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觉得这次远征非常值得我们从头到尾忍受的不适”。这无疑是许多英国球迷的心声，他们最近为了观看英格兰对巴拿马的世界杯比赛，长途跋涉来到下诺夫哥罗德。然而开头的那些文字是查尔斯·道奇森在150多年前写的，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度假。

道奇森和他牛津大学的朋友亨利·帕里·利登牧师（1829-1890）结伴旅行，下诺夫哥罗德是1867年夏天为期两个月的旅行里，二人所抵达的最遥远、最有异域风情的目的地。道奇森去那里是为了体验当地著名的“世界集市”，而不是足球。他在给妹妹路易莎的信中写道：“除了本地的俄国人外，整个地方挤满了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中国人等等。”在这一长串人群里，利登还补充了切尔克斯人、鞑靼人和哥萨克人。

他们意外地需要留宿一晚，这也是好事。“日落时分的冒险活动让白天所有新奇事物都黯然失色，”道奇森写道，他第一次体验到来自鞑靼清真寺的宣礼人呼喊。“这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奇特、最狂野的事情——在我们头顶的空气里回响”，具有“难以言喻的伤感和鬼魂般的效果”。

两人7月13日离开多佛，坐火车穿越欧洲。利登的目的是评估英国国教和俄国东正教之间更进一步联合的前景；道奇森则更多出于旅行和看风景的目的，他的日记更关心接触到的新的食物、风俗、语言和民族。例如，他在谈到克朗斯塔特港（圣彼得堡的主要海港）时说，“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一个蚁巢：成百上千的工人从洞的一端涌向另一端”；“我们对这里劳动的巨大规模，以及一旦发生战争所能调用的资源，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将埃姆斯（Ems）描述为“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人们无事可做，白天也短。这当然是彻底享受闲散的地方”。

他对荒诞的喜爱也在旅途中体现了出来：比如在但泽碰到的一只绿鹦鹉，拒绝一切让“它开口说话”的鼓励，因为它来自墨西哥，所以“既不能说英语……也不能说德语”。关于他们在哥尼斯堡（今日的加里宁格勒）酒店享受到的服务，道奇森写道：“我们享有一项不寻常的特权——我们可以随时摇服务铃：没有人来阻止。”（巧的是，加里宁格勒是英国上周对阵比利时的地方）。在华沙，他被一只“高大而友好”的灰狗深深吸引，他的洗澡水刚放好这只狗就想去喝。在柏林，他感到人们对“体型巨大的人杀死，将要杀死，或者已经杀死……一只野兽”的雕像的迷恋，让这座城市某些地方看起来就像“化石做的屠宰场”。

不过，或许最奇特的经历是和熟人偶遇。8月10日，从下洛夫哥罗德返回后不久，道奇森被邀请到莫斯科英国礼拜堂的牧师家里吃饭。那天晚上另外两位客人是托马斯·康比和玛莎·康比夫妇。道奇森认识康比多年，因为托马斯·康比（1796-1872）作为牛津大学克拉伦登出版社的主管，两年前负责了《爱丽斯奇境历险记》第一次出版的印刷工作。道奇森虽然记下了这次意外的碰面，却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讲述这次见面是怎么发生的。也许由此可以推断两人之间有过摩擦。或许两人都不喜欢，也不想要这次会面。《爱丽斯奇境历险记》第一版的糟糕印刷质量最终还是该康比负责。约翰·坦尼尔（本书的插画作者）坚称这本书质量太差，应该收回（结果是幸存下来的几本书价值非常高），道奇森因此遭受了经济损失。

然而道奇森也有充分的理由感谢托马斯·康比，他经常去康比在杰里科出版社的家里拜访。道奇森亲自为爱丽丝故事所画的插图，正是在那里受到拉斐尔前派雕塑家托马斯·伍尔纳的批评，也正是伍尔纳的观点最终说服道奇森聘请坦尼尔担任插画师。康比赞助了其他拉斐尔前派艺术家，如霍尔曼·亨特、米莱丝和罗塞蒂，这帮助道奇森与他们交上了朋友，给他们拍照。道奇森也是在康比家里遇见亚历山大·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后来也出版了《爱丽斯奇境历险记》。康比是杰里科教堂的主管，而道奇森正是在那里进行了第一次牛津布道。

道奇森的旅行伙伴利登在“爱丽丝”故事的演化里也扮演过角色。因为《爱丽斯奇境历险记》的成功，道奇森在这次俄国之行中已经有了“写爱丽丝续集的零星想法”。道奇森的侄子，同时也是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的斯图尔特·道奇森·科林伍德说，是利登博士提出了最终采用的书名《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爱丽丝在镜中世界发现了火车。这让她可以像棋子一样移动到棋盘的第四行。道奇森随身带了一套旅行象棋，不啻为长途火车旅行的福音；他对莫斯科的第一印象是“圆鼓鼓的镀金圆顶，你可以在镜子里看到这座城市扭曲后的照片”。

整个旅行刚好历时两个月。道奇森的日记展示了一位初次旅游的人眼界大开的热情。当他们夜间搭船回国时，看到“多佛的灯光，在地平线上慢慢变宽，仿佛这片古老的土地张开双臂迎接返家的孩子。”那时心里才浮起些许思乡之情。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非常愉快又有启发性的冒险——但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英国。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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