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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已死:死于刻板的阅读分析 还是飞速的信息时代?

《洛杉矶时报》书评人David L. Ulin在《巴黎评论》上分享了他与孩子关于文学是否已死的争论,他认为,在文学作品影响力逐渐消退的年代,如果我们依然将其置于一个个框架中,死板地分析句子成分、结构、隐喻……这样只会将文学闷死。

图片来源:WILLIAM MICHAEL HARNETT, TO THIS FAVOUR, 1879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十五岁的儿子诺亚告诉我,文学已经死了。我们当时正一边吃晚饭,一边讨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是他九年级文学课的书目。课程要求学生对文本进行解读,诺亚对此很抵触,因为他需要从故事情节中脱离出来,每读几行就高亮段落或做笔记,证明他确实读过。“如果老师只是让我阅读,那就简单多了。”听到他的抱怨,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在学校的经历:一遍又一遍重读诗歌的韵律,分析句子结构,探索比喻和形式的意义。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第一次读《蝇王》,老师详细地阐释了小说结构的象征性,并几乎在每句中都能分析出什么隐藏含义,我不敢相信老师的讲解。诺亚在夏令营的时候也读过这本书,在脸书上发消息告诉我这本小说“讲述的内容非常凄惨”。但我不得不思考,如果威廉·戈尔丁早就计划好了小说的结构,他怎么能够成功写完这部小说?他怎么能记得所有的结构?那时我就知道自己想做一名作家,我开始注意小说或者故事情节是如何发展的。如果写作需要如此复杂的意识,那我永远也到达不了作家的高度。

现在我意识到,这也是在课堂上教授文学的问题之一,要理解所有事情,想象一个框架、规则,把所有句子都解释清楚的一种需要。文学——至少是我所理解的文学——并不是这样的。文学需要意识,也要有发挥意外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作家很难谈论他们的写作过程的原因,因为故事叙述中的那些联系和起伏,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完全明白。“我必须要说,写作的过程是非常自然的,我没有任何计划,”菲利普·罗斯提到2006年小说《凡人》的一个场景时这样说。作家们想要知道捷径和魔法,但是他们要处理的是情绪、阴暗面和无法判断的事物,这些都是教条的对立面。因此,写作方法是很难传授的,我们的课堂上不得不充满跟读和解释,让一本书失去了它最本质的心跳。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著  巫宁坤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1

对诺亚来说,这当然不是问题所在。他只是想完成作业,然后去读其他想读的书。他早就承认自己不是热爱阅读的人,和我不一样,他的世界并不是由书本构建出来的。他只是偶尔会阅读令他感动的书,和他的同龄人一样,他的人生是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我告诉他《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部杰作,他闭着的眼睛仿佛是在回答我:“对,对,对,你总是这么说。”我给他讲菲兹杰拉德和现代性,也讲这本小说在当下的时代意义比出版时更甚,但他无动于衷。《了不起的盖茨比》一直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定义了一个时代,这是当下的小说很难再企及的高度。

现代文化中对于文学的讨论总是逃不过这样的话题,关于文学的稀释,关于书本是否仍然重要,关于文学应该带来的影响。我们讨论阅读的需要,讨论阅读现在面临的风险,讨论不愿再读书的人们,但我们却不愿承认简单的一点:文学不会也不能重现以往的影响了。库尔特·冯内古特是我想成为作家的原因,对他来说,电视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在1997年回忆道,“是完全可以靠虚构写作谋生的,那时还是杂志的黄金时代,我以为这样的生活会永远延续下去。电视本无恶意,却为广告商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让杂志业一落千丈。”对于像李·西格尔(Lee Siegel)、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这样的新媒体反对派来说,科技才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互联网让我们分心,博客和推特让权威不再存在,超链接的互联网世界让叙述声音不再重要。但后者的问题是忽略了文学文化也是科技创新的产物,始于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

我们把书籍和大众出版视为理所应当,但实际上,它们的历史还没超过一千年。不到四百年前,约翰·弥尔顿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己看完了所有出版的书籍。我上大学的时候和朋友一起拍了一部短片,讲述弥尔顿突然出现在下曼哈顿的Strand书店,当看到书店的书本数量之多时 (书店的宣传语是“18英里的书”),弥尔顿精神受到了冲击,尖叫着从书店一路跑去了百老汇,被一辆纽约旅游大巴撞死。

弥尔顿是文学传承和对话的一部分,证明了书本和印刷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同样可以作证的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他于1776年1月匿名出版了名为《常识》(Common Sense)的宣传册,成为美国革命的助燃剂。殖民时期的美国是印刷叛乱主义的温床,当年的宣传册就相当于博客最流行的时代。这同样可以驳斥那些反科技的保守派,因为印刷术的发明在当年是科技发展的前沿产物。和博客一样,大多数宣传册的活跃周期很短,卖出去几百份,针对的是特定的受众。《常识》却在殖民时代成为畅销书,卖出了超过15万册,演讲和朗诵让它的传播更为广泛。《常识》的影响力大到让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几个月后将其扩充为了《独立宣言》,杰弗逊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提炼了潘恩的观点(人性的自然尊严、自我决定的权力等)。

《常识》
[美]托马斯·潘恩 著  蒋漫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5

很难不说《常识》是美国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但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常识》中提出的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现代社会还有任何一本书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吗?有任何电影或网站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吗?每日科斯(Daily Kos)和FiveThirtyEight.com在2008年总统选举前夕引来了巨大的流量,但影响却仍然无法与潘恩相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电影《华氏911》(Fahrenheit 9/11)在2004年总统选举六个月前上映,影院场场爆满,并引发了公众讨论,但其影响一眨眼间就消失了。《常识》平衡了争论和劝说,从两个方面对独立问题进行讨论,谨慎地在对立面间寻找共同点。同样重要的是公共议题的速度和碎片化问题,《华氏911》的热度很快被快速巡逻艇和其他议题所取代。到了2004年11月,《华氏911》几乎很少再被人们提起了。六年后,还记得这部电影的人只会觉得它是一部过时的产物,上映的时间还没有2004年选举的时间长。

这基本是诺亚想法的复杂化。在这个信息和想法流动如此迅速的时代,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跟上新闻的趋势,又怎么能一直记得某本书呢?阅读如何能够继续让我们保持想象力?这个问题本身还有没有意义?诺亚也许不喜欢读书,但他仍然无法抵御一个好句子的魅力。在我们聊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几周后,他告诉我他读完了这本书,最后几章是他读过最优美的文字。“当然了,”我对他说,很满意他的收获。但我却不得不想起之前和他讨论这本小说的时候,他站起来用生硬的语气结束了我们的对话:“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没人看书了。”

“什么?”我问他,他又开始重新说起关于解读的问题,但我却听出了言下之意。

“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已经死了。我的朋友们都不看书,根本没人喜欢看书了。”

他迎向我的视线,好像在挑战我反驳。我想回答他,却不知要说什么。一方面,这是我儿子在宣告他的独立,站在被我买的上千本书填满的房间里告诉我阅读并不重要。

但我心中的不安却是另一方面的。诺亚在叛逆,在挑战我。但我没想到的是,当离开房间时,我脑海中开始质疑我自己的本质。“文学已死,”诺亚告诉我,“阅读已死。”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却无法反驳。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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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巴黎评论

原标题:Is Literature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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