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又进入了下一个周期，许多球迷都已经在期待四年后了，尤其是美国球迷，他们可能已经将目标设定在了2026年。但无论如何，世界杯还是会先去卡塔尔，那里也是国际足联贪腐案的下一站——知名体育作家大卫·康恩（David Conn）2017年在新书《国际足联大厦已倾》（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FIFA）中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

卡塔尔并不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举办地。当地夏季气温极高，现有的基础设施也不足以举办这种规模的赛事，和其他竞选国家相比，卡塔尔似乎是最末的选择。因此，卡塔尔2010年申办成功引起了巨大争议。自那时起，卡塔尔飞速建起了8座新的体育场馆。2017年，以沙特为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对卡塔尔进行了全面封锁，这使得建筑材料供应放缓，工程建设减慢了步伐，但也并未停工。其中最大的项目——诺曼·福斯特为卢塞尔城设计的“标志球场”已经逐渐开工，较小的沃克拉球场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它的设计者是2016年去世的普利兹克奖得主扎哈·哈迪德，这座体育馆的设计图是她留下的遗稿。沃克拉球场外形是阴道的形状，就像一盏明灯，点亮了海湾地区天际线下的暗影。

地标性建筑，尤其是这些有明星建筑师加持的场馆，因其不断上涨的预算，往往会放大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问题。滥用劳工的话题首当其冲。在施工开始之前，沃克拉球场就曾引发过一场建筑界的丑闻。据《卫报》2014年初报道，自开工以来，两年内已有五百多名印度裔和382名尼泊尔裔移民工人死亡。《纽约书评》作者马丁·费勒称哈迪德对死于卡塔尔世界杯项目的数千名工人漠不关心。哈迪德认为这是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建筑师。于是她以诽谤罪的罪名起诉了马丁·费勒和《纽约书评》。

扎哈·哈迪德说得有道理：承包商还没有在沃克拉动工，所以不会有人死在她的项目上。她赢得了这次诉讼，费勒也向她道了歉，但卡塔尔的工人仍在死亡。不是死在哈迪德的项目上，也会死在其他项目上。大赦国际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工人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艺术家们的口舌之快对此根本无所助益。即使哈迪德这句话是对的，场馆的建筑师没有“义务”去维护工人的安全（这点暂且存疑），那她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来负责呢？有人能指望得上卡塔尔政府吗？

从表面上看，卡塔尔政府可能会损失惨重。但是卡塔尔申办世界杯的过程就像是一脚大师级的任意球，靠的是技巧而非蛮力。卡塔尔所用的技巧就是它的地缘政治软实力（尽管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卡塔尔只能疯狂砸钱）。仅仅赢得举办权是不够的，卡塔尔申世小组的公关主管对大卫·康恩说，2022世界杯是为了打造卡塔尔的国际形象：“热情，好客，经济发展不单纯依赖于油气资源，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世界，积极与阿拉伯世界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展开交流互动。”当然，也可能会有收入进账，但卡塔尔压根不差钱，它真正需要的是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

等到世界杯期间，卢塞尔的标志球场和沃克拉球场都会成为向世界展示卡塔尔的舞台，即使比赛一开始，这些场馆在电视机前看来都是千篇一律的样子。在卡塔尔，球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被赋予了更多财富和权力的内涵（通过露天气候控制系统，他们甚至拥有控制沙漠环境的权力）。如果球场象征的是侵犯人权和腐败，而不是权力和威望的话，那么卡塔尔的世界杯将会成为最耀眼的一届。

那么工人们该怎么办呢？

本月中旬，PBS的一部纪录片《工人世界杯》（Workers Cup）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部纪录片首映于圣丹斯电影节，讲述了场馆建设工人的故事。影片从160万工人中选取了部分样本，他们所建设的都是像沃克拉球场这样的项目。影片制作于2017年，拍摄团队在卡塔尔，导演是美国人亚当·索贝尔，他在卡塔尔申办2022世界杯期间一直呆在多哈。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很难对卡塔尔政府怀抱信心，影片虽然几乎没有提及类似于《卫报》报道的工人死亡事件，但是它从另一个层面上展示了工人的慢性死亡——他们的自由、可能性和希望正在一点点被扼杀，工人只能在这种环境下苦苦挣扎。

交付与遗产最高委员会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监管组织，由卡塔尔职业足球联赛所赞助，他们从2013年起发起了一项年度赛事，就叫“工人世界杯”，该纪录片也是得名于此。这项活动仿照世界杯的赛制，有32支队伍参赛（原先是24支，2017年增长到了32支），由承建世界杯场馆的承包商派出工人代表进行比赛。看起来就像是企业之间的垒球联赛，只不过球迷更多，球员更穷。尽管如此，工人们还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比赛很有意思，至少在那一段时间内是有意思的。球员在两场小组赛之间能放假一个星期投入训练，其他不参与比赛的工人也会穿着得体地为场上球员加油，他们比一般的美国球迷要热情多了。

索贝尔和拍摄团队依照传统的纪录片风格进行拍摄。影片从一场比赛切到下一场比赛，中间穿插着工人球员的采访和数据，主要是以字幕的形式呈现，向观众展示出了一个真实的卡塔尔和它的劳工政治。比如，我们了解到，工人占人口总数的60%，但他们却被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甚至生活在法律之外，许多人一次班要上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法律规定不能超过6天），还有一些人被迫（这也是违法的）要将护照交给雇主。

影片聚焦于海湾承包公司的一小群工人球员。他们来自加纳、肯尼亚、尼泊尔、印度等国，为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移民背景。开篇是队长肯尼斯的故事，这个情节非常适于用作开场：他以前是一名雄心勃勃的准足球运动员，一位“球探”将他从加纳挖了过来，承诺给他一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合同。他来到这里才发现，现实截然不同：薪资比事先约定的低了1600美金，离家4000英里，还被塞进了一个流动工人招待所。肯尼斯是个典型的案例，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悲剧故事。队中的另一位队长，肯尼亚人保罗原先在内罗毕的维斯盖特购物中心当调酒师。2013年，当地的一次恐怖袭击造成了67人死亡，他也丢掉了工作，所以才不得已前往卡塔尔。

其他队友的故事虽然老套，但也很凄惨。由于在自己的祖国缺乏机会，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卡塔尔工作（有些人之前还去过迪拜工作），他们想要积累足够的财富，为了养家糊口，或是为了衣锦还乡。面对着贫困、暴力和动荡的政局，任何一种稳定的工作都是机遇。然而，生活在海湾地区，这一点仅存的希望也难以保证。这些人虽然住在拥挤的街区里，他们的生活却是孤独的。他们被迫远离家人，甚至他们自己建造的场馆自己都不能进入，更是无法在工人区以外和别人建立长久的联系。他们生活在炼狱之中。

足球就是他们的避难所。这些工人可能永远无法成为球星，但是在这短短几周之内，甚至是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小目标，“人们不再把我们当作工人，而是当作足球运动员。”一位球员如是说。比赛还在继续的时候，一切都还是美好的，可一旦结束了，生活的负担则会显得更加沉重。影片没有过分煽情，结尾处情绪达到了顶峰，工人世界杯即将结束，参加决赛的两支队伍通过点球大战决出了冠亚军。在卡塔尔，这些人只能当一阵子的球员，但他们却要当一辈子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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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对于这些移民工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球迷和评论家来说，它又有什么价值呢？《工人世界杯》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但整部影片就像是一则愤世的寓言，人们正在试图挣扎着走出困境。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肯尼斯和队友们开始意识到，这类比赛只是在为足球以外的事情打掩护。有一名球员起初很兴奋，因为球队回到了他的故乡尼泊尔，随后他又开始为此感到悲哀，他们的名气只会被所谓的“球探”利用，成为新的卖点——他的逃离成为了别人的陷阱，别人又会成为他，一直这么循环下去。可以想见，“球探”带着这支球队的故事回到加纳，又会带来多少满怀希望的肯尼斯。一次赛后采访中，另一名工人道出了一个痛苦的事实：“这与足球根本无关。”他们的工人世界杯只是管理层的宣传噱头：一次场面壮观的企业福利，让世界无暇再去关注滥用劳工的问题。

影片中从来都没有人问到过，这些工人球员意识到了什么？纪录片讲述的是工人的故事，但他们的故事与他们亲手建设的2022年世界杯有什么关系吗？甚至，与足球有什么关系吗？就像国际足联贪腐案一样，世界杯也为许多与足球无关的事情提供了掩护，尤其是地缘政治。在过去的几周内，足球使得普京的政治形势正常化了，到了2022年，它也会掩盖掉卡塔尔的劳工问题，虽说没有这些劳工就没有这届世界杯。就连特朗普政府也试图利用2026年世界杯提升一下自己的地位，尽管他们跟申办成功关系不大，届时也不再是特朗普任内了。

“足球只是一种虚假意识，不必予以理会。”这套说辞我们都不陌生了。观看职业体育比赛，不仅是在看记分牌上的“0”，也是在看银行户头上的“0”。这些“0”堆叠起来甚至可以买下政治权利，加剧全球的不平等。我们无法登上政治舞台，但至少还能留在体育场里。他们购买的是一次逃离——一次享受运动员精巧技艺，享受精英竞争，享受简单娱乐的机会。这的确很有意思，但是它真的值这么多钱吗？

对于海湾承包公司球队来说，它值得，但也不值得。这些工人和所有人一样都在寻求逃离，但是也有些人看到了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发展的机会。肯尼斯想要创办一家足球俱乐部，但是管理层对此并不感兴趣——公司是去建球场的，不是去盖社区的。另一些球员则在比赛中体会到了更为抽象的东西：自由，或者用鲍勃·马利的话来说，从精神的奴役中获得了解放。对这些球员来说，“世界第一运动”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学习，去探测世界的边界。

德国的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也有类似的表述，他形容游戏是重复的试验、犯错和自我发现。他认为对于“所爱之事”的纠结，比如足球，是人生中十分重要的姿态。通过它，我们才能学会“先掌握自己”。对于本雅明来说，通过游戏学习的本质是重复。成长就是养成新习惯，并且从日复一日的习惯中找到乐趣，所以游戏也能够促进人的成长。体育运动的乐趣就在于唤起人们心中的童真世界，那里充满了可能性，每一份努力都会将可能变为现实。

参加或观看体育比赛就是在进行想象和创造，也是在学习如何变得更好。这是一种逃离，没错，但绝不是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在特朗普时代，我们也一如既往地需要这种逃离，我们需要这个机会去思考和做梦。谁能一直背负着这些政治重担呢？并不是像特朗普所说的，体育应当剥离政治。体育是无法与政治分割开的，同样地，政治也是一种运动，也是在为“所爱之事”而奋斗——为了我们共同的世界。本雅明提醒我们说，问题的重点在于你怎么玩。有些人会利用比赛来学习如何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同时又不失童趣和创造力。而有些人还是依然幼稚。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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