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歌》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严格禁止基督教传播。1629年，德川幕府下令要求人们每年都要践踏基督教圣像以示背叛，拒绝者将被当作基督徒逮捕处罚，这种仪式被称为“踏绘”，并由此产生了背弃信仰的“弃教者”，以及不愿背弃信仰的“殉教者”。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第一次在长崎看到“踏绘”使用的圣像时深受震撼，他将自己的内心投射在教会不愿提及的弃教者身上，创作了其最震撼人心也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品《沉默》。

远藤周作生于1923年，他的成长时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疯狂扩张，然而家庭的宗教背景以及战后留学法国的经历，却让他深受西方宗教的影响，并成为了其对比东西方道德意识、思考日本民族性的源泉。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形容日本矛盾的民族性格，对于日本人来说，"忠"、“孝”等道德的遵守是无条件的，在面对信仰崩塌的时刻，唯有以剖腹等方式维护高高在上的道德。但在《沉默》中，远藤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进行了反思，他借由一位为了避免信徒遭受酷刑而弃教的神父，提出了“背叛教会却未必背叛基督”、“没有所谓的强者与弱者。谁又能断言弱者一定不比强者痛苦”等观点。

这本《哀歌》是《沉默》的前奏曲，由十二个互相关联的短篇小说组成。为了使《沉默》在脑子里成型，远藤周作决定“先写几部好比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那样的短篇，将那些短篇集结成册的便是这部《哀歌》”，可以说没有《哀歌》，就不会有之后那部著名的《沉默》。远藤周作认为，《哀歌》是他自己作为“小说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品”，也正是在《哀歌》中，他开始了对于“信仰与反叛、圣洁与背德、强权与卑微”等贯穿于他整个写作生涯的主题的表达。

《朋友之间》

在希伯来语中，基布兹（kibbutz）的意思为“团体”、“聚集”。在以色列，基布兹是具有百余年历史的集体主义社区，其内部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模式，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共有，可谓是现实世界中的乌托邦实践之一。然而，“乌托邦常常只是早熟的真理”，基布兹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诸如效率低下、扼杀个性等问题——对于有着集体主义历史记忆的中国人来说，这些现象也并不陌生。

而对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来说，基布兹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在他的创作生涯里，有四部长篇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基布兹，每一部小说都在反映基布兹不同的历史和人文侧面：《我的米海尔》让读者看到了耶路撒冷的焦虑，《沙海无澜》反映了基布兹的一个家庭中两代人的矛盾冲突，《何去何从》描绘了不同时期的基布兹人的不同信仰，而《爱与黑暗的故事》则通过基布兹展示出了犹太民族百年间的历史进程。

《朋友之间》是阿摩司·奥兹的短篇小说集，在该书中，他讲述了1950年代第一次去基布兹所发生的故事，以及种种角色在时代浪潮中的内心变化。他说：“我在基布兹生活了三十多年，虽然二十七年前我离开了那儿，但至今仍然会一再做梦回去，而且每周至少会做一次这样的梦……在《朋友之间》里，我尝试着不带怀旧色彩地观察基布兹，不带愤怒，而是力求精确，满怀同情。”

《潦草》

2001年，贾行家开始在网易微博上用“他们”做标签，每月写三十条微博，这些微博“既不成文，又不成章，讲的是人事景物，不过一闪念、一片断、一言行、一场景、一旧事，遇到什么就写什么，写到第九百九十条，无论如何该结束了，因为网易微博倒闭了”。十几年后，这些微博集结《潦草》出版，贾行家对此既感到不屑又充满歉意，用他自己的话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作者，拿这样的东西当书卖。”不过他也解释道，《潦草》的出版一方面由于出版方的意见和热情，另一方面，他也悟到了，以只言片语的方式记录琐碎的生活片段，聚合在一起却不失为对生活的另一种解读，“如拾荒者进入生活万象，以“草率”来记录众生潦草”。

自散文集《尘土》出版以及“一席”的《纸工厂》演讲以来，东北作家贾行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也让再度人们重新思考关于东北和下岗工人的历史，尽管那些往事距今并不遥远，但在市场洪流的冲击下，十几年前的记忆竟也像尘封的史书一样模糊了——在宏大叙事的时代背景里，我们同样需要关照不同个体在过去和当下所遭遇到的困境。同《尘土》一样，《潦草》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当无数人都在争先恐后，它让读者停下来回看过去、凝视当下。

《汉字的世界（上）：中国文化的原点》

汉字系统是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高度发达的表意文字体系，我们一直骄傲于汉字继承者和使用者的身份，因为它的发展和演变就是一部生动的文明史。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深深冲击着古老的中华文明根基，汉字甚至曾经面临被废除的危机，但在经历了白话、简化等改革之后，汉字不仅没有消亡，反而重新焕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作为中国文化的原点，汉字为何特殊？

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得其保留了最早创造时的意义，因此我们仍能从中获知祖先对世界的原始认知，但我们需要结合考古学、民俗学、社会科学等现代方法，才能挖掘出文字的原始意涵，并获得新的意义、适应现代社会的认知。白川静是享有盛名的日本汉字学家，译者在序言中写道，在对汉字原始意义的研究上，他“擅于将考古学与民俗学、神话、文学等学问同汉字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不同维度，旁征博引，在宏观视野下对汉字文化进行解读”。并且，日本学者在汉字的研究上也有着独特的优势，“由于日本远离大陆的岛国特性，使得日语中的诸多汉字、汉字词时至今日依然保留了汉字传入时的原始含义”，例如日料理店常见的“丼”字就是“井”的金文写法。

《中国烟草史》

“吸烟”作为一种行为，与“有害健康”紧紧相连，二者条件反射般的无缝对接已经深入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吸烟已经深入了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吸烟可以打发时间、消解忧愁，有时甚至也可以显得吸烟者很“酷”。但如果我们以一个长期的历史眼光来审视烟草，就不难发现，吸烟这一行为反映的是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经济文化的变革。对于中国来说，了解吸烟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明清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烟草以何种方式传入中国？在各地的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哪些新的吸烟形式和习惯？在封建王朝和近代历史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中国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烟民第一大国的？在控烟浪潮的背景下，未来烟草将何去何从？

《中国烟草史》详细梳理了烟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从引进、生产消费、形成独特的文化和地域差异，到近代的烟草民族工业、女性化消费等等，烟草的发展不单单是贸易和消费的历史，而是深深嵌入到了文明进程当中。《中国烟草史》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跳出某方面的单一视角，站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看待烟草的发展和演变，全书引用的史料十分丰富，涉及方志、农书、笔记、医案、游记、诗歌、晚清以来的报纸、民国小说、香烟广告等等，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2011年费正清东亚研究奖。作者班凯乐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研究上颇有建树，著有《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

《搭档》

相声能够使观众发笑，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捧哏和逗哏相互挖苦、附和、吹捧的艺术形式，把平常事物以生动和夸张的形式讲述出来，形成幽默效果。这就要求捧哏和逗哏之间在基本修养基础上达成高度的信任，一般观众熟悉的相声演员往往都有固定的搭档，他们在长期合作中共同成就彼此，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搭档》一书汇聚了知名度较高的23对相声搭档，例如马三立和王凤山、姜昆和李文华、苗阜和王声等等，以讲故事的方式记述了他们的台前幕后。在台上，他们是配合默契的艺术大家或相声演员，而在表演之外，生活中的他们也如兄弟一样互相扶持、彼此启发、共同创作。本书从演员自身、相声研究者以及名家后代等多种视角，展现了相声演员们对艺术和搭档的看法，不仅表达了搭档们对彼此能力的肯定，还包括他们对常年合作所积攒下来的友谊的珍视。

《搭档》作者高玉琮是资深的曲艺研究者和艺术创作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大量曲艺演员，熟识几乎所有在京津地区活跃的相声演员，曾协助编纂整理《中国相声大师》。除《搭档》外，高玉琮先生今年还出版了一部著作《相声史话》，在了解相声大师背后故事的同时，读者也可以将两本书对比阅读，以较为全面地了解相声艺术的百年发展历程。

《消失的动物：灭绝动物的最后影像》

柯达公司最著名的广告语“A Kodak Moment（就在柯达一刻）”，被引申为“幸福定格的瞬间”；当《清明上河图》的每一个细节在眼前徐徐铺开，北宋开封的繁华仿佛触手可及——这些都是影像对视觉和心灵带来双重冲击的体现。作为对“彼时彼刻”最直接完整的记录方式，影像为历史提供了文字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如果我们透过影像直视已故亲人的双眼时，很多人也许会潸然泪下；那么如果影像中呈现的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物种，观察者又会作何感受？

在科普文章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每分钟就有X个物种在地球上消失”之类的统计数据，但无论这些数字多么触目惊心，也不过是冷冰冰的间接陈述，而美丽的生物图像带给人们的震撼则更加直接。《消失的动物》一书以图像的形式，为读者介绍了28个业已灭绝的物种；背后是进步的人类贸易和工业文明，对于其他生物来说则是一部血淋淋的残酷历史。由于很多照片拍摄的时间较早，并且需要瞬间记录，因此书中很多图像的质量不十分理想，存在着像素低、失焦、模糊等问题。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本书在印刷工艺和装帧设计上下足了功夫，特意设计了与像素不高的照片相呼应的信息碎片与干扰元素来提升画册的质感与氛围，虚实交接，观来更令人为生灵之死感到痛心。

《死亡的视线：医学、谋杀指控与临终抉择争议》

在真实案例改编的电影《死亡医生》中，由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医生不惜面临法庭的审判，为减轻病人的痛苦而为之实行了安乐死。正如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情感一样，安乐死合法化拥有足够的道德动机，在如今，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议题，但关于该议题的争论时时刻刻都在持续。因为活着的人终有一天要面临死亡，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在死亡之前经历巨大的痛苦都是让人难以承受的。然而，因在程序上难以做出裁决和界定，安乐死合法化迄今在全世界范围内未有重大推进——我们该如何区分安乐死和谋杀？如何判定患者的痛苦程度是否达到了安乐死的标准？如何处理安乐死造成的社会影响？

《死亡的视线》一书列举了大量案例，透过这些案例，美国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姑息治疗和临终医学专家刘易斯·M.科恩详细展现了在面临死亡时不同角色持有的立场和动机，以及这些动机在道德、信仰和法律规范上的困境。一方面，他“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好心的临床医生，他们相信自己是在提供临终关怀，之后却惊讶地发现自己被指控谋杀或者是给病人实施安乐死”，另一方面，刘易斯也同样关心着“控诉他们的人”，“主要是专业上的同事，但有时也不乏病人家属”——在这里，各方的主张都有足够的合理性，对于读者来说，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或可帮我们更加全面地思考安乐死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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