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雷颐

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正是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步入现代国家，被认为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典型，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是唯一的范例。

但在国家发展中，日本又曾步入歧途，陷入军国主义陷阱，不仅给其他国家和人民，也给日本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种发展与陷阱，明治天皇即位仪式上的两个象征已有隐喻。

1868年尊王攘夷成功，天皇由位尊而无实权一变而为位至尊且掌实权。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发布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以各遂其志，人心不倦为要

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简单说，就是天皇亲政，公议众论，开国和亲，吸收现代文明。

8月27日，举行了明治天皇的即位仪式，与传统即位仪式，有两点不同。一是在庭前的神案上，摆上了直径3尺6寸余的地球仪。

另一点不同是改变了历来按中国唐制服饰、仪制的作法，而按照日本本土的方式进行的；其诏敕中，除了“遵照天智天皇之不朽大典为政”这种千年一贯的例文之外，新增加了“根据神武天皇的创业以行大政”的字样。

即位仪式中的地球仪象征着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政治方面于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11月29日，日本第1届众议院、贵族院开议，正式开设议院。

经济方面鼓励工商，大兴实业，建立现代化工厂、交通、通讯设施；并陆续将“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经济的发展。在金融体制方面，统一币制建立现代银行，逐步建立了现代化金融体制。

在军事体制方面，考察学习西方兵制，主要是在学习普鲁士军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

教育方面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随后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帝国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国家教育制度。

即位仪式改变历来按中国唐制服饰、仪制的作法而按照日本本土的方式进行，且诏敕中新增“根据神武天皇的创业以行大政”字样，象征着与中华文化的“脱离”，回归本土文化。

最重要的意义，是神化天皇。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佛教兴盛，本土神道不兴，形成了神佛不分的传统，佛教胜于神道教。

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就开始实行神佛分离的政策，并一度强行毁佛象，烧佛经，一些寺院被撤消合并。

在政府大力提倡、鼓吹神道压制佛教的政策下，一直居于劣势的神道对多年来占优势的佛教进行“大反攻”。

1870年是明治三年，神道教被定为国教，第二年就对神社规定了祭祀费用分为地方财政支出社和国库支出社、乡社等级。

1873年又规定了地方财政社支出的祭祀时，府县地方官要以敕使身份参加，开始了把祭祀活动从皇宫内部的活动改为国家事务的倾向。

到1906年，更以法律正式规定了官、国币社的经费由国库开支。从此，神社便完全成为国家营造物，其社格、祭式、神官的任用及其待遇等均由国家规定。

也就是说，神社已被视作宣扬国家思想的道场。根据这种精神，全国各地陆续修建了一批以天皇为祭神的神社。

在神道作为国教的前提下，日本国学与事实上早已成为日本文化一部分的佛教、儒学再度复兴。这些思想、文化，都进行的国家主义编码。佛教提出爱国护理、尊王护国。

1882年，东京大学设立了古典讲习所，几年后东京帝国大学的文科在原有的史学科之外，又增设了国史科。1890年，明治二十二年，发表《教育敕语》，教育方向从自由主义教育转向国家主义。

其核心是根据儒教的体制，树立天皇的绝对化思想：

“尔臣民继述祖先，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

“进而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尊国法；一旦有缓急之际，义勇奉公。”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亦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厥济，此我国体之元素，实教育之本源。”

“斯道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通之于古今不谬，施之于中外不悖。”

在这种背景下，1889年颁布的宪法天皇权力极大。宪法不是国会制定而是钦定，修改也不许议会提出，而是根据天皇敕命来进行。

宪法中有关皇室的重要事项也均置于议会权限之外。立法权原则上需要议会通过，但有许多例外，给天皇专行留下广泛余地。天皇掌有统帅、外交、任命、授予荣典等大权，完全不容议会置喙。

最重要的是，军队脱离国会的监督，作战系统相对独立于内阁，总参谋部直接对天皇负责，整个军事系统缺乏外在制衡力量，为最终走向军国主义铺就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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