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

1930年代的上海已表征出中国特有的现代性，与“东方的巴黎”等半殖民地的驳杂性并存，海派文学因此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并突出体现为“文学生产与流通一体化”的文学图景。本书即以当时的文学广告为探照灯，试图重新照亮一些文学史空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的书写聚焦于上世纪30年代沪上文学原生形态，视野开阔，资料翔实。以散文为例：丰子恺散文集《车厢社会》于1935年出版，《人间世》上刊载的广告将之定位为“消夏新书”，言简意赅却引人注目，符合他的散文所传承五四闲话风的小品文精髓。但吴晓东进一步分析道，消夏理念只能算是出版社一种成功的营销策略，与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十分吻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丰子恺作为艺术家观察社会的方式。他在《车厢社会》中写众生百态，在《劳者自歌》中把自己也看作“劳者”，因此，这本散文集提供的更像是“人间世的模型”，孕育其中的自省精神才是酷暑中给都市人的头脑和身体降温的最好方式。同时，吴晓东不停留于对单个作家的描绘，他关注不同派别散文的特殊气质。30年代，《现代》杂志为叶灵凤《灵凤小品集》打出的广告称，“从三四分钟便可读毕的短文中，你将获得生活苦的慰安，神经衰弱的兴奋剂，和幻梦的憧憬”，章衣萍随笔的广告则称其文章“尤能使读者在微笑中觉到好像受了苦的矛盾味”，吴晓东从中观照海派散文作家们对都市生活的沉溺以及关于都市体验的复杂心态，发掘出了海派散文的都市语境。

关于30年代沪上文学现象，吴晓东既讨论《西线无战事》与30年代的“非战小说”、 旅游产业的兴起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也讲述沪上“八大女明星”与丁玲的“梦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为读者返回当时的文学现场提供了多向度的观察和参考，并附有116幅关于海派文学的图片，资料性与趣味性并存。

《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

距离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被诊断出失智症，已经过去了18年。自那时起，龙应台便开始了每两星期回屏东看一次母亲的生活，但总是只待一晚，来去匆匆。后来，她慢慢感到，每两周探望，如打卡般不诚实。她在父亲临近过世时，曾因未能理解父亲由于衰老而感到的痛苦和寂寞，当掉一次“生命课”，而今，她不能再错过与母亲生活的机会。于是，在去年8月，她选择离开台北，回到屏东，全心照料、陪伴母亲，尽管母亲已无法清晰地记忆人事。在乡土与母亲身边，龙应台重新拾笔，给母亲写信。重回文字世界的缘由，如她在台湾《联合早报》的专访中所谈，“乡村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让信心复苏的那种力量，是我没有预料到的。”而今，这19封信集结成了她的最新作品《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

这本书中，龙应台筛选了35段记录战乱和离散的“大河历史图文”，穿插其中，有若时空穿梭。龙应台选择将这些信写给两代人，她的思考轨迹可在序言中的这句话里略窥一二：“我们如何对待曾经被历史碾碎了身心的亲爱的上一代？我们又如何对待无话可说、用背对着你但是内心其实很迷茫的下一代？”

《现在，让我们赞美伟大的人》

1936年的夏天，作家詹姆斯·艾吉和摄影师沃克·埃文斯受《财富》杂志之托，开始着手探索美国南方佃农的日常生活。纸笔和相机，是这趟行程记录中最直接的工具。他们选取了三户较具代表性的家庭，在近四周的时间内，全天候、多维度地观察并融入他们的生活。彼时，南方的佃农处在经济大萧条的深重影响中，正为债务增加、家庭慢性疾病（没有医疗保险）、无法安置的土地以及美国大部分地区在那个时代遭受的极度贫困而绝望和挣扎。

作者为本书所取的标题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书里没有任何一位真正的名人，只有大萧条时代的三个美国佃农家庭。事实上，这本书的出版经历了不少波折，直到1940年才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前提是删除一些非法的字眼，作者最后选择接受这一条件，是因为他们“保留了这个带有反讽色彩、却又直击主旨的标题”。在序言中，艾吉写到，“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将那些对于读者而言难以想象的存在转化成身边有形之人的模样。我们设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转述属于他们的回忆、对话、对世界的理解和反抗。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记录考察，更是对置于饥馑穷困中的神性与人性的拷问。”其中对平凡的尊重，以及独立的、反权威的人文意识倍显珍贵。

在这本书中，照片与文字同等重要，它们相互独立、相辅相成。沃克·埃文斯在30年代中期拍摄的美国南方佃农形象和记录大萧条时代的照片，使他成为了美国“新纪实风格”摄影大师。60多张黑白照片与文字一起，使那个时代的面目渐渐清晰起来，日常的哀乐也相当生动而令人深思。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东洋的古代：从都市国家到秦汉帝国》

“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柏林的问题，与朝鲜的“三八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日本东洋史学界代表人物宫崎市定认为，在学术研究中，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藏匿在东洋史中，而要想理解东洋史，世界史的眼光也需参与其中。《东洋的近世》一书发展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唐宋变革论”，从经济和社会文化入手，将理论放置在更广阔的历史中去验证和讨论。1950年刊行之初，马克思主义史观在日本仍有很大影响，该书的观点饱受质疑，但是，宫崎市定坚持把不断追求新的理论方法视作历史学家的任务。在过往，能真正将东洋放在与西方对等的位置来看待的研究少之又少，而他主张，去探索向来被视为毫无关系的对象（西洋和东洋）之间的共性，必须将质的东西尽可能还原成量的东西，只有这样，不同对象之间的比较和评价才有可能进行。对量的评价，恰恰也是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中最缺失的。

循此思路，他相当全面地列举和阐述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科举制度产生的影响欧美的文官体系、庞大的雇佣军，以全面解读宋代的近代性。宫崎市定在世界史中重新定位宋朝，寻找中国先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阅读，成为了我们重新打开想象、放置目光的旅程。

这一系列的另一本是《东洋的古代：从都市国家到秦汉帝国》，宫崎市定通过一系列的聚落形态研究发现，都市国家具有保守与进步的两面性：保守一面在于以氏族制为基础、以祭祀为中心，维持着族人结合体；进步的一面体现在开放性的市民社交上，贵族也过着 “待市而食”的庶民生活。同时，不同的国家发展形态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教育为例，学问在任何地方都首先伴随着祭祀发展起来，但在中国，学问从封闭性的宗庙逐渐走向了半开放的私塾，却没有扩展到更大范围中的市井生活中去。究其原因，在于都市国家寿命太短，历史很快就进入至领土国家时代，出现了强大的王权及宫廷社交，学问再度被收回到宫廷这一封闭性的社会中。这本书还首度收录了宫崎85岁和90岁时的两篇研究回顾，亦是他六十余年学术生涯的总结。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张学锋认为，“在史学研究日益碎片化、书斋化的现今，我们更加需要从宫崎宏博的研究视野、关注日常生计的庶民情怀以及不迷信权威、不囿于师说的自由精神中汲取养分。”

《反对选举》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过去了两年，特朗普的当选所带来的关于美国选举制的争论延续至今。不可否认，代议制民主本身面临诸多困境，投票率降低、政党成员减少，患上了本书作者、比利时作家达维德·范雷布鲁克所说的“民主疲劳综合征”。作者主张，症状的根源在于选举不等同于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而且，当选者与选民脱节，选民们“瞧不起当选者，却又将选举奉若神明”。他用翔实的数据和材料，论证了选举是如何成为民主制的阻碍的，大众又是如何将民主与选举混淆的。

公民对民主饱含热情，却未必喜欢当前的民主实践，同样，政客怀疑公民的批判能力，认为“公民”退场，在个体化与消费主义的裹挟下普遍淡漠。于是，公民与政府间的相互不信任加剧，共生于一个躁动的、“狂热并怀疑”的时代，这份“狂热与怀疑”反过来又加重了公民对于政治的失落。达维德质问道，“一个政体可以承载多少嘲讽的目光？而在一个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表达并分享自我情绪的时代，难道嘲讽的目光就只会是目光？”

反对不仅是反对，疑虑之外，达维德回归了古雅典时代民主原则的实践中——每个被认可的市民都可以被抽中参与立法、决策（执行由非选举产生的执法机构完成）——提出公民可通过抽签的方式参与政治的建议，以期为这一持续恶化的民主病症提供治疗方案。他并非政治家出身，作为一位剧作家、诗人提出的这些建议固然天真，但其思路有可借鉴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所属的甲骨文书系中，与民主制度相关的著作还有《战争、枪炮与选票》《论美国的民主》《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总统、政党与首相》等等，读者对比阅读或可更深入地了解这一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上山的路：我的爸爸黑泽明》

在女儿黑泽和子的眼中，父亲黑泽明热爱电影，力求完美，在生活中笨拙柔软，会在脚趾受伤时像孩子一样哀嚎，麻将打得很差却总喜欢拉着别人打，有着许多矛盾和可爱之处。父亲离开之后，她常常记起与他共同生活的片段，琐碎但温馨。

黑泽明在孩子的学校教育上表现笨拙，说着“四十四减三十三等于十”的他，会在妻子的要求下教育女儿，“你试着努力学一下数学吧。”他也会认真地告诉女儿，“开始追求自己喜欢的知识时，无论多少都能熟记于心。”对于他所热衷的事物，他沉迷与执着，会念叨着“我是沉迷于电影的‘笨蛋小六’哦”。黑泽明同样喜爱的还有登山，“在需要长途跋涉的登山途中，默默地攀登陡峭的斜坡，那里会为你准备足以令人热泪盈眶的美景。”

1988年初春，黑泽明生病住院，妻子已辞世，女儿黑泽和子承担起了照顾他的责任。和子热爱父亲，“要让他过得开心快活、享受生活，这就是他的活力之源吧。”她尽心照料父亲的起居，也努力在电影事业上帮助父亲，坚信这样能使他更积极地面对衰老。

黑泽明曾在《蛤蟆的油》中写道，黑泽家的人感情有些过于丰富，多愁善感，甚至令人感到有些愚笨。妻子喜代曾说，“佳肴配美酒，再加上技巧高超的按摩，这样他就是我的人啦”；女儿在以为自己活不到小学毕业的心情中，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开朗的阿姨——这些片段在黑泽明逝世二十周年后，在女儿的记录中，依然闪耀着温暖的光。

《黄河十四走：黄河民艺考察记》

对于古老的中国文明来说，黄河流域意义非凡。时间在这里累积的不只是历史记忆，还有在现代社会中已渐渐失落、被边缘化的民间艺术。上世纪80年代，杨先让耗时四年，带队辗转黄河流域14次，收集了丰富的田野资料，包括了几万字笔记、数千张照片、上百种民艺收集，试图重现庞大的民间艺术世界。

杨先让受西方美术教育出身，却在中央美院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美术系”，他的朋友笑他，“从小喝洋水学洋玩意儿长大，愣要向土坷垃里钻。”但他笃定地认为，中国艺术要想培育出有自身特色的崭新流派，就一定要从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土壤中汲取养分。他是一个识宝人，只有在这种人眼里，民族文化的母体基因才得以解码。比如在普通人看来，龙身鱼尾的“双虎头面花”或许只是民间艺人的奇特审美，但在杨的眼中，却是商周古器物中虎形的变形，凝结了“史前各图腾民族迁移、冲突和融合的真实历史”。在这14次考察中，刺绣、皮影、剪纸、礼馍上那些图案之间隐秘的联系被渐次拨开，那些广泛而重复出现的意念符号都指向了同一个源头——原始文化中对生命与生殖的崇拜。民间艺术的消失是世界性的。时间已老，这些被记载下来的艺术家大多已逝去，书本的记录成为绝响。后人如何面对和记忆民族“母体文化”的遗产，要先从黄河的第一走开始。

《黄河十四走》最初在1993年由台湾《汉声》杂志出版，曾在15年前由作家社出版简体版，此次广西师大版为台湾汉声原版授权。

《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

当人们望着天上的星星时，很难想象它们的光其实在太空中跋涉了几十甚至几百万年，才终于抵达我们眼中。物理学家通过光谱分析这些光芒，发现几百万年前组成星星的成分与地球几乎相同，因而确定了早期宇宙的元素与现在并无二致。从而，“什么是恒久不变的”这个充满哲理的问题在天体物理学中得到了奇妙的回答：是有限的化学元素周期表。

有时，物理学家就像哲人，不同的是他们用复杂的公式与定律思考存在的意义。本书作者尼尔·德格拉斯·泰森曾经主持过一场天体物理学界的辩论会，主题是关于我们存在的宇宙是否只是一个“仿真”的世界，是否只是另一个更高存在的附属品。所谓的宇宙真相困扰着科学家，就如同它困扰着笛卡尔、沃卓斯基和大卫·柯南伯格。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探寻宇宙的终极奥义，然而，时空的本质、宇宙的起源、外星文明存在与否，依然是萦绕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追问，且与理解自我的存在密不可分。这本书或许可以使忙碌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的某些瞬间，倏然想到辽远的星系、不断远去的星球、看不见的暗物质，放眼宇宙大概会让我们对身边琐事感到些许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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