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9月20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及其三年实施方案，提出要加快完善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在当下消费整体疲软，消费降级担忧蔓延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举措。

可以看到，虽然近年来消费出现明显回落，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长9%，增速比7月加快0.2个百分点，但整体来讲，消费仍然疲软，这对于投资下行，外部贸易战风险加大的中国经济来讲，并非好事，对此需要加以重视。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导致收入增长明显放缓，这对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消费支出来源的家庭不利，而对企业主和拥有大量财富的群体则影响较小。当前中国消费存在对消费降级的担忧，但笔者认为，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同时存在，未来如何提振消费，避免消费降级蔓延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

警惕消费下滑与消费降级

近一年来，中国月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总体呈现下行的趋势，2018年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增速比上月加快0.2个百分点，但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其中，高端奢侈品消费增长较多，体现在金银珠宝类增速同比14.1%；房地产相关消费仍然不错，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消费同比增速为7.9%和9.5%，家电消费有所回升；但手机等通信消费回落明显，日用品消费增加。汽车消费仍然低迷，比7月份进一步回落。

与此同时，对当前中国消费降级的担忧此起彼伏。除了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明显回落以外，互联网二手转让平台，低价消费品销售平台火爆，大量P2P“爆雷”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速下降，这些现象均引发市场对于消费降级的思考。在笔者看来，消费降级并非普遍现象，如果按照影响消费的不同变量以及不同群体来看，当前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确实同时存在。

首先，从财富效应来看，房价变化对于不同消费群体的影响截然不同。近几年，中国各城市房价先后出现大幅上涨，如在2015～2017年的涨价潮中，一线城市是领头羊，北上广深房价几乎翻倍；而在2017年“3•17”房地产调控之后，核心城市周边的房地产市场受一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三、四线城市受到棚改政策的推动，房地产市场又非常活跃，带动房价上涨。

房价提升对于不同人群影响有别。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数据，全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一套住房，接近20%的家庭拥有二套住房，3.4%的家庭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拥有两套或以上房产的家庭财富效应明显，这体现在更多的奢侈品消费、高端教育、医疗与服务业消费、海外旅游消费的需求增加；相反，对于租房者和计划购房者而言，一方面房价带动租金价格上涨挤压可用于消费的资金；另一方面，为购房积累首付需要的资金进一步增加，这些因素又会推迟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行为，导致可选消费下降。

其次，从收入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导致收入增长明显放缓，这对于一些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消费支出来源的家庭来讲是不利的，而对企业主和拥有大量财富的群体则影响较小。今年上半年，相对于GDP实际6.8%的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仅为5.8%，低于GDP增长，而在2012年，这一数值还接近10%，高于GDP增速。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的压力并未减少，对于收入增速缓慢的部分群体来讲，如果还要面临年龄的增长与家庭结构转变带来的消费支出增加，可能会出现当前消费欲望降低的情况。

再次，家庭金融资产的波动影响可支配收入。除个人收入以外，资本利得是不少人群重要的资金来源。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居民部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约为四成。过去一年来，伴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持续，各类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显著下滑，股票市场震荡下行，债券违约事件频发，银行理财的资金投向面临资管新规的限制，相当一部分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下滑。同时，信贷可得性也是影响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P2P、现金贷、消费贷等产品曾一度助推了居民消费的火爆，今年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趋严，P2P跑路违约频发，也使得依赖此部分资金来源的群体消费受限。

此外，政策方面，近年来棚户区改造如火如荼，棚改货币化对部分群体消费行为亦有影响。PSL是支持棚户区改造的主要来源，仅在短短三年内，PSL余额已经超过3万亿元。棚改货币化一方面影响居民的购房行为，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而对消费的提升有一定支持。可以看到，三、四线城市消费增加的迹象也十分明显，购买进口商品、电影娱乐、出行旅游消费均有所增加。

最后，消费除了受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亦是重要变量。根据经济理论与各国实践，不难发现，收入越高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则相对较高。伴随着近年来农民工收入的提升以及定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施，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也出现迅速增长的趋势。

鼓励消费对稳经济意义重大

除了消费以外，不难发现，今年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均出现下调，突出体现在，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态势持续。1～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继续回落至5.3%，是1992年以来的新低。其中，基建投资是主要拖累，1～8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2%，拖累投资增长。铁路投资仍然是负增长，显示虽然当前基建投资是主要发力点，但政策落地仍有时滞，基建投资下滑的态势并未扭转。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反弹，主要体现在高端制造业增速较快，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1%和16.6%。

房地产投资却是一枝独秀。当前房地产相关数据仍然表现较好，1～8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仍然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同比增长10.1%，但主要得益于土地购置费用的大幅增加。1～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长15.6%。房地产开工、销售金额有所回升。

尽管7月、8月中国出口数据强于预期，对美出口也未受到冲击，反而保持强劲增速。但在笔者看来，这主要与出口商担忧贸易战不确定性较大，提前抢出口的现象有关。近期美东、美西运价指数大涨，赴美航班爆仓、运力不足，恰恰反映出中国对美出口“较好”数据背后的隐忧。在笔者看来，贸易战升级，其对投资前景、企业家信心、产业链以及上下游行业的影响都是难于估算的。

鼓励消费的政策组合

展望未来，为了防止消费过快下滑、鼓励消费、扩大内需，防止消费降级情况的普遍蔓延，应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应对。

第一，降低个人所得税。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存在下调空间，特别是去年个税超过预算多增720亿元，今年上半年个税收入增长超过20%，明显高于10%的名义增速，降低个税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实际上，在8月27日公开的个税法二审稿中，居民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房租、赡养老人支出五项支出被纳入抵扣范围，就体现了这一思路。

第二，尽快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房价过高过快的上涨，一旦脱离基本面与收入增速，将造成明显的负面冲击，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并可能对消费以及其他投资造成挤出。未来可以加快房产税落地，一方面让更多空置住房投入市场，增加供给，平抑租金市场与房地产销售市场的价格涨幅；另一方面为地方收入增加来源，逐步走出土地财政导致的房价屡控屡涨的怪圈。同时，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提升土地使用效率，增加供给。

第三，稳定金融市场。2018年初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明显动荡，这一方面与去杠杆过紧有关，一方面也反映了市场的悲观情绪。在笔者看来，稳金融的关键在于稳信心，未来把握好去杠杆的节奏与力度，防范无序去杠杆造成的金融踩踏十分关键。8月27日，刘鹤主持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就网络借贷行业风险和防范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进行部署，便说明决策层对于稳金融的态度明确。

第四，推动新型城镇化，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农民工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城市工作但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与公共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在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还富于民，积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将极大地提高这类群体的消费，推动消费升级。

第五，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回落的背景下，网络消费仍然保持较高增速。目前传统的零售业在向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为个性化消费提供更多选择，有助于提升购物体验与个性化服务，增加消费。此外，加强监管，提高消费品的质量，防范毒疫苗、毒奶粉等公共安全事件重演，满足居民对于高端消费的需求。

第六，加大金融支持消费力度。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消费对经济贡献的加大，未来金融机构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入消费金融领域十分必要。同时，伴随着P2P、现金贷等产品监管趋严，金融机构应该加大对消费金融的支持力度，以抵消互联网监管趋严带来的资金缺口，亦助力消费反弹与消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