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让一个人闭嘴，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给他贴上“疯子”的标签。一个人一生中遭受的所有痛苦，都能在这个词的庇护下变得不值一提，因为他们身上的问题不是来自于社会，而是来源于他们自身。如今，每当一个年轻人想要鼓起勇气谈论自己的精神问题，人们就会说他们是“玻璃心”。这种习惯是非常危险的，需要立即停止。

我（指本文作者Holly Bourne）的这本小说《我们是从众的玻璃心吗？》（Are We All Lemmings and Snowflakes?）通过讲述年轻人的精神疾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真的是年轻人过于敏感吗？还是这个冷漠的世界造成了他们的痛苦？我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年轻人一起谈论了慈悲聚焦疗法（译注：一种心理认知疗法，强调帮助人们发展对自己和他人的慈悲，同时也帮助人们敞开自己，接受他人的慈悲），试图帮助他们摆脱内心的自我憎恶和羞耻感。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出了一个清晰的教训，而且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很难反驳的：如果我们善待自己、善待彼此，青年人的痛苦就能够得到减轻。

然而，就在上周，专栏作家罗德·利多（Rod Liddle）在《时代周刊》上刊文批评我，嘲笑我的这部小说（我怀疑除了书名他压根没读过别的部分）和我的新书发布会（他也并没有来参加）。他误读了我所说的“玻璃心”，还乐呵呵地嘲笑着我对友善的呼吁。我没有说谎，一开始我确实感到震惊、羞辱，也感到受伤。但是，当我厘清了这些事情的头绪之后，我的情绪转而变为了愤怒。如果连慈悲都会遭到嘲笑，那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能理解为什么“玻璃心”会常常受到攻击。这是时下最流行的词，因此不可避免会反复出现在很多营销号的内容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被不断被简化，自我保护已经被简化成了戴口罩，慈悲也变成了洗一个泡泡浴放松一下或是在地铁上对陌生人微笑。但真正的慈悲比这要复杂得多，你需要审视自己生活中的黑暗面，审视它们对你所产生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些困难，你可能建立起了许多无用的应对机制，但是你也要试着去原谅自己。真正的善，尤其是善待自己，是需要勇气的。给抑郁或焦虑的人贴上过分敏感的标签是最容易的一种方式，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他们的痛苦负任何责任了。

精神疾病正大行其道。每10个年轻人之中就有1个有心理健康问题，也就是说每个班大约得有三五个。在过去的十年间，年轻女性的幸福感急剧下降，有75%的精神疾病发生在18岁以前；自残的比例也在迅速上升，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女性承认自己有过故意自残行为。在年轻女性的死亡原因之中，自杀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精神疾病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我们必须得反问自己，我们到底对年轻人做了什么让他们感到如此受伤？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精神障碍与人权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已证实的可能引发精神问题的风险因素与一个失败社会的症状刚好不谋而合，其中包括：贫困、营养不良、缺乏教育、担心无家可归、霸凌、遭到暴力和歧视。在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年轻女性之中，超过半数都曾遭遇某种虐待。我一直试图向年轻人解释，如果你曾经受到过虐待或霸凌，或是家庭条件特别差，那么你完全有资格抑郁或焦虑，你不是疯子。但看看年轻人现在正面临的现实，他们还有指望去分心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吗？人人都在告诉他们：你们买不起自己的房子；每天打开推送，新闻标题要么就是经济即将崩溃，要么就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除此之外，老一辈人的态度更是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如果年轻人胆敢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压力，长辈就会毫不留情地管他们叫“玻璃心”。但实际上，年轻人的抑郁和焦虑正是对周遭世界的正常反应，我认为他们绝不应该为此而感到羞愧。

近些日子以来，我们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从纯粹的生物学领域转向了个体体验。我们终于不再问患者“你有什么问题”，而是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应该受到鼓励，而不是嘲笑。我很想知道利多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才会让他嘲笑一个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对年轻人更友善、更安全的人。大概只有比我更加勇敢的人才能对他也产生慈悲，而我只能继续为年轻的“玻璃心”奔走，让他们勇于说出自己的故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拼凑起所有碎裂的“玻璃心”，才能共同创造出一个不再有人生病的美好世界。这并不是一个“疯子”的想法。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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