生》的退稿信。舆论界组织，要求以苏联文学青年的名义谴责帕斯捷尔纳克。一些志愿者带着联名书，挨个走访高尔基文学院的宿舍，大约三分之一的学员签了名。为逃避签名，有人躲进茅厕，有人旷课，也有人跑到熟人处过夜。参加示威的志愿者也寥寥无几，只有三十多人。《犹大，滚出苏联去》的招贴画也出来，帕斯捷尔纳克被画成犹大的模样。面部的犹太特征突出，旁边乱画一个歪斜的口袋，里面装有美元，犹大贪婪地扑过来。这帮人举着招贴画，来到沃洛夫斯克大街的作协所在地示威。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围剿和批判，发展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作家协会。

对作家围剿和批判的风暴持续到1959年3月，最后批判演变为人身迫害。

这场风暴最终夺去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命。

把自己变成铁石

流亡美国的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针对《日瓦戈医生》在畅销书榜单上压倒《洛丽塔》的情势，也作出过反应。纳博科夫讥嘲帕斯捷尔纳克。“他将日瓦戈称为莫名冲动的医生，将拉拉称为来自恰尔斯克的女巫，整部作品被比作马粪纸托盘上静静的顿河，纳博科夫将帕斯捷尔纳克与肖洛霍夫相提并论，后者被他视为一个没有人性的作者，不断地恶化，最终归为一部低劣的长篇。纳博科夫的这种回应的侵略性是由文学外围状况所引发，或者更简单地说是缘于粗鄙的妒意。”此细节出现在《帕斯捷尔纳克传》中。

孤立而无援。苦痛之煎熬。这样的体验在帕斯捷尔纳克生前从不陌生。

1929年夏天，帕斯捷尔纳克身陷孤独与痛苦。折磨他多年的牙疼，迫使他去看医生，对颌骨做透视。医生的判断是神经痛，却发现颌下囊肿，病变侵蚀到骨骼。必须手术。先要拔去七颗下牙，然后清除囊肿，二十分钟应该完成的手术，花去半个小时。除此之外，由于局部麻醉未起作用，医生又害怕施行全身麻醉会损伤面部神经，每一次被触碰，都令他痛苦得喊叫。妻子守在门外，心惊胆战地听着。出院之后，伤口愈合得很快。只是两星期内不能说话。重要的工作只好暂且搁置。帕斯捷尔纳克可以在清心寡欲的情况下写作，但身体起码要相对健康。病痛使他情绪沮丧。“我孤独而郁闷地存在着”，这年的12月1日，他写信给诗人茨维塔耶娃说：“我完全处于当地文坛之外，也就是说我本有情而别人无义”；“我活得再难不过了，写作也步履维艰”。在12月24日的信中，他再对茨维塔耶娃说：“表面上，我把自己变成了铁石。”

1928年他开始写作《安全保护证》。这部作品探究的，是个人历史的保存，是与伟大而敬爱的里尔克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子告别。也是与自己的影子告别。这是他的精神遗嘱，他的自我见证。然而这次写作仿佛是某种谶言。两年后灾难性事件接踵而至，作家彻底丧失安全感。大清洗的运动正在展开，逮捕知识分子的浪潮出现，所有人均被席卷，无一幸免，最无辜的人遭戕残，仅仅因为单纯，因为无人替他求情或者求情乏力。

帕斯捷尔纳克感受到这一切，1952年秋天，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决定为自己镶一副新牙。妻子认识一位出色的牙医，她说服丈夫去找他。假牙镶得不成功，他无法咀嚼，动不动就要缝线和修补，非常难受。10月20日，一次例行的诊治之后，他回到家，突然失去知觉。妻子给他敷上热水袋，叫了救护车。只过了七分钟，救护车就以惊人的速度赶来，医生当场怀疑是心肌梗塞。注射了樟脑和吗啡。帕斯捷尔纳克很快苏醒，称自己胸部剧痛。医生警告说，如果不尽快去医院，病情可能成为一场灾难。他被抬上车，去鲍特金医院的路上，他开始吐血。心脏科病房没有空位，只能把他安置在走廊，按照苏联医院的习惯，妻子被禁止在身边陪护，不得不返回莫斯科的家里。

在俄罗斯的苦难大地，也许只有古罗马的斯多葛主义和基督徒情怀才能抵御频繁袭击的厄运，而这两种哲学或世界观被身处厄运中的帕斯捷尔纳克所运用。后来发生的事情难以理喻。帕斯捷尔纳克非但没有死的恐惧，没有肉体的疼痛，也没有待在医院走廊里的绝望，他反而感到一种欢欣和幸福的迸发：“那似乎是生命最后一瞬的时刻，让人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想跟神说话，赞美眼前所见的一切，将它们捕捉并深深刻印。‘上帝’，我悄声低语，‘感谢你投下如此浓厚的色彩，造就这般生与死，感谢你的语言——绚丽壮观，宛如天籁，感谢你使我成为艺术家，创作即是你的学派，感谢你始终为这个夜晚塑造着我。’我因这幸福而欢欣而悲泣。”   

幸运道出全部

悲欣交集。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宿命般的体验。

在他身陷迫害狂潮的时候。环绕着他的除了围剿和迫害，还有诚挚的热爱。这是文明之光的照耀。20世纪是风云激荡的世纪，也是人的激情丰沛的世纪，是大师辈出，英才驰骋的世纪。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也将《日瓦戈医生》的打印稿交给过泽莫维特·费德斯基、以赛亚·柏林、乔治·卡特科夫、伊莲·佩尔提耶、雅克林·德·普罗亚。这些打印稿今日尚存。一份存于波兰，两份存于法国，一份存于英国，还有一份在2015年从英国来到斯坦福大学。

以赛亚·伯林是《日瓦戈医生》的打印稿拥有者。他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1945年夏天，作为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官员，伯林访问了当时身处困境的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柏林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评价是：“他从末成为一个流亡者。他一直留在自己的祖国，始终与他的民族共患难。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所谓白银时代的最后一位也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代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再想出一位在天赋、活力、无可动摇的正直品性、道德勇气和坚定不移方面可与之相比的人。”以赛亚·伯林在其著作《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回忆这次会晤时说：“他从未停止写作，当1940年代斯大林开始对文学界和艺术界进行大迫害的时候，他的作品实际上是被禁止的，允许他发表的东西微乎其微。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无可争议的天才，他的作品只要存在就仍然有对有文化的俄国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产生深刻的道德影响。许多人只是通过传闻知道他的成就，但把他视为世俗的圣徒和殉道者。他始终不顾可怕的压力而忠于自己的信念和艺术，而其他作家则在这些压力面前屈服了。”由于围绕其掀起的风暴，《日瓦戈医生》被世界所知晓，它的种子被播撒到远方。这部被称为“天才的失败之作”的作品，在西方两次被搬上荧屏。帕斯捷尔纳克为它而生，并付出一生的代价。关于这部作品，撰写的大量论著，所有文献的篇目加在一起，比小说本身更厚重。经历时间的淘洗和时代的磨砺，《日瓦戈医生》已成世纪经典，矗立在文明的殿堂。

《<日瓦戈医生>出版记》只有118页，版本为1/32开本，然而这是一部重要且具文献意义的书。它收集《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在东欧和南美的出版情态，并讲述出版秘辛。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小说出版的介入和秘密计划。1958年1月2日的一份中情局文件显示，中情局总部收到一份《日瓦戈医生》的缩微胶片。中情局所得到的文本，是一直藏在英国的两份完全一样的本子之一。中情局的计划是在美国制作一份俄文版，第二部分是在欧洲印刷一个版本，并在1958年夏天的布鲁塞尔世界博览大会上发行。后来的媒体报道说明，有船员通过“格鲁吉亚号”将这个版本走私进入苏联境内，苏联驻比利时大使因此事件被免职。

作者保罗·曼克苏言及写作此书的初衷时说：“研究《日瓦戈医生》编辑史的过程中，我还为一个问题所吸引，那就是铁幕是怎样被刺穿的。尽管《日瓦戈医生》在苏联曾经是禁书，铁幕后各国语言的译本都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得到流传和阅读。”

“阅读《日瓦戈医生》应该慢速，就像他被书写时那样。每天一两页，有时一段就够了。读者一整天都会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会听到仿佛是帕斯捷尔纳克直接向你耳边发出的悲欣交集的声音。”首次将小说改编为影视剧的作者尤里·阿拉波伏说。2005年，根据《日瓦戈医生》改编的十一集电视连续剧在俄罗斯拍摄完毕，并于次年公开播映。

“生命美好”。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临终前说的话。其时他诸病缠身，病痛不止息地袭扰。他躺在别列捷尔金诺的居所，孤绝无助。救护车无法驶出莫斯科城外，而政府医院和作家医院也不再收治他。去世前三天，例行的输血暂时给了他力量。“假如就这样死去，也没什么可怕的。”他说道。在弥留之际，他怀着伤恸，承认自己被人世间的庸俗所战胜，他仍然对妻子说：

“我快乐。”说完这句话帕斯捷尔纳克神智清醒地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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