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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小妇人》可以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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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小妇人》可以经久不衰?

推动《小妇人》走到今天的,并非其甜美和轻松,而是故事中内在的“震颤”。

图片来源:Culture Club/Getty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爸爸布朗森问她哲学家是什么,她幽默地说:“哲学家犹如在气球中的人,而他的家人则站在地上,拽着绳子把他扯下来。”后来,奥尔科特长大成人了,搬到了父亲在十九世纪40年代创办的“果园公社”(Fruitlands)中,正是在这个短命的乌托邦公社里,她根据日常见闻创作了小品《超验派野人》(Transcendental Wild Oats),发表在报纸上。这个故事讽刺了父亲的小圈子里那些和他一样的人,其中包括爱默生、霍桑还有梭罗。在她的故事中,到了秋收时节,“灵魂的召唤一下子把这些人都卷走了”。奥尔科特这一生一直很通透,她知道如何戳穿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他们高高飘在天上,而普通百姓则被困在生火做饭、扫地拖地的泥潭中,在生孩子的痛苦中难产死去。

奥尔科特这本1868年的小说《小妇人》久负盛名,但人们很容易忽略其中尖锐的观点。本书出版之初,评论大多认为,书中四姐妹和她们的妈妈马奇太太的故事“新鲜”“健康”“自然”而且“真诚”。上世纪20年代,欧内斯特·海明威称《小妇人》这本书充满“甜蜜与光明”。从此以后,人们对它的评论基本就定了型,大家对这本书的印象就是亲切甜美、可爱迷人,至于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则难有定论。1960年英国文学评论家比丽吉·布罗菲(Brigid Brophy)称这本小说的多愁善感不过是奥尔科特的“技术手段”,而作家玛丽·盖茨基尔(Mary Gaitskill)则在1995年批评了这个甜到齁的故事:这是一种“不现实的甜蜜人生观”。

不过与此同时,《小妇人》也是一本充满愤怒的小说(比如说在书中,妈妈说“我过去几乎每一天都会生气”),而且特别之处在于,这种愤怒充满了女性意识。奥尔科特把那些将女性层层圈住的东西引入了小说,婚姻、家庭、宗教,既让人着迷,放不下书本,又让人愤愤不平,心生反感。在她的笔下,母女五人的家既温馨又幽闭;女儿们的婚姻既和睦有爱,又离经叛道;马奇家四个女孩可以说是实现了各自的梦想,也可以说撞了南墙回了头。你当然可以把《小妇人》当作一本无忧无虑、情感充沛的小说来读,细细品味其中家庭的羁绊和个人的成长历程。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就会漏掉书中的其他趣味和更有深度的东西——小说中奇怪而挫败的女性主义。

《梅格、乔、贝思和艾米》

安妮·博伊德·里乌(Anne Boyd Rioux)在新书《梅格、乔、贝思和艾米:为什么小妇人的故事今天依然没有过时?》(Meg, Jo, Beth, Amy: The Story of Little Women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中说,奥尔科特写作《小妇人》的同时,也在探索自己生活中的这些挫折,并且重新为自己的人生寻找目标。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生于1832年,在马塞诸塞州的波士顿和康科特县长大,她的家中也有四姐妹。父母是改革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重视奥尔科特的教育,支持她上学。在那个不提倡女性识字写作的年代,她对写作的热爱也得到了鼓励,当奥尔科特在阁楼上写故事的时候,父亲会给她送苹果上来。奥尔科特一家的文化既异想天开,又有益身心健康,孩子们常常到户外玩耍,偶尔胡闹捣乱,往往也充满乐趣。这性格迥异的四姐妹时不时会拌拌嘴,但关系十分要好。终身未婚的奥尔科特年纪轻轻就在专业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写作为她挣得了可观的收入,足以养活自己、帮补家庭。这个故事幸福和美,《小妇人》的故事总体也是这个路线。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真的。

不过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生活同样也充满了黑暗与愤怒。这个家庭一直漂泊不定,而且几乎从来没有摆脱过贫困。父亲布朗森·奥尔科特死死坚守着他的“理想”——素食主义、无私忘我。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名废奴主义者,因此也恪守承诺,不使用棉花、羊毛、白糖与糖浆,连米都不沾。这就意味着他的女儿们总是没法穿上暖和的衣服,而且总是营养不良。有一次布朗森离开了妻子阿比盖尔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为了专心研究而独居了一年,结果在这一年时间里,阿比盖尔流产了,在此之后她还遭受过好几次流产之痛;妹妹伊丽莎白·奥尔科特(她正是小说中高尚无私的贝思·马奇的灵感来源)差点饿死,这段重病时光漫长而痛苦,一度看似无力回天,但妈妈和姐妹们对她的悉心照料,还是把她从鬼门关拽了回来。奥尔科特总能敏锐地察觉到什么时候该发火,什么时候应该控制情绪,什么时候应该调整自己的目标,只因为她是个女人。

奥尔科特开始构思小说的第一部分,在出版商托马斯·奈尔斯(Thomas Niles)的引导下,她最初把这一章节起名为“悲惨家庭”(The Pathetic Family)。“除了我的姐妹们外,我还不认识几个女孩,也没喜欢过几个女孩。”奥尔科特对这样的建议保持谨慎,她喜欢戳破读者对“女孩故事”的期待,她信誓旦旦地宣布说,“我绝不会为了让满足哪一个人的期待,让乔嫁给劳里。”迫于出版商的压力,奥尔科特最终还是把四个女孩都嫁出去了,包括她自己的化身乔,但她始终觉得,这样的结局“很愚蠢”。

尽管奥尔科特对这本书的评价惴惴不安,它是好呢,还是糟糕呢,还是愚蠢呢?但读者和和文学评论家们对《小妇人》的回应可谓飞速。这本小说的第一部分在1868年出版,短短两周就卖出了2000多本。奈尔斯接下来立马签下续集,奥尔科特不得不快马加鞭,几乎以一天一章的速度赶出接下来的故事。于是小说开始动笔的两年内,奥尔科特就完成了下半部分。1869年春天,《小妇人》已经售出了几万本,运往全国的各个角落。

《小妇人》一炮而红,也引发了不小争议。在十九世纪的读者们看来,这本书很新鲜,也很现实,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放在马奇家的少女们“自然”的非正式语言中。到了二十世纪早期,这本书的运气就稍微差一些了。这时候学术文学研究兴起,而这种标准规范都是男性主导的,对奥尔科特这本小说的评价就不再是绝对的正面积极了。不过《小妇人》依然在对后世的读者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里乌在书中一一枚举,几乎每个小有名气的现代女性作家都和这本小说脱不开干系。厄修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乔·马奇身上看到了所有女性作家最初的样子;埃里卡·琼(Erica Jong)说,“这本书告诉我,女人也可以成为作家,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伊丽莎白·亚历山大(Elizabeth Alexander)形容这本书对人具有“塑造作用”;而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则在乔的身上找到了她“残留的自我。”

这本小说为女性树立了一个典范,如何在父权制社会的无趣和禁锢下用独创的方式与生活交手,如何把人生中的失意和绝望化作原料,并鼓捣出艺术来

1968年是《小妇人》出版百年纪念,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谈论起《小妇人》中的女权主义内涵,直到今天也从未停止。

从朱蒂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到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文学评论家和女权主义者们对这本小说中性别化的意识形态争论不休,比如甜美可人,又比如空想社会改良主义。书中对婚姻、子女的教养以及家庭的强调也是辩论的焦点。里乌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统统囊括在书中,不过只凭这点,这本书还没有这么大的重量,真正让它显得十分重要的,是里乌在这本书种揭示了《小妇人》对女性“罗塞塔石碑”般的作用,当他们面对自己生活中因为性别而困惑时,可以打开这本书寻求帮助,从而解开自己的谜团。也许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带有女权主义性质的问题,正如里乌在书的介绍部分摆出来的那样:“这本值得尊敬的小说讲述了女孩的成长经历,却有着一个根本不希望自己是个女孩的女主人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里乌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对这么多读者和作家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是因为书中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复杂性。事实上,推动《小妇人》走到今天的,并非其甜美和轻松,而是故事中内在的“震颤”:在妈妈的安静温柔和愤怒的宣言之间、在小说女性的多愁善感与她们的死亡和不幸之间来回冲击震动。里乌这本书尤其善于展现小说中这些冲突是如何推动了情节发展,更解释了为什么能有上千万的读者久久喜欢着这本书,而且爱得深沉。《小妇人》女性树立了一个典范,如何在父权制社会的无趣和禁锢下,用独创的方式与生活交手,如何把人生中的失意和绝望化作原料,并鼓捣出艺术来。

里乌总结说,《小妇人》之所以可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在如何权衡家庭与事业、个人主义与无私奉献以及友伴式婚姻这些问题上给读者们上了一课。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完全认同奥尔科特小说的这些价值,但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喜欢《小妇人》这本书,因为我爱它的反常和乖张,我爱书中总是“弃精华而取糟粕”的主角们(梅格反抗马奇姑妈的意愿,放弃一大笔财产嫁给了最糟糕的人选约翰·布鲁斯),我还爱这本书的愤怒和色情(想想书中的“香肠枕头”),这些都不是所谓的教育,而是日常生活的点滴。

同时,即便我们能从《小妇人》中读出我们的文化对女性身份、女性气质扭曲的看法,但这本书里的女性给人们带来的启发,也不一定都是“有益的”教育。“我是乔还是艾米呢?”这既是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对女性人格与自我的理解已经被四姐妹的模式紧紧钳制住了。一些关于女性的热播电视剧中女主的人设,比如说《黄金女郎》《活着就是事实》《欲望都市》和《都市女孩》也常常是以《小妇人》中的女性为蓝本创造的。在文学方面,许多小说对女性生活的描写也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比如说读完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小说,你也会自问,“我是莉拉还是莱农呢?”在我们的时代,最畅销、口碑最好的女性故事依然搭建在这个前提的框架内:我是那种适合结婚生子的女人,还是更适合写作?我是个保守贞洁的人,还是经历丰富的人?我是英雄还是荡妇?

尽管如此,《小妇人》依然是一本包容万象的书。奥尔科特在写作的时候,最首要的一点就是对自己宽容,也正因此她得以一遍遍重写、重新构想自己过去和眼前的生活中痛苦的一面,并且将其变现。同时它还给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信息量。第一次重读这本书时我刚生完孩子,我发现书中竟然有一章介绍了如何哄孩子,教他们安稳睡觉,着实让我大吃一惊。简单地教你如何哄孩子睡觉的书比比皆是,但竟然连文学作品中也会描写新手妈妈面对的这一复杂、可怕的挑战吗?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自己急需这方面的知识,奥尔科特就已经坐在桌边等我了。

里乌告诉我们,《小妇人》同样还让读者学会给自己的历史重新洗牌,在这个贬抑女性的世界改写我们的挫折与困境。我们很容易爱上那些不想成为女孩的女主角们,或者幻想着从男权社会的痛苦和纠缠中飘走,越远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要回到地面上,结婚、死亡、在厨房里老去。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要真的处理起来就十分棘手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妇人》依旧十分重要,奥尔科特坚持认为,我们的战场就是我们工作、耕作、丰收和养育子女的地方。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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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共和

原标题:Why Little Women Endures

最新更新时间:08/30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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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小妇人》可以经久不衰?

推动《小妇人》走到今天的,并非其甜美和轻松,而是故事中内在的“震颤”。

图片来源:Culture Club/Getty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爸爸布朗森问她哲学家是什么,她幽默地说:“哲学家犹如在气球中的人,而他的家人则站在地上,拽着绳子把他扯下来。”后来,奥尔科特长大成人了,搬到了父亲在十九世纪40年代创办的“果园公社”(Fruitlands)中,正是在这个短命的乌托邦公社里,她根据日常见闻创作了小品《超验派野人》(Transcendental Wild Oats),发表在报纸上。这个故事讽刺了父亲的小圈子里那些和他一样的人,其中包括爱默生、霍桑还有梭罗。在她的故事中,到了秋收时节,“灵魂的召唤一下子把这些人都卷走了”。奥尔科特这一生一直很通透,她知道如何戳穿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他们高高飘在天上,而普通百姓则被困在生火做饭、扫地拖地的泥潭中,在生孩子的痛苦中难产死去。

奥尔科特这本1868年的小说《小妇人》久负盛名,但人们很容易忽略其中尖锐的观点。本书出版之初,评论大多认为,书中四姐妹和她们的妈妈马奇太太的故事“新鲜”“健康”“自然”而且“真诚”。上世纪20年代,欧内斯特·海明威称《小妇人》这本书充满“甜蜜与光明”。从此以后,人们对它的评论基本就定了型,大家对这本书的印象就是亲切甜美、可爱迷人,至于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则难有定论。1960年英国文学评论家比丽吉·布罗菲(Brigid Brophy)称这本小说的多愁善感不过是奥尔科特的“技术手段”,而作家玛丽·盖茨基尔(Mary Gaitskill)则在1995年批评了这个甜到齁的故事:这是一种“不现实的甜蜜人生观”。

不过与此同时,《小妇人》也是一本充满愤怒的小说(比如说在书中,妈妈说“我过去几乎每一天都会生气”),而且特别之处在于,这种愤怒充满了女性意识。奥尔科特把那些将女性层层圈住的东西引入了小说,婚姻、家庭、宗教,既让人着迷,放不下书本,又让人愤愤不平,心生反感。在她的笔下,母女五人的家既温馨又幽闭;女儿们的婚姻既和睦有爱,又离经叛道;马奇家四个女孩可以说是实现了各自的梦想,也可以说撞了南墙回了头。你当然可以把《小妇人》当作一本无忧无虑、情感充沛的小说来读,细细品味其中家庭的羁绊和个人的成长历程。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就会漏掉书中的其他趣味和更有深度的东西——小说中奇怪而挫败的女性主义。

《梅格、乔、贝思和艾米》

安妮·博伊德·里乌(Anne Boyd Rioux)在新书《梅格、乔、贝思和艾米:为什么小妇人的故事今天依然没有过时?》(Meg, Jo, Beth, Amy: The Story of Little Women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中说,奥尔科特写作《小妇人》的同时,也在探索自己生活中的这些挫折,并且重新为自己的人生寻找目标。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生于1832年,在马塞诸塞州的波士顿和康科特县长大,她的家中也有四姐妹。父母是改革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重视奥尔科特的教育,支持她上学。在那个不提倡女性识字写作的年代,她对写作的热爱也得到了鼓励,当奥尔科特在阁楼上写故事的时候,父亲会给她送苹果上来。奥尔科特一家的文化既异想天开,又有益身心健康,孩子们常常到户外玩耍,偶尔胡闹捣乱,往往也充满乐趣。这性格迥异的四姐妹时不时会拌拌嘴,但关系十分要好。终身未婚的奥尔科特年纪轻轻就在专业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写作为她挣得了可观的收入,足以养活自己、帮补家庭。这个故事幸福和美,《小妇人》的故事总体也是这个路线。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真的。

不过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生活同样也充满了黑暗与愤怒。这个家庭一直漂泊不定,而且几乎从来没有摆脱过贫困。父亲布朗森·奥尔科特死死坚守着他的“理想”——素食主义、无私忘我。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名废奴主义者,因此也恪守承诺,不使用棉花、羊毛、白糖与糖浆,连米都不沾。这就意味着他的女儿们总是没法穿上暖和的衣服,而且总是营养不良。有一次布朗森离开了妻子阿比盖尔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为了专心研究而独居了一年,结果在这一年时间里,阿比盖尔流产了,在此之后她还遭受过好几次流产之痛;妹妹伊丽莎白·奥尔科特(她正是小说中高尚无私的贝思·马奇的灵感来源)差点饿死,这段重病时光漫长而痛苦,一度看似无力回天,但妈妈和姐妹们对她的悉心照料,还是把她从鬼门关拽了回来。奥尔科特总能敏锐地察觉到什么时候该发火,什么时候应该控制情绪,什么时候应该调整自己的目标,只因为她是个女人。

奥尔科特开始构思小说的第一部分,在出版商托马斯·奈尔斯(Thomas Niles)的引导下,她最初把这一章节起名为“悲惨家庭”(The Pathetic Family)。“除了我的姐妹们外,我还不认识几个女孩,也没喜欢过几个女孩。”奥尔科特对这样的建议保持谨慎,她喜欢戳破读者对“女孩故事”的期待,她信誓旦旦地宣布说,“我绝不会为了让满足哪一个人的期待,让乔嫁给劳里。”迫于出版商的压力,奥尔科特最终还是把四个女孩都嫁出去了,包括她自己的化身乔,但她始终觉得,这样的结局“很愚蠢”。

尽管奥尔科特对这本书的评价惴惴不安,它是好呢,还是糟糕呢,还是愚蠢呢?但读者和和文学评论家们对《小妇人》的回应可谓飞速。这本小说的第一部分在1868年出版,短短两周就卖出了2000多本。奈尔斯接下来立马签下续集,奥尔科特不得不快马加鞭,几乎以一天一章的速度赶出接下来的故事。于是小说开始动笔的两年内,奥尔科特就完成了下半部分。1869年春天,《小妇人》已经售出了几万本,运往全国的各个角落。

《小妇人》一炮而红,也引发了不小争议。在十九世纪的读者们看来,这本书很新鲜,也很现实,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放在马奇家的少女们“自然”的非正式语言中。到了二十世纪早期,这本书的运气就稍微差一些了。这时候学术文学研究兴起,而这种标准规范都是男性主导的,对奥尔科特这本小说的评价就不再是绝对的正面积极了。不过《小妇人》依然在对后世的读者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里乌在书中一一枚举,几乎每个小有名气的现代女性作家都和这本小说脱不开干系。厄修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乔·马奇身上看到了所有女性作家最初的样子;埃里卡·琼(Erica Jong)说,“这本书告诉我,女人也可以成为作家,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伊丽莎白·亚历山大(Elizabeth Alexander)形容这本书对人具有“塑造作用”;而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则在乔的身上找到了她“残留的自我。”

这本小说为女性树立了一个典范,如何在父权制社会的无趣和禁锢下用独创的方式与生活交手,如何把人生中的失意和绝望化作原料,并鼓捣出艺术来

1968年是《小妇人》出版百年纪念,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谈论起《小妇人》中的女权主义内涵,直到今天也从未停止。

从朱蒂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到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文学评论家和女权主义者们对这本小说中性别化的意识形态争论不休,比如甜美可人,又比如空想社会改良主义。书中对婚姻、子女的教养以及家庭的强调也是辩论的焦点。里乌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统统囊括在书中,不过只凭这点,这本书还没有这么大的重量,真正让它显得十分重要的,是里乌在这本书种揭示了《小妇人》对女性“罗塞塔石碑”般的作用,当他们面对自己生活中因为性别而困惑时,可以打开这本书寻求帮助,从而解开自己的谜团。也许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带有女权主义性质的问题,正如里乌在书的介绍部分摆出来的那样:“这本值得尊敬的小说讲述了女孩的成长经历,却有着一个根本不希望自己是个女孩的女主人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里乌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对这么多读者和作家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是因为书中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复杂性。事实上,推动《小妇人》走到今天的,并非其甜美和轻松,而是故事中内在的“震颤”:在妈妈的安静温柔和愤怒的宣言之间、在小说女性的多愁善感与她们的死亡和不幸之间来回冲击震动。里乌这本书尤其善于展现小说中这些冲突是如何推动了情节发展,更解释了为什么能有上千万的读者久久喜欢着这本书,而且爱得深沉。《小妇人》女性树立了一个典范,如何在父权制社会的无趣和禁锢下,用独创的方式与生活交手,如何把人生中的失意和绝望化作原料,并鼓捣出艺术来。

里乌总结说,《小妇人》之所以可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在如何权衡家庭与事业、个人主义与无私奉献以及友伴式婚姻这些问题上给读者们上了一课。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完全认同奥尔科特小说的这些价值,但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喜欢《小妇人》这本书,因为我爱它的反常和乖张,我爱书中总是“弃精华而取糟粕”的主角们(梅格反抗马奇姑妈的意愿,放弃一大笔财产嫁给了最糟糕的人选约翰·布鲁斯),我还爱这本书的愤怒和色情(想想书中的“香肠枕头”),这些都不是所谓的教育,而是日常生活的点滴。

同时,即便我们能从《小妇人》中读出我们的文化对女性身份、女性气质扭曲的看法,但这本书里的女性给人们带来的启发,也不一定都是“有益的”教育。“我是乔还是艾米呢?”这既是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对女性人格与自我的理解已经被四姐妹的模式紧紧钳制住了。一些关于女性的热播电视剧中女主的人设,比如说《黄金女郎》《活着就是事实》《欲望都市》和《都市女孩》也常常是以《小妇人》中的女性为蓝本创造的。在文学方面,许多小说对女性生活的描写也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比如说读完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小说,你也会自问,“我是莉拉还是莱农呢?”在我们的时代,最畅销、口碑最好的女性故事依然搭建在这个前提的框架内:我是那种适合结婚生子的女人,还是更适合写作?我是个保守贞洁的人,还是经历丰富的人?我是英雄还是荡妇?

尽管如此,《小妇人》依然是一本包容万象的书。奥尔科特在写作的时候,最首要的一点就是对自己宽容,也正因此她得以一遍遍重写、重新构想自己过去和眼前的生活中痛苦的一面,并且将其变现。同时它还给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信息量。第一次重读这本书时我刚生完孩子,我发现书中竟然有一章介绍了如何哄孩子,教他们安稳睡觉,着实让我大吃一惊。简单地教你如何哄孩子睡觉的书比比皆是,但竟然连文学作品中也会描写新手妈妈面对的这一复杂、可怕的挑战吗?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自己急需这方面的知识,奥尔科特就已经坐在桌边等我了。

里乌告诉我们,《小妇人》同样还让读者学会给自己的历史重新洗牌,在这个贬抑女性的世界改写我们的挫折与困境。我们很容易爱上那些不想成为女孩的女主角们,或者幻想着从男权社会的痛苦和纠缠中飘走,越远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要回到地面上,结婚、死亡、在厨房里老去。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要真的处理起来就十分棘手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妇人》依旧十分重要,奥尔科特坚持认为,我们的战场就是我们工作、耕作、丰收和养育子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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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Why Little Women En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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