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不仅参与了历史，也创造了历史。谈到法西斯主义复苏时，她的语气就好像自己在独裁时代生活过一样。1939年，纳粹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小孩的奥尔布赖特和家人一起逃离了家乡。经过10天的躲藏，她的父母离开布拉格前往英国，并在诺丁山门（Notting Hill Gate）“高级起来之前”找到了落脚地——位于波特贝罗路（Portobello road）的一处公寓。奥尔布赖特对伦敦最早的记忆是感到迷惑。“我什么都不清楚，我父母是典型的欧洲大陆人，我那时候也还没有弟弟妹妹。我很孤独。”当希特勒开始发动闪电战，“每天晚上我们都住在地窖里，大家都在那里睡觉。”

后来，她也曾经回过诺丁山的旧居。“我按了门铃，现在仍有人住在那栋公寓里。公寓比我记忆中小了很多。我愚蠢地问他们地窖是否还存在。他们回答：‘地窖当然还在。’他们带我下去，我看到那幅绿色的画还在，我一直记得那幅绿色的画。”

尽管她从小就是天主教徒，但几十年，她才发现父母是犹太人出身，她的许多亲人在大屠杀中丧生，包括三位祖父母。

奥尔布赖特一家从伦敦中心的诺丁山搬到泰晤士河畔沃尔顿镇（Walton-on-Thames），与“其他几位捷克人一起合租”。这里也会有炸弹落下，不过她仍然喜欢这部分童年的“每一分钟”。“我去上学，我们在防空洞里唱儿歌《十个绿瓶子》（A Hundred Green Bottles Hanging on the Wall）。”当时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的父母能让不正常变得正常”。

她成为了一名“电影明星”。红十字想要拍一部关于难民儿童的电影。“我就是那个难民儿童，他们送了我一只粉色的兔子作为报酬。”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战时的英国是“非常好客的”。“英国人会说：‘你们的国家被独裁者占领，我们对此感到抱歉。欢迎你们来到英国。我们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回家？’”

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约瑟夫‧考贝尔（Josef Korbel）是一位外交官，当时为捷克流亡政府工作。她回忆道，父亲那时候拒绝去避难所躲避炸弹，因为他要为BBC写完一则广播。希特勒失败后，考贝尔带着家人回到家乡，寄希望于捷克斯洛伐克能够重建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没过多久，1948年，由苏联支持的政变者在这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卫星政权，考贝尔带着一家人再次离开，这一次他们在美国寻求到了政治庇护，并定居科罗拉多州。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被同学们称为“马迪”，这时她11岁。美国人欢迎移民时会说：“你们的国家被糟糕的政权占领，我们对此感到抱歉。欢迎你们来到美国。我们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们？你们什么时候能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那时的美国是不一样的。”

奥尔布赖特作为担任记者和外交政策学者的经历，让她对政治产生了兴趣。1978年，吉米·卡特在任总统，奥尔布赖特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员。后来，奥尔布赖特担任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97年，比尔·克林顿指派她为国务卿，根据美国宪法，这是非美国出生的公民能够担任的最高政府职务。她是美国外交部第一位女性领导人。

在担任美国外交官的四十年间，她的生活和观念再一次被暴政的概念所改变。她曾与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见面，并在自己的新书中回忆道，他是一个诚恳、彬彬有礼的人，“他父亲的诞辰是朝鲜的纪念日，而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人。”塞尔维亚斯前总统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并不符合法西斯恶魔的刻板印象”，他喜欢“假装无辜”，即使他的部队试图对科索沃进行伦理大清洗。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非常有魅力”，当他排挤走“一群疲劳的精英主义老男人后”，最开始似乎打算遵守对国家的承诺。当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刚开始在土耳其掌权时，给人民带来了新鲜的改变，因为人们以前总被“住在大豪宅或者军队出身的”人统治。“这些领导人一开始确实会同情工人阶级，直到他们体会到权力的滋味。每个人都一样。”

奥尔布赖特新书中有一章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她评价普京“非常冷漠，就像是两栖动物”，但他也非常有能力，黑暗的能力。“他很聪明，打得一手好牌。他开始把中欧、东欧与西欧逐渐分裂，大目标是把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分裂开来。”

之后她才开始接受，西方并没能准确理解俄国在冷战中收到的屈辱，也没意识到俄国已经准备让一位民族主义伟人带领国家变得更强大。她回忆一位俄国人的抱怨：“我们曾经是超级大国，而现在只是有导弹的孟加拉国罢了。”她告诉我，“普京自认为就是那个伟人，那个救世主。”

我问她，与独裁者的直接接触是否让她能够总结出这些人的共同点。她笑着说：“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觉得意外。我和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和平常都不太一样。”她讲了匈牙利总理——一位非自由民主制支持者——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例子。“他是人人都喜欢的异见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出资供他去牛津念书。他创立了匈牙利青民盟（Fidesz）。当他年岁渐长，青民盟的年龄限制也逐渐放宽。”她用标志性的尖细声音回答。欧尔班·维克多在政府中的变化也让她感到震惊。“我没想到，我觉得没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就是奥尔布赖特新书《法西斯主义：警告》（Fascism: A Warning）的主题。这本书呼唤我们注意全球集权主义的复苏，也惋惜自由国际主义政治的衰退。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曾著书讨论暴政的危险，并指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自由。“他们非常非常自由。”他写道，以至于美国人把民主视为一种理所应当之物。奥尔布赖特的这本新书也是对父亲的致敬。她引用作家、化学家普里莫·莱维的名言：“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并通过对独裁统治者的观察、过往独裁者的历史和这些人造成的恐惧来支持她的观点。这些独裁统治者包括贝尼托·墨索里尼、阿道夫·希特勒等，他们都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这串名单的最后，还有唐纳德·特朗普。

她同意，我们不该随意称某人为法西斯主义者，以免这个强大的词语失去了它本身的力量。“我不是说特朗普是个法西斯主义者。”她说。不过，当她把特朗普和历史上其他法西斯主义者放在同一本书中相提并论，并以此来警醒大家小心法西斯复苏时，她确实认为特朗普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

在书中，她频繁地提示读者把现任总统和过去的独裁者联系起来。她提醒我们，特朗普时代发明的“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这个短语，来源于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短语drenare la palude。她引用希特勒谈论自己成功秘诀时的原话：“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让我站到了今天这个位置。我们的政治问题看上去很复杂，德国人已经无能为力……我把它们简化成最简单的术语。大众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遵守我的命令。”听上去熟悉吗？

我向她提出建议，指出她的新书并没有给“法西斯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法西斯主义是很难定义的，”她回答我，“首先，我认为法西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体系。”

正是特朗普的执政方法让他能够和1930年代的独裁者联系起来。法西斯主义者通常是政治舞台的大师，他们让“人民”反对“敌人”，靠此为生，煽动人们的情绪。法西斯主义者告诉支持者，复杂的问题通常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救世主，并把自己和国家合为一体。他们想要颠覆、败坏和淘汰自由组织机构。奥尔布赖特提醒我们，他们通常会通过选票来获取权力，然后从内部侵蚀民主的根基。她喜欢墨索里尼“一根一根拔鸡毛”的说法，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及时意识到自由的消失。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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