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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时代:是蓝领工人中的反智主义回潮成就了特朗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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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时代:是蓝领工人中的反智主义回潮成就了特朗普吗?

在《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的作者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看来,特朗普的当选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美国反智主义回潮的必然结果。

英国议会大厦附近,抗议者们将一个巨大的“特朗普宝宝”气球充气,以抗议特朗普访英。

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来不会放过上头条的机会。上周访英,他不仅遭到了上万英国民众的上街抗议,还被《卫报》毫不客气地称为“来自地狱的访问”。

在12日抵达英国之前,特朗普就闹了一个笑话,他把爱尔兰当做了英国的一部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民都很喜欢我……你们都知道的,我在爱尔兰有房产,我在各地都有房产——我认为那些非常喜欢我的人,他们在移民问题上与我意见一致。”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博伊尔13日表示,“爱尔兰不是英国的一部分,已经独立100年啦。请不要在国际舞台上让我们的国家蒙羞了,总统。”

声称与“假新闻”势不两立的特朗普,还跟盛产假新闻的“著名小报”《太阳报》过了过招。在接受《太阳报》专访时,特朗普毫不留情在背后捅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一刀,他不仅批评了梅的脱欧计划,还大赞与梅唱反调的英国前外交大臣约翰逊将成为“优秀的首相”。而在13日英美首脑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矢口否认自己曾批评梅,称《太阳报》制造了“假新闻”。

在与今年92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期检阅仪仗队时,特朗普因为挡在女王身前而激怒了许多英国民众。

美国究竟为什么会选出特朗普这样一位总统呢?过去的两年来,美国的知识精英一直在寻找问题的根源。在《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的作者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看来,特朗普的当选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美国反智主义回潮的必然结果。通过回溯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雅各比认为,反智主义像是一种“周期性的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而今天的美国则“染上了一种将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技术的作用下突变的病症”,它比过去的那种“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险。

《反智时代》成书于2008年,曾登上当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也是雅各比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雅各比为其再版重新撰写了序言,她认为,在特朗普当选前后陆续曝出的各种丑闻(包括“通俄门”等等)中,美国主流媒体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他个人的责任上,许多媒体都出色地调查了他以及他的班底的各种问题,唯独没有人去追究给他投票的人的责任,也没有反思让他这样的人有机可乘的美国文化中的反智主义。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很多都是高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尤其是白人蓝领),他也曾公开宣称,“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但在雅各比看来,让教育程度低的人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而不是单纯地“热爱他们”——向来都是美国梦的基石。但有趣的是,她提出,反智主义在许多蓝领工人中的回潮,不全是因为他们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经济能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工人阶级的父母们对知识分子怀有文化上的成见,他们不希望子女接受太高的教育从而完全离开上一辈人的世界。她认为,特朗普在谈及自己对教育程度低的人的热爱时,正是利用了这种心态。

进一步说,在今天的美国,智识主义往往被等同于一种所谓的“左翼精英主义”,在许多新保守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背弃了美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而美国人民——这里指的是白人工人阶级——并没有。雅各比在书中指出,这一人为制造地分裂已经成功地将“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贬义词。

苏珊·雅各比

这一论断不禁让人想起了另一本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风靡美国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作者J. D. 万斯(J. D. Vance)出身美国中部“锈带”的底层白人家庭,凭借自己的奋斗考上耶鲁法学院,实现了“逆袭”。这本关于他的“乡巴佬亲戚们”——这些人也是特朗普支持者中的主力军——的回忆录让万斯名声大噪,他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电视节目中,被媒体誉为“特朗普现象的解释者”(Trump-plainer)。

这两本书的主题和作者的立场天差地别——一位是美国著名的世俗主义者(secularist)、反宗教斗士、精英女性的代表;另一位则是机会主义者和共和党的政治新星——然而在面对白人蓝领(也就是所谓的“乡巴佬”)问题时,他们却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将他们的不幸(贫穷、受教育程度低等等)归结为一种糟糕的“文化”,前者将其称作“反智主义”,后者则将其称作“习得的不可救药”(learned helplessness)。这种奇怪的相似性,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乡下人的悲歌》在美国取得了跨党派的成功,共和党以此为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政策背书,而民主党也找到了竞选失败的替罪羊。

同时,这也是《反智时代》这本书给人的观感有些复杂的原因。一方面,雅各比通过详实的资料和清晰的分析,梳理呈现了美国文化中“反智”的一面;另一方面,在解释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底层——对知识和教育的态度时,单纯基于一些文化现象的分析似乎又是不够的,地域、阶级之间结构性的不平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问题不应该被排除在视野之外,可是这种批判似乎又超出了一个美国左翼精英愿意冒险的限度。

《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节选)

文 | [美]苏珊·雅各比    译 | 曹聿菲

在2015年夏天,当唐纳德·J .特朗普(Donald J. Trump)乘坐那架现在已经饶有名气的自动扶梯走向特朗普大厦的大堂,宣布参与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诧异。也许他在某些傲慢的纽约理发师眼里不过是个“大橙子”,但我总是认为他有机会赢得共和党提名。在他征服共和党阵营之后,我也认为他有机会在大选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作为一个总是自认为属于自由主义者的人,这样令人不安的预感完全不会让我感到愉快。我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朋友们——大多是记者和作家——总说我疯了。大选走向尾声之际,其中有些人(暂时)不再与我对话,我也不能因为他们回避我对特朗普战胜克林顿的可能性无法释怀的不安而责怪他们。他们会说,诚然,2016年左右的美国文化尚不能看作一个新的启蒙时代,但美国人还没愚蠢到选中一位拒绝听取国家安全简报、宣称气候变化可能是中国设下的骗局、模仿残疾记者手臂行动不便的样子加以嘲弄的候选人。【那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谢尔盖·考瓦里斯基(Serge Kovaleski),他质疑过特朗普关于新泽西州的穆斯林曾集体为恐怖袭击中双塔楼的倒塌而庆祝欢呼的说法,引起特朗普震怒。特朗普称,他确实在电视上看过该事件的影片——这样的影片并不存在,因为所谓的庆祝根本没有发生过。】

我总是认为特朗普不可小视,我发现这位反智的候选人属于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而不是例外。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当中57%的票数之后,特朗普宣告,“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但让教育程度低的人获得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热爱他们——从来都是美国梦的基石。矛盾的是,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经济能力是如今很多蓝领工人中反智主义回潮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但美国人对子女青出于蓝的期待——这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总是和“多高的教育算是太高”的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父母们并不希望子女因为接受太高的教育而完全离开上一辈的世界。于是,工人阶级父母们可能会一边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或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这种文化上的成见而心怀厌恶,一边又希望他们的孩子有机会跻身特权阶层(哪怕他们更希望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成为医生或企业高管,而不是成为教授或媒体人)。凭借准确击中他人痛处的本能,特朗普在谈及自己对教育程度低的人的热爱时,利用了这种矛盾心理。

促使主流媒体低估特朗普获胜机会的,并不像特朗普总统依然认为的那样是个人敌意或不诚实,而是因为新闻界没能理解让特朗普的意外获胜成为现实的社会背景。类似的是,在特朗普就职之后,在针对竞选团队和白宫与俄罗斯的关系展开调查等重大政治事件发展中,大部分媒体还是对他的支持者们起初毫不在乎的态度感到困惑。甚至在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受到进一步审查之后,很多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漠然态度导致关注的焦点一直被放在了总统的品质,而非政策上。随着特朗普将被弹劾的猜测出现(写作此文时,这种猜测更像是极左人士的幻想,而不是临近的可能性),媒体还是更为关注他的个人怪癖和他的责任,而不是投票给他的人的责任。很多主流媒体相当出色地调查了特朗普政府的问题,但却没有去深究赋予他机会,并将继续赋予其他类似之人机会的文化之中的反理性主义——不论他的总统之职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由于互联网具有让全世界观念相似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显著潜能,与社交媒体有关的文化桎梏呈几何级发展,主流记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尤为迟钝。问题在于“观念相似”这个修饰词。如果人们只去倾听彼此认同之人的声音,那么他们会相信自己听到的就是一切,强化自己的偏见。狭隘主义和反智主义总是紧密相连,但社交媒体却拥有一种全新的能力,可以在片刻之间形成跨越辽阔地理空间的狭隘社群。电视和报纸记者经常把特朗普称作“前所未有的”候选人,但真正前所未有的是特朗普对一种蓄意断章取义的交流工具——吸引非理性人群的完美途径——每天24小时的运用。从反智的定义看来,Twitter的140字符格式正属此列,因为它所提供的空间只够用来张贴标语。它相当于《广告狂人》(Mad Men)时代的广告杰作在现代的复生——“云斯顿就是香烟该有的好味道”或者“她做过……还是没做过?只有她的美发师知道准确答案。”其中的区别在于,大部分人知道那些旧式的广告语是广告,而很多人却认为一位严肃的总统候选人发布的推文是事实。或者,用独一无二的总统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的话说,“另类事实”。

美剧《广告狂人》

(相对于另类事实而言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美国已经将历史上最富思想的总统之一换成了一个以自己对知识和专业问题的轻蔑引以为荣的人。政治新闻网站艾克西欧斯(Axios)发布的一篇对就职前的特朗普的采访中,特朗普强调,自己对顾问们就国内外情况所作的长篇大论的解释没有兴趣。“要么给我一枪,要么越短越好。”他说,“我不需要,你知道的,关于能用一页说完的东西的两百页的报告。”当然不需要。一份两百页的报告也许会包含某些与特朗普原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相冲突的信息。在采访中,特朗普被问到了有关书籍的问题,和库里克对佩林有关新闻来源的提问差不多,特朗普的回答甚至比佩林的哑口无言更加含糊。“我喜欢很多书,”他说,“我喜欢读书。就书这方面来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读太多书,但我喜欢读书。”奥巴马离任前夕,应《纽约时报》要求,他接受了该报时任首席书评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的采访。他带着显而易见的热爱和知识,谈论了那些在他年轻和身为总统时影响了他的作家们——包括莎士比亚、芭芭拉·金索沃、扎迪·史密斯、玛丽莲·罗宾逊、托尼·莫里森、科尔森·怀特黑德、菲利普·罗斯和索尔·贝娄。在被问及在总统任期内哪些书籍对他最为重要时,奥巴马说:“我会说莎士比亚依然是试金石。和大多数十多岁的高中生一样,当我们被布置阅读《暴风雨》,或者是别的什么莎士比亚著作时,我想,‘天啊,真无聊’。我在大学里上了一门精彩的莎士比亚课程,在那里才开始阅读那些悲剧,并欣赏它们。我想,它们在我对人与人之间不断重复起伏的某些模式的理解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在晚间入睡前,奥巴马所做的不是发推,而是抓紧利用这安静的一个小时来读书。奥巴马那么明显地属于知识分子、读书人和作家【是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优秀的身为作家的总统】,这个事实在他面对媒体和其他政客时并不总能成为他的优势。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内,他经常被描述成孤傲清高的人,太过拘谨内向,不能完全投入到日常政治事务当中。作为局外人,我们很难确知这样的批评有多少真凭实据,有多少是对奥巴马“死不悔改”的学者天性条件反射式的厌恶。这位总统性格的这一面被他的敌人视为一种自高自大的冷漠,尽管这也可以被理解成公正性和对探索问题各个方面的坚持。

在对作为知识分子的奥巴马的批评中,他身为黑人知识分子的特殊属性无疑是其中一方面。假如一位白人总统毫不掩饰自己对智识与书籍的喜爱,白人们还会那么急匆匆地用“傲慢”和“冷漠”这样的词来形容他吗?科尔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等某些黑人知识分子也对奥巴马有所攻击,韦斯特给这位总统的拘谨态度贴上了“变装黑人”的标签。我的一位黑人毕生好友——一位英语教授——和她的毕生好友(也是黑人)因为奥巴马在《纽约时报》上谈及的挚爱作家名单而发生了激烈争吵。“这恰恰是讨好白人知识分子的完美名单,”我朋友的朋友说,“两三个犹太人,两三个黑人,两三个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当然,还有莎士比亚。他的单子里怎么能漏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白人作家?”除此之外,我还听过一位教高中物理的白人朋友对奥巴马提到莎士比亚这件事作出了大体相同的分析。这些评论证明了两点。其一,做一个想弥合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鸿沟的黑人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甚至比同样处境的白人知识分子总统更难。其二,当一个在拿着工资给大学和高中学生讲课的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认为声称自己热爱莎士比亚的总统一定是在撒谎或迎合白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在智识方面一定出了大问题。

奥巴马在书店买书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将理性视为一种美德,不愿意对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施以严格的事实和逻辑标准,不愿意考虑对专家知识的蓄意无视在从科学研究到和战略决策等种种问题上产生的影响,这种情形已经十分严重。

美国生活中反智主义回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智识主义往往被等同于据说与传统美国价值观相悖的那种自由主义。它的整个理念都可以用右翼惯用的“精英”一词概括。那些著名的右翼知识分子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精英阶层,但他们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特权阶级身份,只给自由主义者贴上了“精英”的标签。新保守主义旗手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思考》(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1983年)中认为,虽然“知识分子”背弃了“美国生活方式”,但美国人民没有。“正是新保守主义自愿担负起了向美国人民解释他们为什么是正确的这一任务,”克里斯托尔解释说,“而且还要告诉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是错的。”从这段话里,人们完全猜不出克里斯托尔本人是个纯粹的纽约犹太人知识分子,猜不出他是因为皈依了共和党才和那些“执迷不悟、与美国生活方式相悖”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按照这种选择性的定义,“知识分子”指的是任何与保守主义者意见相左的知识分子。在试图阻止对保守派和自由派老学究同样无用的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提名时,知识分子右翼自食其果。对那些还对2000年之前有所记忆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保守派刊物《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主编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在电视上的频频出镜算是比较幸灾乐祸的乐子之一。特朗普对传统保守主义原则的毫无敬意让克里斯托尔父子大为惊诧——惊诧!因为上一辈新保守主义者十分有效地把曾经可敬的“知识分子”一词变成了政治上的贬义词,比尔·克里斯托尔在谈论为特朗普所背弃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时,极尽所能地想要回避智识主义。终于,一个无视所有政治派别知识分子的全国性选举候选人出现了。

(区别于右翼宗教基要主义者和强盗资本家的)右翼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传播着将所有知识分子斥为左翼分子的欺骗性逻辑,因为不读书的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思想史了解得越来越少。这种无知最明显、最令人不安的表现在于,人们对其他观点再无好奇,无知在这一进程中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在我的《自由思想者:美国世俗主义史》(Freethinkers: A History of American Secularism)2004年出版之后,我收到了在美国很多地区演讲的邀请,我以为这些是向形形色色的听众讲授美国世俗传统的机会,于是欣然接受。到头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是在向观点相同的人布道。除了几所要求学生为了学分来听讲座的大学之外,听众几乎全都是原本就和我意见一致的人。严肃的保守主义者在巡回演讲中也报告了完全一样的情形。

《自由思想者:美国世俗主义史》

不愿听取对立观点,或者不愿去想象向思想或文化上的对手学习的可能性,这种心态意味着背弃美国大众和精英的思想传统中最优秀的一面。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千百万美国人——包括很多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了聆听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Robert Green Ingersoll)的演讲,挤满了全国各地的讲堂,作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闻名于世的英格索尔对传统宗教和教会对政府的任何影响都予以痛斥。当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杰出宣传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1876年初次到访美国的时候,来听他演讲的人摩肩接踵,尽管他关于人的由来的见解让不少听众大为震惊。十九世纪的美国人,不论接受过的正规教育是多是少,在听到英格索尔和赫胥黎这类人的演讲之后,都想要自己再思考一番。这种好奇心甚至在魔鬼是否长着角这样的问题上都坚持要求第一手证据,它对任何社会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健康都至关重要。在当今美国,不论是不是知识分子,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听不进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声音。这种顽固执拗不仅体现了精神上的惰性,也反映了反智主义的本质。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会在大平原上奔走千里,只为亲耳听到英格索尔和赫胥黎等总是攻击听众们最珍视的信仰之人的观点。如今,很多美国人连政治意见和观点不同的Facebook页面都懒得打开。

美国如今染上了一种将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技术的作用下突变的病症,它比过去那种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险。当前这轮爆发所产生的严重危害与人们对一切不以为意的精神状态是分不开的。矛盾的是,这种心态既富有攻击性,又消极被动。从政客到媒体高管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咄咄逼人地强化这种状态,他们的生计依靠的就是吸收名人金句和博客言论为己所用的公众;宣称信息娱乐之树上的果子将带来轻松欢愉的蛇控制着公众,公众被动地接受了这些东西。文化保护主义者们是否还有时间和意愿来疗愈这个毒苹果不断加深的毒害呢?只要我们让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总能心怀这样的希望。

书摘部分节选自《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较原文略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
[美]苏珊·雅各比 著  曹聿菲 译
新星出版社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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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时代:是蓝领工人中的反智主义回潮成就了特朗普吗?

在《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的作者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看来,特朗普的当选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美国反智主义回潮的必然结果。

英国议会大厦附近,抗议者们将一个巨大的“特朗普宝宝”气球充气,以抗议特朗普访英。

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来不会放过上头条的机会。上周访英,他不仅遭到了上万英国民众的上街抗议,还被《卫报》毫不客气地称为“来自地狱的访问”。

在12日抵达英国之前,特朗普就闹了一个笑话,他把爱尔兰当做了英国的一部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民都很喜欢我……你们都知道的,我在爱尔兰有房产,我在各地都有房产——我认为那些非常喜欢我的人,他们在移民问题上与我意见一致。”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博伊尔13日表示,“爱尔兰不是英国的一部分,已经独立100年啦。请不要在国际舞台上让我们的国家蒙羞了,总统。”

声称与“假新闻”势不两立的特朗普,还跟盛产假新闻的“著名小报”《太阳报》过了过招。在接受《太阳报》专访时,特朗普毫不留情在背后捅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一刀,他不仅批评了梅的脱欧计划,还大赞与梅唱反调的英国前外交大臣约翰逊将成为“优秀的首相”。而在13日英美首脑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矢口否认自己曾批评梅,称《太阳报》制造了“假新闻”。

在与今年92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期检阅仪仗队时,特朗普因为挡在女王身前而激怒了许多英国民众。

美国究竟为什么会选出特朗普这样一位总统呢?过去的两年来,美国的知识精英一直在寻找问题的根源。在《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的作者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看来,特朗普的当选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美国反智主义回潮的必然结果。通过回溯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雅各比认为,反智主义像是一种“周期性的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而今天的美国则“染上了一种将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技术的作用下突变的病症”,它比过去的那种“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险。

《反智时代》成书于2008年,曾登上当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也是雅各比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雅各比为其再版重新撰写了序言,她认为,在特朗普当选前后陆续曝出的各种丑闻(包括“通俄门”等等)中,美国主流媒体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他个人的责任上,许多媒体都出色地调查了他以及他的班底的各种问题,唯独没有人去追究给他投票的人的责任,也没有反思让他这样的人有机可乘的美国文化中的反智主义。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很多都是高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尤其是白人蓝领),他也曾公开宣称,“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但在雅各比看来,让教育程度低的人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而不是单纯地“热爱他们”——向来都是美国梦的基石。但有趣的是,她提出,反智主义在许多蓝领工人中的回潮,不全是因为他们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经济能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工人阶级的父母们对知识分子怀有文化上的成见,他们不希望子女接受太高的教育从而完全离开上一辈人的世界。她认为,特朗普在谈及自己对教育程度低的人的热爱时,正是利用了这种心态。

进一步说,在今天的美国,智识主义往往被等同于一种所谓的“左翼精英主义”,在许多新保守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背弃了美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而美国人民——这里指的是白人工人阶级——并没有。雅各比在书中指出,这一人为制造地分裂已经成功地将“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贬义词。

苏珊·雅各比

这一论断不禁让人想起了另一本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风靡美国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作者J. D. 万斯(J. D. Vance)出身美国中部“锈带”的底层白人家庭,凭借自己的奋斗考上耶鲁法学院,实现了“逆袭”。这本关于他的“乡巴佬亲戚们”——这些人也是特朗普支持者中的主力军——的回忆录让万斯名声大噪,他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电视节目中,被媒体誉为“特朗普现象的解释者”(Trump-plainer)。

这两本书的主题和作者的立场天差地别——一位是美国著名的世俗主义者(secularist)、反宗教斗士、精英女性的代表;另一位则是机会主义者和共和党的政治新星——然而在面对白人蓝领(也就是所谓的“乡巴佬”)问题时,他们却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将他们的不幸(贫穷、受教育程度低等等)归结为一种糟糕的“文化”,前者将其称作“反智主义”,后者则将其称作“习得的不可救药”(learned helplessness)。这种奇怪的相似性,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乡下人的悲歌》在美国取得了跨党派的成功,共和党以此为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政策背书,而民主党也找到了竞选失败的替罪羊。

同时,这也是《反智时代》这本书给人的观感有些复杂的原因。一方面,雅各比通过详实的资料和清晰的分析,梳理呈现了美国文化中“反智”的一面;另一方面,在解释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底层——对知识和教育的态度时,单纯基于一些文化现象的分析似乎又是不够的,地域、阶级之间结构性的不平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问题不应该被排除在视野之外,可是这种批判似乎又超出了一个美国左翼精英愿意冒险的限度。

《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节选)

文 | [美]苏珊·雅各比    译 | 曹聿菲

在2015年夏天,当唐纳德·J .特朗普(Donald J. Trump)乘坐那架现在已经饶有名气的自动扶梯走向特朗普大厦的大堂,宣布参与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诧异。也许他在某些傲慢的纽约理发师眼里不过是个“大橙子”,但我总是认为他有机会赢得共和党提名。在他征服共和党阵营之后,我也认为他有机会在大选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作为一个总是自认为属于自由主义者的人,这样令人不安的预感完全不会让我感到愉快。我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朋友们——大多是记者和作家——总说我疯了。大选走向尾声之际,其中有些人(暂时)不再与我对话,我也不能因为他们回避我对特朗普战胜克林顿的可能性无法释怀的不安而责怪他们。他们会说,诚然,2016年左右的美国文化尚不能看作一个新的启蒙时代,但美国人还没愚蠢到选中一位拒绝听取国家安全简报、宣称气候变化可能是中国设下的骗局、模仿残疾记者手臂行动不便的样子加以嘲弄的候选人。【那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谢尔盖·考瓦里斯基(Serge Kovaleski),他质疑过特朗普关于新泽西州的穆斯林曾集体为恐怖袭击中双塔楼的倒塌而庆祝欢呼的说法,引起特朗普震怒。特朗普称,他确实在电视上看过该事件的影片——这样的影片并不存在,因为所谓的庆祝根本没有发生过。】

我总是认为特朗普不可小视,我发现这位反智的候选人属于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而不是例外。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当中57%的票数之后,特朗普宣告,“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但让教育程度低的人获得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热爱他们——从来都是美国梦的基石。矛盾的是,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经济能力是如今很多蓝领工人中反智主义回潮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但美国人对子女青出于蓝的期待——这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总是和“多高的教育算是太高”的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父母们并不希望子女因为接受太高的教育而完全离开上一辈的世界。于是,工人阶级父母们可能会一边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或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这种文化上的成见而心怀厌恶,一边又希望他们的孩子有机会跻身特权阶层(哪怕他们更希望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成为医生或企业高管,而不是成为教授或媒体人)。凭借准确击中他人痛处的本能,特朗普在谈及自己对教育程度低的人的热爱时,利用了这种矛盾心理。

促使主流媒体低估特朗普获胜机会的,并不像特朗普总统依然认为的那样是个人敌意或不诚实,而是因为新闻界没能理解让特朗普的意外获胜成为现实的社会背景。类似的是,在特朗普就职之后,在针对竞选团队和白宫与俄罗斯的关系展开调查等重大政治事件发展中,大部分媒体还是对他的支持者们起初毫不在乎的态度感到困惑。甚至在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受到进一步审查之后,很多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漠然态度导致关注的焦点一直被放在了总统的品质,而非政策上。随着特朗普将被弹劾的猜测出现(写作此文时,这种猜测更像是极左人士的幻想,而不是临近的可能性),媒体还是更为关注他的个人怪癖和他的责任,而不是投票给他的人的责任。很多主流媒体相当出色地调查了特朗普政府的问题,但却没有去深究赋予他机会,并将继续赋予其他类似之人机会的文化之中的反理性主义——不论他的总统之职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由于互联网具有让全世界观念相似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显著潜能,与社交媒体有关的文化桎梏呈几何级发展,主流记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尤为迟钝。问题在于“观念相似”这个修饰词。如果人们只去倾听彼此认同之人的声音,那么他们会相信自己听到的就是一切,强化自己的偏见。狭隘主义和反智主义总是紧密相连,但社交媒体却拥有一种全新的能力,可以在片刻之间形成跨越辽阔地理空间的狭隘社群。电视和报纸记者经常把特朗普称作“前所未有的”候选人,但真正前所未有的是特朗普对一种蓄意断章取义的交流工具——吸引非理性人群的完美途径——每天24小时的运用。从反智的定义看来,Twitter的140字符格式正属此列,因为它所提供的空间只够用来张贴标语。它相当于《广告狂人》(Mad Men)时代的广告杰作在现代的复生——“云斯顿就是香烟该有的好味道”或者“她做过……还是没做过?只有她的美发师知道准确答案。”其中的区别在于,大部分人知道那些旧式的广告语是广告,而很多人却认为一位严肃的总统候选人发布的推文是事实。或者,用独一无二的总统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的话说,“另类事实”。

美剧《广告狂人》

(相对于另类事实而言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美国已经将历史上最富思想的总统之一换成了一个以自己对知识和专业问题的轻蔑引以为荣的人。政治新闻网站艾克西欧斯(Axios)发布的一篇对就职前的特朗普的采访中,特朗普强调,自己对顾问们就国内外情况所作的长篇大论的解释没有兴趣。“要么给我一枪,要么越短越好。”他说,“我不需要,你知道的,关于能用一页说完的东西的两百页的报告。”当然不需要。一份两百页的报告也许会包含某些与特朗普原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相冲突的信息。在采访中,特朗普被问到了有关书籍的问题,和库里克对佩林有关新闻来源的提问差不多,特朗普的回答甚至比佩林的哑口无言更加含糊。“我喜欢很多书,”他说,“我喜欢读书。就书这方面来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读太多书,但我喜欢读书。”奥巴马离任前夕,应《纽约时报》要求,他接受了该报时任首席书评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的采访。他带着显而易见的热爱和知识,谈论了那些在他年轻和身为总统时影响了他的作家们——包括莎士比亚、芭芭拉·金索沃、扎迪·史密斯、玛丽莲·罗宾逊、托尼·莫里森、科尔森·怀特黑德、菲利普·罗斯和索尔·贝娄。在被问及在总统任期内哪些书籍对他最为重要时,奥巴马说:“我会说莎士比亚依然是试金石。和大多数十多岁的高中生一样,当我们被布置阅读《暴风雨》,或者是别的什么莎士比亚著作时,我想,‘天啊,真无聊’。我在大学里上了一门精彩的莎士比亚课程,在那里才开始阅读那些悲剧,并欣赏它们。我想,它们在我对人与人之间不断重复起伏的某些模式的理解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在晚间入睡前,奥巴马所做的不是发推,而是抓紧利用这安静的一个小时来读书。奥巴马那么明显地属于知识分子、读书人和作家【是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优秀的身为作家的总统】,这个事实在他面对媒体和其他政客时并不总能成为他的优势。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内,他经常被描述成孤傲清高的人,太过拘谨内向,不能完全投入到日常政治事务当中。作为局外人,我们很难确知这样的批评有多少真凭实据,有多少是对奥巴马“死不悔改”的学者天性条件反射式的厌恶。这位总统性格的这一面被他的敌人视为一种自高自大的冷漠,尽管这也可以被理解成公正性和对探索问题各个方面的坚持。

在对作为知识分子的奥巴马的批评中,他身为黑人知识分子的特殊属性无疑是其中一方面。假如一位白人总统毫不掩饰自己对智识与书籍的喜爱,白人们还会那么急匆匆地用“傲慢”和“冷漠”这样的词来形容他吗?科尔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等某些黑人知识分子也对奥巴马有所攻击,韦斯特给这位总统的拘谨态度贴上了“变装黑人”的标签。我的一位黑人毕生好友——一位英语教授——和她的毕生好友(也是黑人)因为奥巴马在《纽约时报》上谈及的挚爱作家名单而发生了激烈争吵。“这恰恰是讨好白人知识分子的完美名单,”我朋友的朋友说,“两三个犹太人,两三个黑人,两三个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当然,还有莎士比亚。他的单子里怎么能漏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白人作家?”除此之外,我还听过一位教高中物理的白人朋友对奥巴马提到莎士比亚这件事作出了大体相同的分析。这些评论证明了两点。其一,做一个想弥合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鸿沟的黑人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甚至比同样处境的白人知识分子总统更难。其二,当一个在拿着工资给大学和高中学生讲课的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认为声称自己热爱莎士比亚的总统一定是在撒谎或迎合白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在智识方面一定出了大问题。

奥巴马在书店买书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将理性视为一种美德,不愿意对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施以严格的事实和逻辑标准,不愿意考虑对专家知识的蓄意无视在从科学研究到和战略决策等种种问题上产生的影响,这种情形已经十分严重。

美国生活中反智主义回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智识主义往往被等同于据说与传统美国价值观相悖的那种自由主义。它的整个理念都可以用右翼惯用的“精英”一词概括。那些著名的右翼知识分子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精英阶层,但他们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特权阶级身份,只给自由主义者贴上了“精英”的标签。新保守主义旗手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思考》(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1983年)中认为,虽然“知识分子”背弃了“美国生活方式”,但美国人民没有。“正是新保守主义自愿担负起了向美国人民解释他们为什么是正确的这一任务,”克里斯托尔解释说,“而且还要告诉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是错的。”从这段话里,人们完全猜不出克里斯托尔本人是个纯粹的纽约犹太人知识分子,猜不出他是因为皈依了共和党才和那些“执迷不悟、与美国生活方式相悖”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按照这种选择性的定义,“知识分子”指的是任何与保守主义者意见相左的知识分子。在试图阻止对保守派和自由派老学究同样无用的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提名时,知识分子右翼自食其果。对那些还对2000年之前有所记忆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保守派刊物《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主编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在电视上的频频出镜算是比较幸灾乐祸的乐子之一。特朗普对传统保守主义原则的毫无敬意让克里斯托尔父子大为惊诧——惊诧!因为上一辈新保守主义者十分有效地把曾经可敬的“知识分子”一词变成了政治上的贬义词,比尔·克里斯托尔在谈论为特朗普所背弃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时,极尽所能地想要回避智识主义。终于,一个无视所有政治派别知识分子的全国性选举候选人出现了。

(区别于右翼宗教基要主义者和强盗资本家的)右翼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传播着将所有知识分子斥为左翼分子的欺骗性逻辑,因为不读书的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思想史了解得越来越少。这种无知最明显、最令人不安的表现在于,人们对其他观点再无好奇,无知在这一进程中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在我的《自由思想者:美国世俗主义史》(Freethinkers: A History of American Secularism)2004年出版之后,我收到了在美国很多地区演讲的邀请,我以为这些是向形形色色的听众讲授美国世俗传统的机会,于是欣然接受。到头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是在向观点相同的人布道。除了几所要求学生为了学分来听讲座的大学之外,听众几乎全都是原本就和我意见一致的人。严肃的保守主义者在巡回演讲中也报告了完全一样的情形。

《自由思想者:美国世俗主义史》

不愿听取对立观点,或者不愿去想象向思想或文化上的对手学习的可能性,这种心态意味着背弃美国大众和精英的思想传统中最优秀的一面。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千百万美国人——包括很多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了聆听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Robert Green Ingersoll)的演讲,挤满了全国各地的讲堂,作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闻名于世的英格索尔对传统宗教和教会对政府的任何影响都予以痛斥。当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杰出宣传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1876年初次到访美国的时候,来听他演讲的人摩肩接踵,尽管他关于人的由来的见解让不少听众大为震惊。十九世纪的美国人,不论接受过的正规教育是多是少,在听到英格索尔和赫胥黎这类人的演讲之后,都想要自己再思考一番。这种好奇心甚至在魔鬼是否长着角这样的问题上都坚持要求第一手证据,它对任何社会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健康都至关重要。在当今美国,不论是不是知识分子,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听不进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声音。这种顽固执拗不仅体现了精神上的惰性,也反映了反智主义的本质。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会在大平原上奔走千里,只为亲耳听到英格索尔和赫胥黎等总是攻击听众们最珍视的信仰之人的观点。如今,很多美国人连政治意见和观点不同的Facebook页面都懒得打开。

美国如今染上了一种将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技术的作用下突变的病症,它比过去那种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险。当前这轮爆发所产生的严重危害与人们对一切不以为意的精神状态是分不开的。矛盾的是,这种心态既富有攻击性,又消极被动。从政客到媒体高管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咄咄逼人地强化这种状态,他们的生计依靠的就是吸收名人金句和博客言论为己所用的公众;宣称信息娱乐之树上的果子将带来轻松欢愉的蛇控制着公众,公众被动地接受了这些东西。文化保护主义者们是否还有时间和意愿来疗愈这个毒苹果不断加深的毒害呢?只要我们让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总能心怀这样的希望。

书摘部分节选自《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较原文略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
[美]苏珊·雅各比 著  曹聿菲 译
新星出版社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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