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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返联合国:美国“伤痛最小的一次外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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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返联合国:美国“伤痛最小的一次外交失败”

尼克松政府将本以注定的外交灾难,转化成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平衡的筹码。以台湾为代价,在中苏决裂的前提下,美国通过和北京合作补偿了美国衰落中的霸权。

1973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AFP)

作者:曲思翰

作为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中国同日本展开的一场八年,乃至十四年的浴血战争为其赢得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然而,直到1971年,统治着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和土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被联合国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1949年不完全的政权更迭是其原因——虽然由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国民政府击败了日本侵略者,但其本身充满了令人绝望的腐败。抗日战争后,中国爆发了由共产党最终取胜的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持续对国际声称其为统治中国的合法政府。

在冷战的大气候下,“中国的丢失”令美国社会震惊。为了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通过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国持续支持台湾的蒋政权。在美国影响下的联合国也继续允许来自台北的代表作为全中国的合法代表。

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将其军队搬到台湾后,在岛上建立了个人的军事独裁。作为一个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蒋的首要目标是重返大陆。作为被来自大陆的军人和官僚控制的少数政府,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持续声称主权对蒋军和蒋政权在台湾的政权稳定非常重要。

然而,在1960年的美国大选辩论中,在中国大陆汇集支持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已经成为了一个话题。在六十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民主党政府面对的压力还不是很大,稍作努力便将台湾当局的代表权保留了下来。

当越来越多的前殖民地、新近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希望北京在联合国为他们发声,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呼声骤增。在一系列中苏边界冲突中,中国向全世界证明它并不是苏联的小弟。与此同时,就连部分发达工业国家也开始尝试与中国大陆修好。

在1960年代末,对美国来说,“中国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紧急。

在1969年,改选后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对美国不再有利。包括五名常任理事国和十名非常任理事国的安理会中,只有其中五个国家投票反对首个要求联合国接纳中国的“阿尔巴尼亚提案(Albanian Resolution)”。美国的联合国代表团,只有论证仅仅含有15个成员的安理会没有资格变更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代表权,才可以在第一个会期将这类的提议否决。这样大的改变需要在包括所有联合国成员的联合国大会表决。在联合国大会,美国继续技术性以简单多数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定为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的“重要议题(Important Question)”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蒋政权。

1968年选举后,总统已经是共和党的尼克松。当他的政府继续运作阻止中国大陆之时,他已经看到了中国拿到代表权后对美国的可能好处。他要求国家安全会议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并要求增加“对该问题不同的看法和解读”和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多种政策及其代价和风险”。

同时,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商。当美国在台北的“大使”马康卫(Walter McConaughy)和蒋介石的谈话中,他提示蒋:想想要不要放弃一中原则去保住台湾的“外交”。虽然美方认为在与加拿大的谈判中,大陆的语言有所软化,仅仅要求加方放弃支持台湾当局并支持驱逐国民党代表,但蒋介石依旧表示,他和他的政权不能承受“对中共拓展外交带来的侮辱”,而他的政府将会在加拿大正式地承认北京后“立即断交并撤回代表”。

马康卫(左一)

一份相同的报告发现,虽然北京过去对联合国代表权并没有强烈诉求,但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布拉格之春,它对加入联合国越来越有兴趣。通过联合国,捷克代表可以在国际社会上指责苏联的入侵。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使在安理会改变构成后,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机会增加”,苏联对“中国代表权问题”并不热心,其活动限于对中国加入发表“官方声明及投票”。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意大利和加拿大的磋商和中苏之间紧张的关系可能导致美国态度的转变,但是美国国务院认定其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依旧。其发往美国驻荷兰使馆的电报依旧要求使馆官员说服荷兰政府投票支持“重要议题案”,至少也要对“阿尔巴尼亚议案”投弃权票。

虽然有着美国对北京的阻拦和苏联对北京的无视,几个问题依然浮现在了美国人面前。国务卿罗杰斯在与台“外交部长”魏道明的谈话中提到,意大利和拉美国家不再愿意附议美国的“重要议题案”,在多了三个国家附议“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同时,美国能不能保证有足够的支持阻止“阿尔巴尼亚提案”也成了问题。

在辩论和投票中,对美国既定对华政策的支持大量减少。与1968年相比,1969年支持“重要提议案”的国家从26个减少到23个,而反对阿尔巴尼亚案的国家从14个减少到8个。虽然支持北京重返联合国的努力被击败了,但是国务院估计:来年对他们将会更具挑战性。

因为预测中华人民共和国迟早会坐进联合国,美国政府希望台北可以“不再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带着“两个中国”含义的第三条路”,蒋政府对一中原则的固执只会导致它在北京进入时被联大强行驱逐。

美国对国民党仅仅要求“单方面的、持续不断的美国支持”表示不满。这暗示美方对台北已有强烈不满——被同样的态度驱使,美方已经开始在寻找新的解决办法了。

“一个国家,两张选票(One Nation, Two Votes)”是其中一种。作为战前的妥协,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中有三张选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而在香港的美国外交官认为,中国也可以走类似模式。这样的提议将会绕过“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在海峡两岸引起的不适。有着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将会由北京控制,因为反之将“天然不稳”。即使台海双方将会毫无疑问地反对这个计划,这毕竟是个解决办法,而且可以在其他内战中的分裂情况中使用(朝鲜、越南)。

因为目前形势的维持需要“重要且消耗政治能量的活动”,为了更好地回应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相信这是“反思其在联合国大会的策略并更改整体对华政策”的时候了。“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决定了在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而不是反之。”然而,美国整体对华政策并没有改变。

从现实来说,代表团认为“继续维持当前的策略似乎只能让北京取代台北联合国席位的那一天提前到来”,现在美国的处境“急剧恶化”。只有确定“我们设计的政策是否将在不抛弃台北的前提下走向与北京共存”才能改变美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根本立场。

不过,在1970年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交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他保证“两个中国”的变体可以作为“一种对阿尔巴尼亚议案的接受方式”或者“对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新政策的手段”,即使1970年的美国无法在仍有可以将其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选票时作出合理的解释。

即使国务卿罗格斯很清楚,在两岸双方拒绝“双重代表权”的前提下,呼声日渐高涨的北京迟早会取代台北进入联合国,但他依然认为美国不应该改变其对华政策,而是应继续完全支持蒋政府。在最终失败前,控制损失的重点在于缩小此事的重要性。

基辛格提出,延续两项既定政策。第一,“强调美国利益的重点在于为台北在联大保留席位,而不是在于排除北京”,因为国际社会“有着对台北不应因北京要求就被踢出联合国的共鸣”。第二就是指出尼克松主义目的在于减弱“对抗心态”并扶植“和中共更广泛的交流”以打消“任何北京加入联合国即是美国失败的言论”。

尼克松和基辛格

自从1960年代末开始,北京开始积极寻求建立对外关系。在1970年7月和1971年7月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通过与双方同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接触,主要是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和挪威。尼克松同时告诉台北的代表他的立场没有改变,“双重代表权”只是一种策略。台湾“大使”周书楷并没有正面回复,紧接着便提出了中日之间有着主权争议的钓鱼台列岛问题。在他看来,对钓鱼岛的声索可以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人团结在蒋政权旁边。

很快,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同美方进行更深层次与更直接的对话。尼克松派基辛格作为对华重建关系的代表。这个时候,美国的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起了变化。基辛格去北京前的一份报告要求,美国不应正式采用“两个中国”政策,也不应在未来的会议中积极阻止北京加入联合国的活动。

1971年7月 9日,基辛格在北京走下飞机。当基辛格和周恩来会面时,他说,中美两大国因“全球大势和现实”——那就是本身收缩中的美国需要利用和同为核大国的中国与苏联对抗而“走到一起”。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便提及台湾问题,而基辛格立马反应,宣誓美国将继续其“一中政策”,彻底葬送了台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在两天的旅程中和与中国领导人长达17个小时的讨论中,基辛格对中国产生了好的印象,这也成为了尼克松本人未来访问中国的基础。他发现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观点非常强硬,没有妥协的空间。就在这时,由阿尔巴尼亚带头的17个国家再次推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对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非法占有席位的代表的立即驱逐”。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美国国务院和自己的盟友,及台北持续沟通,通过名义上支持台北获取席位的努力,试图将美国描绘成台湾可依靠的伙伴。“双重代表权”议案被否决,而阿尔巴尼亚议案在没有美国反对的情况下最终轻松过关。因为早就开启了与北京的交流,基辛格将这次失败最小化的尝试是成功的——这是“美国历史上伤痛最小的一次外交失败”。

自冷战开始起,支持台湾当局便是美国在亚洲遏制战略的基石。整个六十年代,美国都在该问题上面临中国大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美国在北京逐渐增加的正式外交关系面前处境艰难。

尼克松政府将本以注定的外交灾难转化成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平衡的筹码。以台湾为代价,在中苏决裂的前提下,美国通过和北京合作补偿了美国衰落中的霸权。

台北从联合国被驱逐预示着其终究会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其他机构踢出,而更多的国家也选择和台北断绝关系,转而和中国大陆建交,虽然美国直到1979年才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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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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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政府将本以注定的外交灾难,转化成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平衡的筹码。以台湾为代价,在中苏决裂的前提下,美国通过和北京合作补偿了美国衰落中的霸权。

1973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AFP)

作者:曲思翰

作为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中国同日本展开的一场八年,乃至十四年的浴血战争为其赢得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然而,直到1971年,统治着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和土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被联合国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1949年不完全的政权更迭是其原因——虽然由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国民政府击败了日本侵略者,但其本身充满了令人绝望的腐败。抗日战争后,中国爆发了由共产党最终取胜的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持续对国际声称其为统治中国的合法政府。

在冷战的大气候下,“中国的丢失”令美国社会震惊。为了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通过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国持续支持台湾的蒋政权。在美国影响下的联合国也继续允许来自台北的代表作为全中国的合法代表。

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将其军队搬到台湾后,在岛上建立了个人的军事独裁。作为一个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蒋的首要目标是重返大陆。作为被来自大陆的军人和官僚控制的少数政府,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持续声称主权对蒋军和蒋政权在台湾的政权稳定非常重要。

然而,在1960年的美国大选辩论中,在中国大陆汇集支持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已经成为了一个话题。在六十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民主党政府面对的压力还不是很大,稍作努力便将台湾当局的代表权保留了下来。

当越来越多的前殖民地、新近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希望北京在联合国为他们发声,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呼声骤增。在一系列中苏边界冲突中,中国向全世界证明它并不是苏联的小弟。与此同时,就连部分发达工业国家也开始尝试与中国大陆修好。

在1960年代末,对美国来说,“中国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紧急。

在1969年,改选后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对美国不再有利。包括五名常任理事国和十名非常任理事国的安理会中,只有其中五个国家投票反对首个要求联合国接纳中国的“阿尔巴尼亚提案(Albanian Resolution)”。美国的联合国代表团,只有论证仅仅含有15个成员的安理会没有资格变更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代表权,才可以在第一个会期将这类的提议否决。这样大的改变需要在包括所有联合国成员的联合国大会表决。在联合国大会,美国继续技术性以简单多数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定为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的“重要议题(Important Question)”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蒋政权。

1968年选举后,总统已经是共和党的尼克松。当他的政府继续运作阻止中国大陆之时,他已经看到了中国拿到代表权后对美国的可能好处。他要求国家安全会议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并要求增加“对该问题不同的看法和解读”和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多种政策及其代价和风险”。

同时,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商。当美国在台北的“大使”马康卫(Walter McConaughy)和蒋介石的谈话中,他提示蒋:想想要不要放弃一中原则去保住台湾的“外交”。虽然美方认为在与加拿大的谈判中,大陆的语言有所软化,仅仅要求加方放弃支持台湾当局并支持驱逐国民党代表,但蒋介石依旧表示,他和他的政权不能承受“对中共拓展外交带来的侮辱”,而他的政府将会在加拿大正式地承认北京后“立即断交并撤回代表”。

马康卫(左一)

一份相同的报告发现,虽然北京过去对联合国代表权并没有强烈诉求,但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布拉格之春,它对加入联合国越来越有兴趣。通过联合国,捷克代表可以在国际社会上指责苏联的入侵。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使在安理会改变构成后,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机会增加”,苏联对“中国代表权问题”并不热心,其活动限于对中国加入发表“官方声明及投票”。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意大利和加拿大的磋商和中苏之间紧张的关系可能导致美国态度的转变,但是美国国务院认定其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依旧。其发往美国驻荷兰使馆的电报依旧要求使馆官员说服荷兰政府投票支持“重要议题案”,至少也要对“阿尔巴尼亚议案”投弃权票。

虽然有着美国对北京的阻拦和苏联对北京的无视,几个问题依然浮现在了美国人面前。国务卿罗杰斯在与台“外交部长”魏道明的谈话中提到,意大利和拉美国家不再愿意附议美国的“重要议题案”,在多了三个国家附议“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同时,美国能不能保证有足够的支持阻止“阿尔巴尼亚提案”也成了问题。

在辩论和投票中,对美国既定对华政策的支持大量减少。与1968年相比,1969年支持“重要提议案”的国家从26个减少到23个,而反对阿尔巴尼亚案的国家从14个减少到8个。虽然支持北京重返联合国的努力被击败了,但是国务院估计:来年对他们将会更具挑战性。

因为预测中华人民共和国迟早会坐进联合国,美国政府希望台北可以“不再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带着“两个中国”含义的第三条路”,蒋政府对一中原则的固执只会导致它在北京进入时被联大强行驱逐。

美国对国民党仅仅要求“单方面的、持续不断的美国支持”表示不满。这暗示美方对台北已有强烈不满——被同样的态度驱使,美方已经开始在寻找新的解决办法了。

“一个国家,两张选票(One Nation, Two Votes)”是其中一种。作为战前的妥协,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中有三张选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而在香港的美国外交官认为,中国也可以走类似模式。这样的提议将会绕过“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在海峡两岸引起的不适。有着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将会由北京控制,因为反之将“天然不稳”。即使台海双方将会毫无疑问地反对这个计划,这毕竟是个解决办法,而且可以在其他内战中的分裂情况中使用(朝鲜、越南)。

因为目前形势的维持需要“重要且消耗政治能量的活动”,为了更好地回应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相信这是“反思其在联合国大会的策略并更改整体对华政策”的时候了。“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决定了在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而不是反之。”然而,美国整体对华政策并没有改变。

从现实来说,代表团认为“继续维持当前的策略似乎只能让北京取代台北联合国席位的那一天提前到来”,现在美国的处境“急剧恶化”。只有确定“我们设计的政策是否将在不抛弃台北的前提下走向与北京共存”才能改变美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根本立场。

不过,在1970年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交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他保证“两个中国”的变体可以作为“一种对阿尔巴尼亚议案的接受方式”或者“对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新政策的手段”,即使1970年的美国无法在仍有可以将其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选票时作出合理的解释。

即使国务卿罗格斯很清楚,在两岸双方拒绝“双重代表权”的前提下,呼声日渐高涨的北京迟早会取代台北进入联合国,但他依然认为美国不应该改变其对华政策,而是应继续完全支持蒋政府。在最终失败前,控制损失的重点在于缩小此事的重要性。

基辛格提出,延续两项既定政策。第一,“强调美国利益的重点在于为台北在联大保留席位,而不是在于排除北京”,因为国际社会“有着对台北不应因北京要求就被踢出联合国的共鸣”。第二就是指出尼克松主义目的在于减弱“对抗心态”并扶植“和中共更广泛的交流”以打消“任何北京加入联合国即是美国失败的言论”。

尼克松和基辛格

自从1960年代末开始,北京开始积极寻求建立对外关系。在1970年7月和1971年7月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通过与双方同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接触,主要是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和挪威。尼克松同时告诉台北的代表他的立场没有改变,“双重代表权”只是一种策略。台湾“大使”周书楷并没有正面回复,紧接着便提出了中日之间有着主权争议的钓鱼台列岛问题。在他看来,对钓鱼岛的声索可以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人团结在蒋政权旁边。

很快,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同美方进行更深层次与更直接的对话。尼克松派基辛格作为对华重建关系的代表。这个时候,美国的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起了变化。基辛格去北京前的一份报告要求,美国不应正式采用“两个中国”政策,也不应在未来的会议中积极阻止北京加入联合国的活动。

1971年7月 9日,基辛格在北京走下飞机。当基辛格和周恩来会面时,他说,中美两大国因“全球大势和现实”——那就是本身收缩中的美国需要利用和同为核大国的中国与苏联对抗而“走到一起”。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便提及台湾问题,而基辛格立马反应,宣誓美国将继续其“一中政策”,彻底葬送了台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在两天的旅程中和与中国领导人长达17个小时的讨论中,基辛格对中国产生了好的印象,这也成为了尼克松本人未来访问中国的基础。他发现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观点非常强硬,没有妥协的空间。就在这时,由阿尔巴尼亚带头的17个国家再次推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对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非法占有席位的代表的立即驱逐”。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美国国务院和自己的盟友,及台北持续沟通,通过名义上支持台北获取席位的努力,试图将美国描绘成台湾可依靠的伙伴。“双重代表权”议案被否决,而阿尔巴尼亚议案在没有美国反对的情况下最终轻松过关。因为早就开启了与北京的交流,基辛格将这次失败最小化的尝试是成功的——这是“美国历史上伤痛最小的一次外交失败”。

自冷战开始起,支持台湾当局便是美国在亚洲遏制战略的基石。整个六十年代,美国都在该问题上面临中国大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美国在北京逐渐增加的正式外交关系面前处境艰难。

尼克松政府将本以注定的外交灾难转化成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平衡的筹码。以台湾为代价,在中苏决裂的前提下,美国通过和北京合作补偿了美国衰落中的霸权。

台北从联合国被驱逐预示着其终究会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其他机构踢出,而更多的国家也选择和台北断绝关系,转而和中国大陆建交,虽然美国直到1979年才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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