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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谈戊戌变法:掌舵的人不知道西方在哪里,却以为自己知道

戊戌变法的推动者们使用着与西学相同的名词,而其涵义却截然不同。

“戊戌变法是一个西方化的运动,但是主持者是不懂西学的。”在7月8日以“康有为与进化论”为主题的《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新书发布会上,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称,他经过研究发现,戊戌变法的推动者们实际上对西学的理解非常肤浅。

茅海建称,学界通常认为康有为受到西学影响很深,一般来说有两条证据,一是认为康有为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二是认为他讲西方的民主。但是实际上,康有为对进化论只是知道皮毛,而康、梁等人所说的“民主”则是康有为在“大同三世说”理论基础上的民主,并非卢梭所说的人民主权式的民主。无论是“进化”还是“民主”,戊戌变法的推动者们其实使用着与西学相同的名词,而其涵义却截然不同。

康有为(左)和梁启超。戊戌变法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的,
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梁启超不太懂什么叫做民主”

茅海建通过研究了解到,时常激情歌颂“民政”“民权”的梁启超其实并不理解“民主”究竟是什么。

1896年,年仅23岁的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古议院考》一文,肯定了西方议会制的作用,认为它是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同时说明中国古代就有议院的思想,甚至有相似的议会制度,“其职与西国同”。茅海建说,梁启超所说的中国古代的议会,是将卿士比附为上议院,称庶人为下议院,梁甚至还说,汉代的谏大夫、博士、议郎等扮演了西方议会制度中议员的角色。在茅海建看来,梁启超对议会制度的理解有断章取义之嫌。

正因如此,梁启超的这篇文章被严复写信进行了严厉批评。严复在信中称,西方的民主胚胎(从希腊罗马开始)使得西方可以走向民主政治,而中国没有种子,因此无法进入民主政治。梁启超则进一步用其师康有为的思想,对严复进行了反驳。这一理论是后来著名的“大同三世说”。(注: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造,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的基本概念,待“后圣”来发现的。简单来说就是:一、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世界,但其时不可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梁启超说,历史正是按照“据乱”、“太平”、“升平”三世交替发展的,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从多君到一君再到无君,虽然美国、法国实行民主制度,但放眼世界,依然是多君的世界,因此不会存在严复所说的因“胚胎”不同而道路不同的情况。而且,梁启超称,各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会严格遵循着“三世”的潮流,不会逆转,如果西方在古代就已经存在民主思想,为何又会倒退回专制呢?茅海建认为,梁启超对其师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抱有极高的理论自信,甚至到了重视理论忽视事实、用理论否定事实的程度。

梁启超还对设立议会持否定态度,认为学校才是开启民智的必经之路。1897年,梁启超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期间他提到,“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而民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权者生于智也”。茅海建提出《论湖南应办之事》体现了梁启超有关“议会”思想的论述,其中,梁启超说,应该用兴办学会的方式,培养那些“品行端方、才识开敏”的绅士,让他们“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议员者过半”。这就是梁启超看到的议会的性质和议员产生的过程。

据此,茅海建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的“民主”思想,实则是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着显著区分。梁启超以少年人的激情和富有感染力的词藻,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等报刊极力宣传西学,歌颂“民政”、“民权”,可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实际上对西方民主制度乃至西学都知之甚少。

“康有为误用进化论思想”

如果戊戌变法时,康、梁等人对民主的理解仅为皮毛,那么他们对进化论的知识又如何呢?茅海建看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讲进化论,今天很多人也在讲进化论。但这些人当中,真正看过达尔文著作的非常少。”实际上,1954年达尔文的著作才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出版。

中国人最早接触到进化论的思想应当追溯到1898年,这一年,严复的《天演论》出版了。《天演论》的写作来源是两个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奉者:《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作者赫胥黎和把进化论融入政治和社会学中的斯宾塞。严复在两者思想的基础之上,加上了自己的想法,便有了《天演论》。

康有为阅读此书时,并不认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是“新理”,而是西方人接近或者发现孔子“大同三世说”的多家之言之一。1904年,康有为访问英国时,来到位于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了达尔文、赫胥黎石像,对进化论发表感慨称,“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已与暗合”。他甚至进一步指出,庄子、子思早就在达尔文、赫胥黎之前有了人类起源之说、“天演”之说,中国哲人早了西方人三千年。而实际上,康有为从孔子学说当中的得出的“大同三世说”,和达尔文从自然观察当中获得的物种进化规律实际上只有外形相似,而学理并不相通。据此,茅海建称,康有为用中国的传统经典来解说达尔文、赫胥黎的理论,正说明了他对进化论的不了解。

茅海建

茅海建花费了一年时间,阅读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作品,并找出康有为著作中102处“进化”的用法,得出的结论是:康有为从字面上理解“进化”一词,在绝大多数语境当中,把“进化”当作“进步”的概念来使用。例如他称据乱世、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又例如他在访问英国时,称孔子学说“最进化、最宜于今世”。而在一百多处“进化”当中,竟然找不出一个与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用法一致的“进化”。由此可见,他实际上并不明确“进化”一词的真正含义。

不少学者认为,康有为受进化论影响很深,他的“大同三世说”“以进化论言三世进化”,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之后的产物。1902年,梁启超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称,“大同三世说”是“进化之理”,不过他却称,这是在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由康有为独立“发明”的产物,没有受到过严复《天演论》的影响。茅海建则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并不是进化论所启迪和催生的。只不过是套用了“进化”之名。“类似于菜已经炒完了,听说那面有胡椒面,味道很好,那就加吧。胡椒还真是外来的。”

“后世研究者错在哪儿?”

茅海建认为,在戊戌变法时,康、梁等人对西学十分不精通,可是,如今却有不少学者认为当时的康梁等人已经对西学有了深刻理解。茅海建说,这种错误观念可能是来源于梁启超的《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这篇文章时,正在日本横滨学习西学,了解到了霍布斯、卢梭、斯宾塞的一些思想。在这两万字的文章中,梁启超用刚刚学到手的西学知识,把康有为描写为一位无师自通的西学大师。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多次“进化”,却全都是“进步”的意思,和达尔文等人的“进化论”没有过多关系。不仅如此,梁启超赞美康有为虽然“未读一西书”,但却自己冥心孤往,独辟新境,习得了“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进化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的思想,达到了与“今日之欧美”相同的境界。

茅海建看到,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梁启超在思想上与康有为的告别,在这之后,两者的立场就发生了变化,康有为积极保皇、复辟,梁启超则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因此,在这封告别之书中,梁启超把最美的词藻全都用在康有为身上,连连称其为“伟人”。后人看到梁启超这样写,便信以为真。而实际上,梁启超已经在文中明白地写道,康有为没有读过一本西方的书。既然如此,学者们就不能够想当然地认为康有为受到了西学影响。

在揭示出戊戌变法组织者对西学的不熟悉之后,茅海建进一步说,俄国的彼得一世进行改革之前,曾经派庞大的使团出访西欧,其本人更是曾经实地学习过造船和航海技术;日本明治维新时,派出的岩仓使节团在欧美各国学习了一年多时间。可是在戊戌变法时,“国家的路在往西方走,掌舵的人不知道西方在哪里,他以为他知道”。虽然表面在谈民主、谈进化,与西方是类似的,可是改革者并不知道这些名词的真正内涵。

“我们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真的吗?”茅海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戊戌变法组织者对西学的理解中,他看到,理论研究不应该浮于表面,应当找到精准的刻度,“说什么是什么,千万不要有联想,千万不要有发挥,千万不要有自己的创造”。

如今,康有为的思想又被重新包装,推到大众面前。正如康有为抓住进化论的皮毛进行发挥,“新儒学抓住康有为的一两句话又进行引申,他们的东西我都看不懂。”茅海建看到,即使到了今天,还是有一些学者“说话做事都太康有为了”,如果说这类研究对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研究有什么帮助,茅海建称,或许不研究是最有帮助的。

《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
茅海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6

本文写作参考了:

茅海建:梁启超究竟有着怎样的“民主”思想?

茅海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以及7月8日首都图书馆“康有为与进化论”——《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新书发布会茅海建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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