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有句俗语叫“katak di bawah tempurung”，字面意思是“椰壳碗下的青蛙”。顾名思义，青蛙蜷缩在椰子壳下面，以为碗里的世界就是整个宇宙。这个短语常被用来形容目光短浅、因循守旧却又自以为是的人，与中文成语“井底之蛙”有异曲同工之妙。

《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有盛誉的学术大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自传体回忆录，这本书的中文版日前由世纪文景出版。安德森一生笔耕不缀，著作等身，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更是堪称经典，是近三十年来世界人文社科领域最具影响的作品之一。安德森的著作在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比较文学以及区域研究学界均广为流传，但他本人却是一个难以被标签化的学者。安德森在自传中巧妙地以“椰壳碗”作为线索，将自己的人生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第一种之于个人的“椰壳碗”比较明显，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井底之蛙”类似——人们受制于眼界不足或信息偏差，常常以自己为中心，妄自尊大，不愿意去了解外界的事物；另一种之于体制的“椰壳碗”则相对隐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变迁对人类知识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世界，美式实用主义盛行，政治力量左右学术发展，劳动分工在推动专业化、标准化的同时造成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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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父亲是爱尔兰人，在受西方支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工作，母亲来自英国，出身于典型上层中产阶级家庭，但安德森的幼年成长却深受家中说法语的越南女佣影响。1941年安德森随全家前往美国躲避战火，战后回到欧洲，在爱尔兰接受了早期教育，随后考取了著名的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主修古典学。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其能够早早地养成阅读习惯并接触了英、法、德、俄、拉丁等多门语言，孩提时代的四海为家又使之在不经意间获取了一种对待世界包容开放的态度，培养起对不同文化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虽然安德森在不断的搬家过程中也对自己缺乏稳定的身份产生过不安——时常因为自己的口音和言行在各地遭到嘲笑或不公正对待，但他却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泰然应对：这种多重的“边缘”身份使他拥有了对不同文化的多重依恋，并因此产生了对不同种族、语言和阶级背景的人们充满理解与同情。安德森对自己在伊顿和剑桥接收的古典学教育进行了辩证的批判：一方面，安德森指出古典教育是统治阶层的自我复制，目的是从中产阶级中选取并培养传统继承人。随着英国殖民帝国的崩塌，这种旧式教育也走向衰败；另一方面，安德森承认自己十分幸运：优质的旧式人文教育使其不受学科之羁绊博览群书，培养起了对历史、文学、哲学的广泛兴趣。二战以后，随着美国支配地位的巩固和商业全球化的发展，大学变得越来越热衷于教授经济学和商业管理等“实用”学科，专业化分工日趋明显，满足不了时代要求的旧式古典学教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讽刺的是，许多美国学者在学科分化成为常态的三十多年后重提与古典学颇有渊源的跨学科方法。安德森冷眼旁观，认为学者们要对学科的形成与变化保持距离，而非不加批判地接受它或受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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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是接受英国古典教育的最后一代，却也是最早一批接受美国区域研究训练的代表人物。从剑桥毕业后，安德森负笈美国。上世纪50年代，美国刚刚确立了全球霸权却又缺乏像欧洲老牌帝国那样的殖民传统，因而急需训练一批通晓第三世界国家状况的官僚和学者，区域研究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康奈尔是美国东南亚研究重镇，汇集了一大批背景各异的优秀学者，对安德森之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乔治·卡欣（George Kahin）研究印尼民族主义革命，同时与美国政界联系紧密，和经济学家劳里斯顿 · 夏普（Lauriston Sharp）携手创立了康奈尔的东南亚研究项目；约翰·埃科尔斯（John Echols）研究语言学，不仅带动了一批青年学子学习印尼语，还在康奈尔建立了迄今世界范围内最为丰富的东南亚图书馆藏；安德森的欧洲同胞哈里·班达（Harry Benda, 后成为耶鲁大学教授）和克莱尔·霍尔特（Claire Holt）则激发了安德森对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兴趣。康奈尔东南亚研究的课程设置颇具特色，除了有不同学科教授联合开设的对象国研讨班（Country Seminar），还为研究东南亚各国的博士生们开设了很多比较研究和泛东南亚研究课程，鼓励其在研究中建立起比较的框架。此外，康奈尔的东南亚研究强调严格的语言训练，透彻的文本分析，深度的文化浸润，鼓励通过构筑本土理论解释本土现象。

安德森是区域研究的坚定捍卫者，对东南亚语言教育尤其执着。我2010年到康奈尔大学求学，主修东南亚历史，当时安德森已经退休多年，却还经常出现在东南亚研究中心所组织的各种活动上。在得知我的研究兴趣后，安德森执意让我用印尼语与之对话。我虽然有本科四年的马来语基础，却是在到康奈尔之后才开始较为系统接触印尼语。由于发音和用词都不太自信，我几次试图把对话切换成英文，但安德森却不为所动，坚持让我用印尼语跟他聊学术，聊生活，聊我们共同的出生地——昆明。安德森晚年依然坚持用印尼语写作，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常常陷入印尼语的“梦境”。无法阅读其印尼语文章的读者也可从其英文著作的脚注中一窥他对语言的痴狂：安德森不仅对语言的细微差别有着异常敏感的触觉，更时常对语言间的不可翻译性（untranslatability）进行精妙的诠释。受安德森影响，我逐渐意识到外语教育的真正价值并非获取在A与B之间进行机械翻译的技能，而是透过语言在体验上、情感上和理论上换位，进行颠覆性的智识思考。在各学科“专业化”与“科学化”大行其道的的今天，传统区域研究被不少人诟病，被指为重描述轻理论，视野局限狭窄，缺乏普世性和科学性等等——一如国内一些人对小语种学习者“学科基础薄弱”、“研究能力低下”的批评。我想，出问题的并非外语教育本身，而是将外语定位为“工具”的功利主义。安德森卓越的学术成就也许是对这些指控最有力的回击，但可惜的是，人们大多只看到了《想象的共同体》叙事之宏大、比较之新颖、理论之精妙，却选择性忽略了他在语言学习上孜孜不倦的耕耘与积累：大家惊叹于安德森掌握语言之多，却很少注意到他理解语言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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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撰写博士论文，安德森于1961-64年间在印尼展开了长达三年的实地调查。在安德森看来，在田野中仅关注自己的“研究项目”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本着开放的态度拥抱未知，培养好奇心，全面地浸入到当地文化中去。安德森发现自己在康奈尔学习的标准印尼语太过正式，三年的课程甚至不如六个月的实地生活有效。在克服了初期的语言障碍后，安德森在印尼广交朋友，做了很多“不务正业”的事：学习爪哇语和荷兰语，体验印尼社会中语言文化之多元；观看皮影戏、面具舞，探索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游历印尼各地，对比地区之间的差异……安德森常常告诉自己的学生，说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做田野调查时不应该拒绝任何邀请，因为学者们经常能在陌生或意料之外的体验中灵光一现，打开自己卡顿的思路，发现新的研究素材。

安德森认为学者需要像帆船一样，随时做好“捕风”（印尼语：cari angin）的准备，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坦然应对机缘和变故。1965年，印尼政局在“九三零事件”后发生剧烈变动：为了防止军队策动反对总统苏加诺的政变，一群愤怒的官兵率先绑架并杀害了五名高级将领。苏哈托在短暂的混乱之后接管军队并平息了叛乱，却指责印尼共产党在幕后策划了这场政变，在接下来的数月内对印尼共成员及其同情者进行了疯狂的清算，至少五十万人惨遭屠杀。受冷战意识形态对抗影响，西方各国对这场杀戮保持缄默，安德森却与同僚鲁思·麦克维（Ruth McVey）弗雷德·邦内尔（Fred Bunnell）一起，通过分析大量印尼报刊、杂志、广播，写成了《1965 年 10 月 1 日印度尼西亚政变初探》（“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 1，1965，Coup in Indonesia”），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奈尔文件》（Cornell Paper）。《初探》指出所谓的“未遂政变”实际源于军方的内部冲突，而非像苏哈托所坚持的那样由印尼共产党策划。《初探》触怒了美国国务院和苏哈托政权，安德森也因此被印尼政府列上了入境黑名单。由于学术表现优异，安德森当时已在康奈尔留校任教，但无法进入对象国无疑给他的学术之路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安德森被禁止入境印尼长达27年之久，期间转向泰国和菲律宾研究，反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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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跳出印尼研究这个“初恋”，安德森成功建立起三种比较框架。受研究希腊政治哲学的同事和身边印尼朋友的共同启发，安德森在自己的早期作品《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 Culture”）中对比了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回击了一些学者所持有的“印尼政治生活非理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安德森认为，爪哇人的政治行为反映了他们基于传统文化对“权力”这一抽象概念的理解，一如马克斯·韦伯对西方“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的论述，是具有合理性的。安德森的巅峰之作《想象的共同体》则偏重探讨跨地区国家间的相似性，解释了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共同体》颠覆了传统研究中认为民族主义诞生于欧洲的偏见，开创性地用“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概念填补了长久以来因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解释力不足而留下的理论真空，并探究了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巨大感情力量。进入晚年，安德森承认了《共同体》所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即把民族和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忽视了贯穿其中的多层网络。安德森对自己作品的重新审视也催生出了他的又一力作《三面旗帜下：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 》（“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研究了电报和轮船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激进主义传播的横向推动力。安德森指出，优秀的比较研究通常具有以下特点：1.基于视角、框架和意在得出结论寻找相同点与不同点；2.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最有益的比较通常是令人出乎意料的；3.长时段纵向比较与跨地区横向比较并重；4.跳出民族中心主义，跨越语言之墙，在陌生感和缺位体验之中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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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森看来，区域研究专家与其他学科学者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对研究对象国及其人民的依恋。60岁以后，安德森选择了“阶段性退休”：半年待在康奈尔，半年待在东南亚。跳出象牙塔，安德森得以自由地追随新趋势，寻找新课题，进行新探索。安德森学习小说家的叙事手法写成了《三面旗帜下》，通过场景间的不停切换展现世界各地早期民族主义者间的联系；重燃起对电影的热情，为泰国杂志撰写影评，反思学者与电影制作人鲜有交集的原因；进行业余人类学研究，研究泰国佛教寺庙内的水泥塑像和西方传教士在菲律宾编造的“官方”迷信……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安德森在阔别27年后得以重新回到印尼这片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此次回归，安德森得以对自己青年时代从雅加达二手书摊淘到的一本小册子展开全面的的调查。这本书名为《烈火与灰烬中的印尼》（“Indonesia dalam Api dan Bara”），由华裔作家郭添清（Kwee Thiam Tjing）于20世纪40年代末使用笔名“Tjamboek Berdoeri”（带刺的鞭子）创作。《烈火》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作者跨越荷兰殖民、日本占领和印尼武装革命时期的个人经历。该书以印尼语为基础，其中夹杂了大量爪哇语、荷兰语及闽南方言，语言之间切换流畅自如，文风犀利而辛辣，却又几乎不可能被翻译。2014年，这部空前绝后的作品得以重新出版，安德森为其作序并添加了大量注释。有趣的是，出版商Elkasa由于工作疏漏，把安德森名字中的“Benedict”错拼成了“Bennedict”。安德森将错就错，开始用“Bennedict Anderson”作笔名为印尼媒体撰写专栏，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印尼的所谓“aspal文化”（asli tapi palsu, “假得原汁原味”，类似“山寨”）进行互动。

2015年12月，安德森在印尼玛琅安详辞世，当时我也在印尼做田野调查。逝世前，他在印尼大学的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并接受了媒体采访。安德森说，现在的印尼政治无聊透顶，很少再有令人兴奋的思想出现。诚然，相比起安德森亲眼见证的革命与建国、政变与反政变、骚乱与大屠杀、金融危机与政权更迭，进入民主改革时期的印尼可谓是波澜不惊。但我希望安德森这回错了，在我看来，印尼依然是一个新奇事物层出不穷而相关研究却明显匮乏的地方。放眼整个东南亚更是如此——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研究在二战后才在夹缝中兴起，从一开始便颇有“存在危机”。经历了50-70年代的迅速发展，70-90年代的逐渐衰落，以及90年代后的重获新生，东南亚研究确立并巩固了其在欧美学界的特殊地位，涌现出以安德森、格尔茨、斯科特、卡欣、班达为代表的优秀学者。拥有安德森的东南亚研究是幸运的，一代又一代学子在其感召下投身其中，成为推动它继续发展的的中坚力量。然而安德森的影响力的确有些太大了，以至于学者们不得不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探索，为“后安德森时代”的东南亚研究进行重新定位，思考如何填补这个领域因安德森的离世而出现的巨大空档。

（本文作者谢侃侃，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候选人，主修印度尼西亚历史，辅修荷兰殖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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