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彻底改变了日本民族，改变了日本历史走向，从而使日本在世界化潮流早期顺利完成一次“华丽转身”，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明治维新也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刻影响着东亚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激起阵阵涟漪。一部晚清史，在某种程度上看基本上就是从排斥到步步模仿明治维新的历史。

基于渐进变革的回应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民族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千百年来，日本民族虔诚地向中国学习，将中国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成就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六十年，日本与大清王朝一样，坚定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西方文明抱有一种不信任乃至敌视的态度。

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刺激下需要向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需求更大的市场，殖民势力的东来不仅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而且引发一系列后续问题。

面对西方势力的刺激、挑战，中国比较早地作出回应。然而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太过深厚，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虽然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虽然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丧失部分权益。但是，那时的中国人始终不愿意承认西方社会文化在整体上超过东方，中国值得尽弃其学而学焉。聪明的中国人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将西方社会文化解析为本与末、体与用，以为西方之长不过是奇技淫巧等形而下的东西，而中国所长则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根本之道。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技术上不如人。基于这种判断，中国在与西方正面交手二十年后，遂于1860年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相继兴建一大批近代工业工程，使中国的经济实力获得很大的提升。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在差不多同时也遇到来自西方的压力。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叩关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撬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给日本社会的性质带来很大变化，一部分具有近代思想意识的下层武士，联合京都贵族和商业资产者，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运动。1867年10月，德川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庆喜上表奉还政权，明治天皇嗣位。10月9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旧官制，扫除旧弊，广开言论之道，有建议者，不拘贵贱，无须考虑，皆可献言，一扫历来矫情陋习。这个“大号令”虽以“王政复古”为旗帜，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紫宸殿率领公家、大名、百官，以向天地神明宣誓的形式发表《五条誓约》，确立“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的维新政权基本方针，这就为彻底废除幕府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立宪政体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特别是开议院立国宪等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随后，明治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幕府体制，废藩置县，奉还版籍；改革等级制度、俸禄制度，禁止人身买卖，解放娼妓、艺妓，允许土地买卖及占有，允许农民可自由选择职业；撤除幕府时期各藩国交通要道、私自所设关门或盘查哨所，允许自由贸易；使日本国家制度迅速现代化，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族工商业，实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除旧布新，彻底改变幕府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将资本主义发展引向全面与深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素来交往频繁，即便在两国统治者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两国商人之间的往来依然红火。明朝中晚期的所谓倭寇云云，实际上是大明王朝对中日民间贸易管制失控的反映，反过来也证明中日民间交往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喜怒而有所改变。所以，明治维新初年的状况，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中国，并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不同的反映。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明治政府在积极向外拓展政治贸易联系，寻求与各国建立近代国家关系时，自然忘不了近邻中国。1868年，明治政府转托英国驻上海领事温思达向清政府传书示好，要求通商。两年后（1870），明治政府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专程来华，要求仿照西方国家的惯例，与大清国订约通商，先后在天津拜会署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等。

仿西洋诸国前例订约通商，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可能因为日本只是亚洲小国，根本无法与西洋诸强国并列，所以清廷对于是否与日本订约通商分歧很大，反对者如安徽巡抚英翰等“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者”，而以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另一派，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以为即便不能倚日本为外援，亦应稍事联络，以为中国增一屏障，尽量不要让日本倒向西方诸强一边，成为中国敌对力量。

1871年7月21日（六月七日），日本政府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大臣来华议约抵达天津，与大清国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订约谈判。几经反复，两国于9月13日（七月二十九日）议定《修好条规》，正式确立两国对等的国家关系，中国终于放弃了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承认日本为与中国地位同等的国家实体。

在这一系列交往过程中，日本使臣很自然地向中国方面通报了明治政府的维新情况，中国人特别清政府领导层对明治维新有了大致了解，李鸿章甚至敏锐意识到明治维新的意义可能并不仅仅限于日本，很可能对中国的未来发生不可预测的影响，他在一封写给恭亲王的信中说：

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奋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习各艺，又购制造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蒋廷黻认为，李鸿章的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他此时已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李鸿章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

然而像李鸿章这样清醒的中国人似乎太少了，出于极端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明治维新激进主义政治措施的效果并不易在短期显现，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对明治维新的改革方案似乎并不认同，以为日本脱亚入欧的政策太过激烈，即便可以给日本带来短暂的好处，也势必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使日本丧失自己的文化根基，远不如中国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坚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来得更为合理。比如积极协助恭亲王奕一起发动洋务自强运动的文祥，力主对外结好，对内改革，借西法以自强，奏请设立总理衙门和京师同文馆，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工业，并最先意识到西方议院制度的好处，是近代中国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人物之一，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文祥对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以为中国自强不必效法日本。

明治维新的彻底西方化与中国洋务新政的半西方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在最初阶段的成效似乎也远大于日本，所以那时的中国人虽然有个别先知先觉者看到了日本变革的潜在意义，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对明治维新似乎并不看好。1872年，关于明治维新的报道开始见于中文出版物，稍后还有专书介绍，然而由于观点欠妥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些著作并不能帮助中国人对明治维新建立正确的认识。 

根据《中日修好条规》约定，明治政府于1874年派遣柳原前光为驻大清国秉权大臣。又过了三年，何如璋于1877年底出任大清国第一任驻日公使。

何如璋抵达日本时，距明治维新的发动已有十年之久，日本经过官制改革、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改革土地租税等措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鼓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兴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也获得很大发展，为日本后来的雄起奠定了扎实基础。

面对日本的变化，何如璋进行认真研究，稍后将在日见闻编撰成《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向国人介绍明治维新各方面情况，尤其是模仿欧洲风气而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风气，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民思想意识上的变化。这是中国人比较系统直接了解明治维新的细节，有助于纠正国人先前那些不正确的看法。只是何如璋的《使东述略》过于简略，也无法使中国人通过它建立对明治维新的完整认识。

观察与预测

中国人不赞成明治维新彻底西方化的做法，而坚守中体西用的半西方化。不过，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内忧外患的侵袭后，中国人并不完全反对学习西方，只是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强调学习的选择性。从传统中国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观点看，所谓西方近代国家的一般道路，实际上就是素来不被儒家伦理看好的霸道，就是弱肉强食，就是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所以，聪明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国家的一切好处，如科学技术，如重视商业贸易，如开发资源，如重视教育等，至于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诸如开议院，立宪法等，中国人则根本不必学。

按照张之洞后来的解释，洋务新政之所以坚守中体西用的原则，之所以不采纳西方近代国家开议院、立宪法的制度，主要是因为西方近代国家的这些制度貌似新颖，其实未必。按照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国家遇有大事，京朝官可以陈奏，其他官吏也可呈请代奏。至于承平之时，朝政清明，人们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如其建议可见实行，朝廷固所乐闻，当然更愿意采纳。这种有序政治强调建议在下，裁择在上，以收群策群力之益，而无西方近代所谓民主国家动辄三权分立、相互牵制的弊病。在张之洞看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虽不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政治体制，但其最符合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原则。基于这样的分析与判断，中国洋务新政的领导人当然不会认同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举措。

政治举措只是明治维新的一个方面，明治维新的重点实际上是学习西方，建立近代国家，特别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提升日本的综合国力。这一点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兴趣。

中国人最早注意到日本改革的是著名思想家冯桂芬。早在倒幕维新之前、日本被迫开国之后，鉴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渐，日本有些大藩如萨摩、水户等，也开始采用西方新式军事装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后来的明治维新作了必要的准备。这一点很快就引起了冯桂芬的关注。

冯桂芬是林则徐的门生，与洋务新政的领导人曾国藩、李鸿章等都有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巨大刺激后，长时期生活在上海、江浙一带的冯桂芬很自然倾向于向西方学习，主张“采西学”、“制洋器”。

基于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理念，冯桂芬对于日本的改革给予及时关注，他1861年就敏锐指出，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不仅同意开放国门，进行贸易，而且其回应远远超过西方的预料，日本乘势派员回访西方诸国，主动要求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获得西方国家的普遍认同。对于日本这种主动走向世界的举措，冯桂芬感慨良深，以为“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奋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他希望中国人能够像日本人那样放下包袱，加入日益成型的国际合作之中，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

政治变革的效果不是那么快就能够显现出来，而经济的成长则相对说来比较容易，而且不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经济都有成长的可能。所以中国人在最初阶段对明治维新不以为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明治维新发生十年后的1879年春，王韬以香港《循环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的名义访问日本长达一百多天，先后游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通过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实地考察，并到文部省、大藏省、工部省等政府机关了解咨询日本政策大概和具体措施，直观感受到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重大变化。王韬指出：

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彼以为此非独厚于泰西也，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絜短而所馁也。

王韬心中的疑惑是，一个“不若我甚”的弹丸岛国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崛起，并令西方大国刮目相看，令中华帝国稍感担忧，这里面必定有其原因在。考察的结果，王韬认为是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结果。

就社会变化的层面看，王韬注意到日本的社会性质在明治维新前后已发生根本变化，日本过去仿照中国古典政治体制，封建诸侯，藩侯三百，棋布星罗，类皆各擅一方，以治其民，生杀由己，惟岁时向幕府政权贡献赋税而已。而幕府政权的首脑将军本身亦是最大的封建主，霸占着许许多多的名山大川和领地。然而到了明治政权建立后，诸侯皆纳土地，归政柄于王朝。乃改藩城为郡县，辖以镇台，城垣亦概从废撤。面对如此急剧的社会变化，王韬感慨万千，以为明治维新仅仅十年的时间，就使千百年的历史根本易辙，使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分崩离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机会均等和能力竞争的原则一夜之间替代了原来的血缘世袭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王韬指出：

华族者，列于藩侯，世代有爵位于朝，似春秋时世禄之家。日本分为三等，曰华族，曰士族，曰民族。以此别贵贱，区门第。维新以来废封建，三百藩侯各归土地于王朝；官人之法亦一变，草野怀才之士，皆得自奋于朝廷，向之世家多闲退矣。

旧有特权等级的废除，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下层的成长和社会上层来源多元化，有助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

就社会经济层面看，王韬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最主要的变化是日本摆脱了先前单一的农业模式，出现了许多新兴行业，一切悉用西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些新兴的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已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手工作坊，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升，数量更是获得极大提高，不仅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且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一切在王韬看来，都应归功于明治政府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强调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扶植。

政治经济层面的变化必然引发社会风尚的改变，必然对旧有的道德伦理提出挑战，特别是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思想文化感兴趣，日本旧有的文化传统面临着新的危机。这一现象引起了王韬的高度关切，日本人千百年来顶礼膜拜的儒家学说不断式微，中土儒家典籍几乎无人问津，人们的关切点莫不在于西方思想文化。西方文化在日本获得越来越多的欢迎，各大城市都有传播西学知识的博物馆、图书馆。

对于日本在维新后的社会文化变化，王韬抱有一种比较复杂的矛盾心态，作为具有世界意识和西方背景的改革者，王韬看到了文化的裂变与转轨，看了文化发展的新机会与新前景，所以他为西学在日本的传播感到高兴，为之欢呼与喝彩，以为中国人的榜样和借鉴。然而作为孔子儒家学说影响下的中国知识人，王韬也对儒家学说在日本的衰落稍感惋惜，以为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真实效果当时还难以真正看清楚，它或许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严重失范，似乎不如中国的洋务新政“中体西用”来得稳妥。他指出：

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

在王韬看来，日本和中国作为东方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西方强势压力下，东方民族确实需要改变，中国也应该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这种学习甚至可以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诸多方面，包括实行类似于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因为有了议会制度，毕竟可以解决东方专制国家长时期无法解决的上下不能相通的政治难题，议会可以在民隐上达、君惠下逮方面发挥自己的功能。然而王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是，日本脱亚入欧的基本目标是要在东方建造一个“西方国家”，东方民族自动放弃自己千百年的道德伦理信念，转而信奉西方人的人生信条。王韬认为，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中的这个做法是不足取的，因为对中西诸法的选择取舍中，不能先天性存在“中”或者“西”的区隔，而实在应该以“善”与“不善”作为标准：“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这个道，就是永恒存在的人情、国情。所以，王韬不认为落后的东方应该尽弃其学而改学西方，更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要尽情吸纳西方文明中一切合理有用的因素，重建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合理实用为惟一的原则，“不必尽与西法同”。这大概就是王韬对明治维新的观感和批评。

1877年起担任大清国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也注意到日本在过去十年多年间“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他利用机会与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及日本留学考察人员进行广泛交流，探究日本在过去短短十几年时间何以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他的结论是，明治维新为日本体制的重要创新，使日本社会很容易地吸纳西方制度文化，比如日本以西方国家为范本创设了自己的立法和财政等制度，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立国之本”。

由此反观中国近二十年的洋务新政，郭嵩焘认为中国只知西洋船坚炮利，只注意形而下而忽视了形而上，缺少制度创新和重建。中日两国不同的变革模式肯定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稍具世界眼光的郭嵩焘预感从长远的观点看，日本的变革可能较中国的变革更有利，甚者可能会对中国的发展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

担心日本明治维新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威胁，是那时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心理，王韬、郑观应、陈炽等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示过这种担心。只是他们从重商主义立场出发，以为明治维新为日本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于日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郑观应指出，日本在受到西方挤压后，发奋为雄，厥后王公大臣游历西方各国而归，窥见日本及西方国家利病之故，洞见通商利害，日本天皇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臣民交奋。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外侮，仿中国之土货以畅销各国，“故二十年来，商盛课增，竟以富商者增国帑，而其捐资报效之多，固无论焉”。郑观应的担心之所在还是明治维新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和动力，那么日本经济发展之后必然对中国发起“商战”，因为日本毕竟只是一个岛国，没有多大的国内市场，而中国则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商业处女地。

基于对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忧虑，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不断借这个话题向清政府施压，希望清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致力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讲究商战策略，以商战对商战，遏制日本向中国无限度地倾销商品。陈炽指出：“夫日本，东瀛小国耳，通商卅载，乃举西人之所能者而尽能之，举华人之所不能者而皆能之。堂堂中国有器无人，遂将蹈印度、波斯、土耳其之覆辙，异日之隐忧深患，正渺然未知所终也。”

早期改良主义者既羡慕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幅度提升了民族资本的竞争力，更深惧中国他日难免重蹈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国覆辙。他们期待清政府正视日本迅速崛起的事实，能够像明治政府那样尽快制定保护民族资本的政策法律，鼓励、保护民族资本的发展，维护民族资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洋务运动是中国领导集团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为在坚守中国政治体制不发生重大改变的同时，又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优势互补，所以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无论如何瞧不上日本人的这种“小人气质”：不敢坚守自己的立场、随风而倒。此时的中国人更多地是以重商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只是把明治维新看作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洋务新政一样，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政治诉求的技术性改革，明治维新可供中国借鉴者主要还是在军队建设、军工企业的创建、矿产资源的开采等方面，若“海陆军之电扫风驰，枪炮制之日新月异，邮筒万里，借电线以飞驰，地宝五金，赖矿师以辨是，诚法所可用者也。”至于明治维新在政治层面的变革，此时的中国知识人似乎还很少有人看清其价值与意义，甚至以为明治维新的彻底西方化是得不偿失：“一但举法度典章一一弃若弁髦，岂得谓是邦之福哉？”

效果初现后的忧思

明治维新的效果是逐渐显现出来的，在其当初，确实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出明治维新会给日本带来巨大变化，更不会有人联想到这个事件与未来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

就时间先后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的洋务新政之后，而日本仿照西方国家技术兴建的近代军事工业却要早于中国好些年。换言之，正像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确立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京师后的“庚申之变”之后，而日本确立向西方开放的战略也不是始于1868年，而是幕府末期开港倒幕之时。1862年，幕府委托水户藩经营的石川岛造船厂已经建造成日本第一艘使用蒸汽动力的军舰。这显然较中国洋务新政中的军事工业兴起的还要早。

日本现代化起步早于中国，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人上来就坚信文化的整体性，就像过去千年一门心思学中国一样，他们现在铁了心地学西方。1860年代初，曾随幕府官员考察过欧美的福泽谕吉认同国际关系中的“丛林法则”，以为所谓的国际关系从来都是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历史从来不会嘲笑胜利者，吞噬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噬者是落后国，日本也应该加入吞噬者的行列，与西方文明人一起寻求可供吞噬的良饵，因此福泽谕吉提出在亚洲东陲创建一个“新的西洋国”，这就是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主张的由来。

明治维新重建了国家权力系统，激活了日本民族前进的能量，所以其在后来若干年的发展速度，甚至比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快许多。在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日本基本上彻底摆脱半殖民地的危机，建立起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

随着明治维新的进程，日本的国力在成长。1884年，福泽谕吉发表《东洋的波兰》一文，预言再过十五年即二十世纪初年，庞大的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所瓜分，到那时，日本应该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部和福建的一半。至此，日本明治维新外交指向终于曝光，日本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给中国朝野很大震动，而其外交野心更使中国官绅忧心忡忡。

日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在向西方学习不久崛起称雄，甚至敢于蔑视先前一向信服的中华帝国，并立下雄心要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参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日本的这种狂妄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所以那时稍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人由日本的成功敏锐地看到西方体制的价值与魅力。他们认为，日本的猖狂就是它学习西人进行变法改制，因此逻辑结论是中国要想防止日本和西方列强的瓜分，就必须向日本那样向西方学习。

中国不是自1860年代开始就向西方学习了吗？是的，中国是向西方学习了，但是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日本民族大概是没有多少文化积淀，也就没有多少民族文化传统的包袱，所以当日本人决定向西方学习时，他们干脆选择“脱亚入欧”的道路，立志在亚洲建立一个“西方国家”。而中国或许是因为历史文化传统的包袱太沉重，或许是因为中国统治集团中的聪明人太多，中国始终不愿意相信域外文明有中华文明所根本不及的地方。他们始终认为，中国的暂时落后只是技术层面的形而下，只要中国人愿意，在形而下层面赶超西方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中国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努力，不是重建了帝国的辉煌了吗？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不是像西方强国的舰队那样耀武扬威了吗？然而经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边境危机的一系列考验，中国的经济与军事似乎还是不行，其真实的力量可能还是不如小小岛国日本。

日本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获得如此大且稳固的成果，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困惑，也是当时稍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人竭力求解的难题。他们意识到，日本发展如此之快且稳固，肯定与其明治维新的变革成功有关，这不是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中国人的聪明用的不是地方。正像左宗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依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因此中国人要想赶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像日本人那样痛下决心，取法西人。于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晚期，在中国官绅内部在继续向西洋学习的同时，也在酝酿着一股向东洋学习的思潮。

（本文为《清末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一文的上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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