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到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他的写作——那些迫切、自发、随意散漫的文字，一连串普鲁斯特式意识流的句子，以及他那本记录着20世纪中叶动荡不安的美国的回忆录。
我们会想到《在路上》（On The Road），惊为天人但又支离破碎的文字噼里啪啦锤落下来，在一卷三十多米长的打字纸上一气呵成；我们会想到那些闪亮的日子，那些浸泡在药物和酒精中的画面，那个在美国高速公路上漫无目的浪人牛仔；我们会想到那个开启了“垮掉的一代”纪元的男人，想到他反叛而又提早谢幕的一生。
但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杰克·凯鲁亚克还是个艺术家。从1922年到1969年，凯鲁亚克在自传中，极少提到自己的画作，也不怎么谈他的艺术天赋。尽管如此，除了他不可思议的文学作品以外，我们今天还是能看到凯鲁亚克大量的鲜为人知的艺术作品。
今年早些时候，米兰附近小城加拉拉泰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o MAGA）想方设法收集到凯鲁亚克的艺术作品，并举办了一场展览，展品超过80件。同时，一本新书《凯鲁亚克：垮掉的绘画》（Kerouac: Beat Painting）也跟读者见面了，书中有不少凯鲁亚克的画作，其中有许多作品都是首次公开。
展览介绍由凯鲁亚克的侄子约翰·舍恩-桑帕斯（John Shen-Sampas）亲自撰写，他的父亲约翰·桑帕斯（John Sampas）是凯鲁亚克第三任妻子斯黛拉·桑帕斯（Stella Sampas）的弟弟，斯黛拉与凯鲁亚克在1966年结婚。约翰是凯鲁亚克交情最深的发小之一，两人一起在马萨诸塞州的小城洛厄尔市长大。他在2017年去世，享年84岁。
舍恩-桑帕斯写到，虽然凯鲁亚克的“对绘画的艺术热忱”鲜少为人所知，但在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刻，还是“留下了大堆大堆的油画、素描和手稿草图”。
凯鲁亚克九岁那年画了第一幅自画像，对艺术的向往也油然而生，舍恩-桑帕斯介绍说，这位作家还曾经说过，和写作相比，他更想成为一名画家，他的笔记本和日记里也到处都是草稿和信手涂鸦。
据说，凯鲁亚克的第一本小说《镇与城》在1950年出版后，他对出版商设计的封面十分不满。这本书和我们平常熟知的自由跳跃的凯鲁亚克式写作大相径庭，《镇与城》更多以叙事为主，讲述了一个家庭的史诗，以凯鲁亚克钟爱的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为故事模板。这本书的封面充满田园牧歌的气息，温暖宁静，凯鲁亚克不大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当他写完《在路上》之后，亲自设计了封面，并和出版商展开了五年的拉锯战，终于让该书在1957年出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凯鲁亚克本人的设计手稿——是一幅粗犷的铅笔画，凯鲁亚克自己站在一条看不到终点的路上，书的名字呈透视角度朝着公路的消失点延伸去。上面还留着给潜在出版商的留言：“我希望将这幅画作为小说的商业出版封面。《城与镇》的封面就跟那本书的标题和照片内页一样沉闷无聊。”
然而在当时，无论是小说还是作者本人设计的封面，都没能博得出版商的青睐。不久之后，凯鲁亚克找到了别家愿意出版《在路上》的出版商，他也（因此）一夜爆红，成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文坛份量最重的作家之一。
与此同时，凯鲁亚克没有停止绘画。如果说为《在路上》设计的书封还过于简单粗糙，从他后来的作品中就能看出，他在此后的艺术尝试更加认真，也更努力。
《凯鲁亚克：垮掉的绘画》在开头就展现了一些凯鲁亚克的肖像画，画中是他熟识或者仰慕的人，他们也点亮了凯鲁亚克的精神世界，让它变得更加富足多彩。凯鲁亚克成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后来他转而拥抱佛教，还发展出一种近乎“圣愚”（holy fool）的人格。
《在路上》之后，在他早期的绘画作品中，其中一幅画描绘了当时还是红衣主教的若翰·蒙蒂尼（Giovanni Montini），也就是后来的真福教宗保祿六世。凯鲁亚克从未亲眼见过教宗保祿六世，他的油画主要是基于《时代》杂志的照片创作的。这幅画颇有表现主义美学元素，在处理上近乎中世纪风格。
凯鲁亚克不仅把自己的真实生活和冒险旅程中遇到的人物写进了糅杂多样、支离破碎的小说变奏曲中，他的艺术作品也同样如此。这位作家同时期还创作了另一幅帆布油画作品——《蓝衣黑帽女人》，画中女主人公斜靠在墙上，指尖夹着一根香烟。他画的是其本人作品《科迪的幻象》中出现的人物“雾中的琼·罗申克斯（Joan Rawshanks）”，这个画面的灵感来源是好莱坞大美女琼·克劳馥1952年在旧金山街头拍摄的一个场景。
1959年，艺术家多迪·穆勒（Dody Muller）带凯鲁亚克走进了纽约艺术圈，特别是表现主义艺术家的小群体。凯鲁亚克喜欢在各种形式之间来回切换，从油画到速写再到探索自己宗教信仰归属的水彩画，他都游刃有余。不过这些画真的是佳作吗？
“用艺术批评家的传统眼光来看这些作品彻头彻尾就是错的。”加拉拉泰现代艺术博物馆负责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桑德里娜·班德拉（Sandrina Bandera）说道，她同时也是《凯鲁亚克：垮掉的绘画》的编辑之一。为什么呢？严格意义上说，凯鲁亚克不能完全归入艺术家一类，但他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用桑德里娜的话来说，他的画作是“杰克·凯鲁亚克这个强大实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就像是身体躯干上的手和脚，围绕着独有的主轴旋转。这些画面太有活力了，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自我表达”。
“所以要是把这些绘画和手稿与这位艺术家的文学作品割裂开来，站在一个艺术史的角度对它们所勾画的主人公品头论足，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些艺术作品是凯鲁亚克写作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像欣赏他的写作风格一样来解读这些作品，即兴的‘狂野散文’这个词正是他为自己的小说量身打造的，将一连串词语连接成不受句法限制的句子，奔流汹涌如同湍急的河流。”
换句话说，如何看待凯鲁亚克的艺术作品，大致上还得取决于你对他的写作怎么看。这位作家离世已经快50年了，凯鲁亚特依然被誉为是一位近乎超自然的天才。另一方面，他也不受很多人待见，最好的例子就是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曾戏谑地贬低他的作品称：“这不是写作，这是打字。”
有趣的是，凯鲁亚特在1959年还给卡波特画了一幅油画肖像，大概正是这个时期，《蒂凡尼的早餐》的作者卡波特正在痛批垮掉的一代，火力自然集中在凯鲁亚特的身上。这幅画作色调晦暗，甚至有点瘆人，用策展人班德拉的话来说，画面“活力激荡，带着些暴力色”。这是对卡波特批评的正面回击吗？“也许是吧。”班德拉给出了她的猜测。
可能对凯鲁亚特的书迷来说，关于这本书最有趣的一点，就在于它收录的都是策展人所说的“垮掉的绘画”，浸渍着和小说同样的紧迫感和主题。
凯鲁亚特生于一个法国、加拿大混血家庭，所以他和法国总有一种剪不断的联系。他的晚期作品《巴黎参禅记》（Satori in Paris）就讲述了他寻找布列塔尼传统遗产的经历。他的许多画作也受到了超现实主义和抽象艺术的影响。
班德拉说，凯鲁亚特对待艺术的态度和对待写作一样严肃认真，特别是1952年之后的日子里，这一年他开始了《在路上》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成了他最著名的作品。
事实上，他还给自己的绘画拟订了一项“宣言”。1959年，凯鲁亚特手写下这套规矩，往后从未违反，他手写的小字条今年也在意大利展出。
“只用刷子，”凯鲁亚特写道，“不要用刀去抹开颜料，也不要用它来铲除画刷留下的笔触。只是随心所欲地用刷子作画，也就是说，不要细细描画，不要停顿太久也不要拖延，更不要擦除……就把色彩堆叠上去。”也许这就是最典型的凯鲁亚克式建议。毕竟这位作家在三个礼拜里就敲出了他的代表作、鸿篇巨制《在路上》。“当你觉得有必要‘提高’的时候——它就大功告成了。”
杰克·凯鲁亚特的画作到底有没有艺术价值，对许多人来说就像问他的写作到底好不好一样，要回答起来可能都令人头疼。可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甚至到底有没有必要探求凯鲁亚特画作的内在意义呢？也许这位艺术家自己的一句话能带来启示：“当艺术开始描绘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时候，它就死了。”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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