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女孩坐在凳子上，两条腿垂下来，前后摇晃，眼睛盯着小拇指上旋转的指尖陀螺；一堆夫妇挨在一起，仔细查看着一堆文件；一个女人拿着手机噼里啪啦地交谈着。在这间等候室里，人们崭新的美国生活就在例行公事中毫无波澜地开启了。

巴尔的摩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办公室里的这一幕平静到有些无趣，但这种场景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正在消失。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每年进入美国的难民数量，国际救援委员会和其他八个帮助难民逃离战火、饥荒和政治迫害的非营利机构不得不开始裁员、关闭办公室。

“在过去的两年里，不管是以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美国政府一直在有计划地清除难民重置基础设施。”世援社（World Relief）美国区的高级副主席艾米丽·格雷（Emily Gray）说，世援社也是九个提供难民重置服务的机构之一。

九大难民服务机构的另一个、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HIAS）的公共事务部高级副主席梅勒尼·纳泽尔（Melanie Nezer）补充道，“每一年我们都得根据政府给出的限额制定安置计划，试想一下，如果你的预期服务对象是4.5万人，而到达的难民人数只有2万人，那相关项目该如何运转？”

事实上，这个数字比纳泽尔的估计更加残酷。前总统奥巴马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抬高了接收难民的天花板，2016财年（编注：指财经年度，Fiscal Year）美国允许8.5万名难民入境，2017财年这个人数提升到了11万人，此时正值叙利亚战争。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约有2000万难民，对庞大的难民总人口来说，美国的一丁点施舍不过是杯水车薪。2018财年，特朗普政府设置了一个新的难民重置人数限制，不超过4.5万人能够进入美国。然而难民事务处理中心（figures from the Refugee Processing Center）的数据显示，距离本财年结束只有不到30天，却只有大约2万难民在美国重新定居。

下一个财年将在10月1日开启，特朗普要么会继续保持这个限额，要么还将进一步降低这个天花板，同时裁剪更多在难民重置的过程中有着重要角色的机构组织——这一切措施都将导致这一系统崩溃，经过许多年才建立起来，帮助世界上最脆弱的人们的难民重置系统，或许将一点点被蚕食。

“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九大难民服务机构之首的路德教派移民与难民服务机构（LIRS）的副项目主任凯·贝勒（Kay Bellor）说。

一个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边上，巴尔的摩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办公室就藏在这毫不起眼的红砖建筑里。难民安置工作人员们就陪着一个个难民个体或家庭，带他们搞定一件件在美国实用而往往复杂的生活必需之物，还陪他们去杂货店购物，找工作、住所。九个难民安置机构都各自与联邦政府达成了协议，他们监督或者与地方子机构合作，像巴尔的摩这样开设办公室，并且走出门外安置、帮助全国各地的难民们。然而进入美国的难民越来越少，可用的资源也随之缩水了，这时候，这些机构就需要开始重新评估自己还能养活多少员工、能负担得起多少办公室的开销。美国的这九个难民服务组织都面临着裁员或者关闭部分办公室的难题，有的甚至二者兼有。

特朗普快要上台的时候，这些机构便开始担心，这届政府会使出什么花样打击移民，特别是难民。移民权利的支持者告诉我，2017年1月他们就有答案了，当时特朗普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暂时禁止一些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难民进入美国，并且暂停原有的难民接纳项目120天。这项禁令“旨在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引发了人们对法律的大量质疑，最终这场纷争来到了最高法院，法院裁准了这项旅行禁令。

一些难民重置组织迅速作出了反应。贝勒介绍说，去年2月到4月，路德教派移民与难民服务机构全国各地的子机构裁剪了大约100名员工，其总部随后也有样学样，解雇了近20名员工，虽然他们中间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了难民安置事宜。美国天主教会慈善联盟（U.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向来与美国天主教团合作，也是九大难民重置机构之一，其社会政策副主席卢卡斯·斯瓦内普尔（Lucas Swanepoel）说，美国天主教会慈善机构现在也已经关闭了8间办公室，截至今年年底还将关闭14个，预计由现在的64个办公室减少到约50个，处理难民安置事务。世援会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7个办公室，其中2间正在准备安置难民，但还未完全对外开放。国际救援委员美国项目的副主席汉斯·范·德威德（Hans Van de Weerd）透露，IRC原有28个办公室，已关闭或正在关闭的有3个。员工卷铺盖走人，办公室关停，难民权利倡导者们担心，未来资源堪忧，不足以满足不断到来的难民的需求。

国际救援委员会在巴尔的摩的办公室照目前来看还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办公室一样，他们也亲身体验了赴美难民的数量减少。巴尔的摩IRC办公室的执行理事鲁本·钱德拉塞卡（Ruben Chandrasekar）给出了一组对比，2016年，巴尔的摩办公室安置了900多名难民，而今年预计安置人数只有350人。

多年来政府都指着这些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安置难民、提供必要的服务。每一年，难民服务机构和本地办公室以及地方政府会与当地居民一起讨论，达成共识，今年这个地区能够接受多少难民，然后这些组织会将得出的数字提交到主导难民事务的国务院，由国务院审理并且批复提案。

美国政府会为每个难民提供2125美元，以支付他们来到这个国家初期的开支，比如房租、食物和工作服务费用。而难民重置组织则提供了涵盖方方面面的全套服务，从找房、装修到帮助孩子顺利入学，甚至带难民熟悉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帮助难民无缝衔接地融入美国社会。对他们几乎所有人来说，和自己的故乡——比如叙利亚、也门、索马里、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相比，这里的新生活和过去的日子有着天壤之别。

美国国务院去年12月发布的另一道政令，也是难民服务机构缩减规模的原因之一。法令规定，在2018财年内，处理少于100名难民事务的办公室将不再拥有安置新移民的资格。国务院还表示，在2019财年，希望能取缔一个或多个负责难民安置相关事务的机构，以便更加有效地给难民重置系统瘦身——也就是说，如果未来美国政府抬高了移民人数限制，此举也已降低了人员迅速到位的能力。

“每次一有一个办公室被关停，受到影响的并不只是直接参与的工作人员。”美国难民委员会（Refugee Council USA）由24个关注难民保护的非政府组织组成，其执行理事玛丽·乔万尼奥里（Mary Giovagnoli）分析说，“一旦有一间办公室关闭了，有着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帮助特定人群的工作人员就不得不另谋生路，寻找别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就不一定与难民重置相关了。于是我们便开始逐渐失去了这些技巧和能力。这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人员流失得越多，我们就越容易丢掉这关键的基础设施。”

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巴尔的摩办公室大约有35名员工，在重置难民方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些难民有充分的理由去恐惧国内战争、政治压迫、宗教和种族等因素带来的迫害。

在难民服务工作中，食物营养专家会与难民们交流，告诉他们如何平衡营养，让他们了解附近的市场；职业规划咨询师则会帮助他们找到第一份工作；社会工作者陪他们申领适合自己的福利补助。这整个过程中，还有员工负责联络，与难民群体维持良好关系，保证每一个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能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开始新生活，然而有时候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难了，因为能够进入美国的难民人数正大幅减少。

“雇主们一直倚仗着我们，希望我们给他们提供真正优秀并且对工作保持激情昂扬的员工，但我们现在无法达到他们原先的预期了，”IRC巴尔的摩办公室的就业援助专员基拉·麦卡锡（Kiera McCarthy）说，“现在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我们不得不对雇主说‘不’，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对难民权利维护者来说，这些变化令人震惊，正是因为美国并没有敌视难民的传统。《1980年难民法》创建了现代联邦难民重新安置计划，在这项法案通过后的十多年里，美国安置了14.2万难民，其中许多人的流离失所都是由巴尔干战争导致的。此后美国接收的难民人数持续下降，但依然保持着一个比较高的红线。上一次与今天类似的情况，难民入境人数骤降还是因为2001年恐怖袭击，次年的难民接收量不足27000人。但后来布什政府一直将上限保持在7万人，远高于当前水平。抗议者认为，过去与现在的差别实际上在于政府的态度。

“这并不是所谓的在应对危机，”纳泽尔谈到特朗普的大手笔削减，“我们当下政府的治世哲学就是关闭国门。”

到底为什么来到美国的难民越来越少？原因不甚明朗。据报道，审批程序的变化也许能解释移民数量的锐减。上个月，NBC的一篇报道显示，FBI已经被大量的手续淹没，从而拖慢了安全审查的进度。

可以肯定的是，帮助难民应该是两党共同协商的事。最近美国国会几位成员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认为立法者和政府对难民人数上限的问题缺乏讨论。8月，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和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要求政府继续与立法者合作，设定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限额。

现在，政府随时都可能发布2019财年的难民接收上限，并且宣布难民重置系统中又有多少机构将被关停。以上两者都可能对美国难民支持的基础设施产生重大影响。最终的结果是，未来到达的难民将会像这间惨白的等候室里的人们一样，不远万里到这个国家寻求安全庇护，能寻求帮助的地方却越来越少。

文中图片均来自Emily Jan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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