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

译/界面新闻

本文原载于《Project Syndicate》

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技术飞速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在研发方面的大量投资，去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然而，中国离技术前沿还很远。事实上，这个距离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认知。

目前在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和观察家将中国描述成为一个谋求全球技术霸权的竞争对手。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工业政策，使中国与欧美比肩。

例如，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去年3月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表示，中国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虽然其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22%，但拥有世界尖端技术和科技巨头。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这是2015年中国提出的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一份纲领性文件，美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企图在某些战略性的高科技行业（如机器人）取代美国的证据。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乐于玩自己的游戏，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中国的所作所为已经违反了当前的全球规则。的确，许多西方人警告说，中国正计划利用其以技术为基础的力量来实施一套全新规则，这套规则和西方长期以来实施的规则大相径庭。

这是一个严重失实的陈述。虽然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但这更多地反映在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开发而非尖端技术的发展，而且更多地是影响消费模式而非制造业。这种转变并非仅出现于中国，尽管得益于巨大的消费市场和疲软的金融监管，这种转变在中国的速度非常快。

再者，这些转变与政府的工业政策并无明显的关系。相反，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一批私营公司的创业精神所推动。

事实上，西方观察家——不仅是媒体，还有学术界和政府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都从根本上误解了中国发展战略和高新技术政策的本质，并夸大了其所起的作用。与大众的看法相反，这些政策只会帮助降低企业的进入成本，增强竞争。事实上，这种政策鼓励过度进入，由此产生的竞争和缺乏对现有公司的保护，在中国一直受到批评。由此可见，如果中国依赖有效的产业政策，并不会在全球规则方面造成太大的不公平。 

不过，中国很多产业的技术进步仍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注：“微笑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底部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核心技术的拥有者从中国制造业中获得了大部分的增加值。例如，江苏省丹阳市是全球光学镜头的一个制造中心，这里的生产商能制作最复杂的镜头。然而，由于缺乏生产渐进多焦点镜片的核心技术，当地生产商每生产一片渐进多焦点镜片就要向美国公司支付一笔固定的专利使用费。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至今仍在向发达国家进口生产线。 

显然，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消费者导向的商业模式和成为世界领先的硬技术开发者，这两者之间差别很大。有些行业（例如医药）的基础研发周期十分漫长，要在这些行业取得世界领先的技术地位，需要持续投入时间、人力资本以及金融资源。 

有鉴于此，中国在研发投入上可能仍落后日本、韩国15-20年，如果从研发产出（更重要的指标）来比较，那差距更大。尽管中国能通过吸引创新型人才和强化激励措施来加快研发，但要实现从学习到创新的转变事实上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 

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应当发挥关键的作用，不仅是培育新的科学技术人才，还要进行基础研究。这就意味着，大学的办学焦点不应该是纯粹增加学生数量，而应更强调教学质量。 

这些并非一蹴而就。正如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中吸取的教训，真正的经济转型不能，也不应该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