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8日召开的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减税是必须的，减税、减费，最后消灭费，这是长远的方向。我们要从长远的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考虑发展的问题。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稳定宏观税负，但凭直观的感觉来看，财政收入占比和中央财政占比在大幅度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很快。”杨伟民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是多收钱多支出，也可以少收钱，把钱留给企业、居民、市场主体，让他们决定该怎么样花。决定13亿人和1亿市场主体的钱该怎么样花，搞得清楚吗？这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的要求。”

他进一步表示，中国的财政制度存在问题，降成本不是企业内部的成本怎么样降，而是全社会宏观的成本怎么样降。另外，地方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财税制度不合理。

“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承担很多事，但是没有财权，财政部给你财力，后面发下去，造成很大的浪费。然后工业去补贴、增加支出，不愿意去减税。减税更多是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因为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增加三大主题的活力，国企、民企、外企。”

杨伟民呼吁，减税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的税率。

“金融业收入那么高，金融业占GDP的比例、金融业的利润也很高，上市公司中几个银行的利润超过其他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但金融业税率是6%，这不合理。那么高的利润，那么低的税率。高技术企业却要交15%所得税，制造业16%，是否合理？等于是压制造业，鼓励金融业。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愿意把钱投到金融业，税少，利润高。”

在论坛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也表示，中国减税的空间是有的，特别是给企业减税。

他指出，中国的税收制度和美国比，中国的企业除了要交所得税还要交增值税，所得税和企业增值税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有自动稳定期的功能，当你企业经营不好的时候或者亏损的时候可以不交，但是流转税还要交，不管你企业是否盈利，只要赚钱就要交。

“我们与美国相比要多交一个税，同时企业的所得税比美国现在要高。特朗普减税后，美国企业税降到21%，我们是25%。再加上增值税，虽然可以抵扣一部分，但是不是所有的可以抵扣。这样弄下来之后，中国企业税收的痛苦感比较高。”徐林说。

他表示：“我不单纯的主张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扩大政府支出，但是应该为企业进一步减税。营改增的方案里面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为不是所有的服务行业的企业都通过营改增减少了税收，有的还增加了税收。比如抵扣比较少的服务业企业，税收反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