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资料图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比尔狗
说起止庵，被人熟知的身份是书评人、编辑人，还是周作人、张爱玲的研究者，从出现在读者面前，仿佛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人，面带微笑、不急不躁，兢兢业业却不强求。
止庵何以成为止庵，正是我们想要探究的。
人生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了
法治周末：止庵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
止庵：1972年，我开始写作，1979年，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一直用别的笔名，直到1980年代中期左右，其中既有小说也有诗歌。后来我就决定离开这个领域，不写作了。
1989年，我到一家外企去上班，一开始也没怎么写东西，后来有报纸约我定期给他们写文章，类似于后来的小专栏。1986年，我读了一年庄子，这个事对我影响很大。“止”这个字就是出于庄子，庄子的书里多次出现这个字，比方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等，很多这样的“止”字，就是停止本身的意思，庄子可能很喜欢这个境界，只有静止的东西才能静止住一切静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境界很高。
我当时是一个很浮躁的文学青年，和这个世界关系不太好，对一切都不满。受到“静止”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之后，我就把自己和外界的关系调整得比较好了。好多事情不太顺利，可能没到时候，或者时机不对，或者是境遇不对，或者是气场不对，不管什么原因，你都不用那么着急。我就在这么一个心境下重新开始写文章，就选了这个“止”字。第二个字是随便提的。
法治周末：具体是哪一年开始使用这个笔名的？
止庵：1990年吧。“庵”的含义是一个小草棚子，中国人特别喜欢用房子做自己的名字，其他名字都太大，相比堂、轩，我觉得“庵”的境界很舒服，没什么特别的用意。
当时我还在公司上班，也没想写出什么成绩来，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就用这个名字，有点掩人耳目的意思，以后就沿袭下来了。到1994年，有出版社想出版我的文章，我就用了这个笔名，也不一定好，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两个字。
法治周末：此前我看了潘小松写的《止庵印象》，在他的印象中你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止庵：也许他觉得有趣吧。幽默感需要一个彼此熟悉的条件，人熟悉了才会产生幽默感，纪伯伦说幽默是一种分寸，而且要建立在有兴致的基础上。我不是特别愿意结识新朋友。
法治周末：你曾经也在报社当过编辑，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专职写作、研究的？
止庵：原来我在健康报社当编辑记者，1989年去了一个外企，一直干到2000年。当时我有一个意愿，40岁退休。我在外企做销售，一个年纪大的人做推销，就很可笑了，人做很多事都是有年龄限制的，所以有“推销员之死”这么一说。老编辑、老大夫这可以有，但老推销员算怎么回事？所以我决定40岁就退休。在这之前两三年，我买了一个房子，生活中没有大的需求，只需要日常花销。我对生活的要求不是特别高，但也不是特别低，我不能凑合，也没有过分的奢求。
法治周末：你的生活就一直这么“平淡”的持续下去？
止庵：我的生活没有问题，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要求，第二个是我的各种收入能够满足我的生活。我没有孩子，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如果我有一小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2010年，我母亲去世了，这之后我就有点不太适应。2011年开始，我花好多时间去旅行，我现在的生活就变成一年中有一半多一点的时间生活在这儿，剩下的时间到处去旅行，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法治周末：你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读书人、作家、出版人？
止庵：没什么定位，我从小有一个想法，一个特别简单的想法，这可能和我是摩羯座有关，我觉得做一件事情最好不轻易沾手，要沾手就应该变成这个领域的内行。
我觉得人应该尽力，既然做这事就做好，我不太喜欢似是而非。
活着，一个生意渐减，死意渐增的过程
法治周末：我最近常常关注人们对于生老病死的态度，每个人对待生活和生老病死的态度都不一样，你是怎么认为的？
止庵：谈到生老病死，我之前还和一个朋友提起，最令人痛不欲生的还是亲人的离去。1994年，我父亲去世了，那年我35岁。2010年，我母亲去世了，我51岁。他们两人的故去对我的打击特别大。
父亲去世后，我写了一些文章，收录在《如面谈》那本书里，其中一些文章都是谈亲人的死亡。我母亲去世后，我写了《惜别》这本书，里面也谈了很多关于生死的看法。
从先秦的《论语》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最初对生死的想法，中国古代人认为人活着就是活着，死了就消失了。孔子所有的理论都是以“生”为基础，他认为生只有一次，死后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因为这个人不存在了，这个观点和我现在的想法一模一样。
2010年，我母亲去世，《惜别》是2014年写出来的，我花费了差不多四年时间，思考生与死，我写了好多笔记。经过一番关于生死的思考，最后我得到一个特别简单、特别平庸的结论，就是一个人死了，他就不存在了，从我们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但是世界是还照常运行，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个状况。
我想，我们痛惜的不是这个人本身，而是与他关系的决绝。一个生者和一个死者，本来他们都是生者，他们之间有一种关系，无论是爱是恨，相互之间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协调，总有一些磕磕绊绊，但是这个关系存在。其实我们所重视的是这个关系，死亡则切断彼此之间的关系。
法治周末：那么，你怕死吗？
止庵：我从小对死亡的畏惧感就特别严重，想到死亡我简直就不能承受了。
我觉得生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种是他人之死，一种是自己的死，刚才讲的很多例子都是他人之死。关于自己的死，我现在已经不那么害怕了，我甚至认为三岛由纪夫自杀的行为，有他对的一面。最终令我能够接受死亡的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从古到今无人不死，假如有一个人永生不死，这件事肯定是不公平的。从古到今，无论多伟大或者多渺小的人都会死。在这种认知下，不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是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法治周末：面对自己的死亡，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吧？
止庵：年龄大了之后，我对身后的事看得越来越淡了。人接受死亡，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生、老、病。好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谈疾病》，里面提过生老病死是一个特别好的安排，在生和死之间安排一个“老”，安排一个“病”，这个“老”和这个“病”使得你生意渐减，死意渐增，它们是一个很好的过渡。从我们身体来说，随着年龄逐渐增大，身体的各种机能，生命的体征，包括记性都慢慢地不如从前了。
所以说，疾病和衰老对于我们的积极意义，是让我们能够逐渐地远离我们的青春，远离最好的生命，逐渐接受一个坏的生命，以至于失去生命。
法治周末：所以大家现在得敞开了活着，没那么多计较和纠缠。
止庵：谈到这里，我想讲一下关于古往今来的自杀者，我始终对于自杀者怀有很大的敬意，我们不应该去批评他们，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生命，他连这都不要了，别人无法评论，也无可弥补，他自己为自己负责任。
像太宰治，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自杀的性质不一样。太宰治就是不想活了，整个世界我都不想要了，死后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我当时做《大方》时，把他最后的作品翻译成《GoodBye》，就是再见的意思。当时太宰治预计要写一百回，他写到第13回的时候，外面一片好评，一致认为这是他最高的杰作，可是他写到13回，就决定不活了。
对太宰治来说，你越说我是杰作，我就越不写了。太宰治不怕给身后的人添麻烦，以后的事情他都不考虑了。
三岛和他完全相反，三岛在死之前把所有事情安排妥当，自杀前一天给编辑写了信，请他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他家里取稿，说明这是小说的最后一章了，日期就是他自杀当天。
我越来越能理解三岛的一个说法，他说男人最怕的就是衰老而死，这讲起来简直不能忍受，他特别畏惧这个事情，他必须在一个时间点自行了断，这个时间点就是45岁。
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基本生存的条件，对于三岛来讲这个条件就是百分之百，一点都不能损害。我越来越能理解他。我承认我没有那么大勇气。一个人几近丧失殆尽的时候，还有没有必要活着？这就涉及到安乐死这个话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婚姻幸福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法治周末：你怎么看待爱情？
止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是由血缘所维系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跟兄长的关系，跟子女的关系。比方说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里只讲血缘关系，这是他最重要的命题。尤其是纵向的血缘关系，就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他根本不写兄弟之情，这个横向不重要，他认为纵向关系最重要。
我自己觉得，爱情是血缘关系以外的一种需求，除了血缘关系还需要一种关系，除了本能之外还需要一种关系，可能最开始不是始于本能，而是始于人可能需要更多一种关系，我想爱情最开始萌动的时候可能是从这儿开始的。
法治周末：如果让你给爱情下一个定义的话，会是什么？
止庵：我觉得就是血缘关系以外的，跟血缘关系同样重要的一种关系。
法治周末：那朋友关系呢？
止庵：如果拿朋友关系跟恋爱关系相比，相对来说朋友关系比恋爱关系安全，朋友关系严格来说不可能特别强，如果特别强一般都交不久，朋友关系都比较淡，但是它的存在，是一种支持。这种支持就是患难见真交，平常时候不觉得，等你有问题了就该知道找谁了。
恋爱关系跟这个有区别的，应该是比这更热烈才能发展到建立家庭的地步。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俩人能使一个牙刷刷牙，这就叫做恋爱，可能不卫生，但这个就是是不是恋爱的标准。
法治周末：你对婚姻制度有何看法？
止庵：婚姻制度，我从小就有一种逆反心理，凡是已经有的事我都反对，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婚礼都没办，后来我都想不清楚是哪一天结的。
活到现在，我觉得从古到今大多数人都干的事，还都是有道理的，包括婚姻。婚姻这个形式背后有两个特别大的诉求，或者说有两个目的性。第一个目的是种族的延续；第二就是财产转移，因为你的财产需要跟谁共有，他的跟你共有。如果这两个需求都不存在的话，那婚姻有和没有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但如果这两种情况还存在，那婚姻还是应该有。我说的是婚姻这个形式，就是上民政局那儿登记的形式。
法治周末：婚姻是否可以没有？
止庵：每个人不一样，我说的是就我而言。我可以再说一句话，我始终觉得，比方说我结婚，我得考虑结婚以后比以前不能差，如果更差我就不干了，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我从30岁左右读了庄子以后，就基本是这种人生观了，如果这事干了之后还不如不干，那我就不干了，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好多事可以不做，做了的话不能说更差。
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每件事都得干，一旦做了就不能越来越差，至少得保持原状。人其实还有好多事可做，不只是这些事，这就是我一个简单、质朴的人生观。
法治周末：如果你此生不再谈恋爱了，会不会留下遗憾？
止庵：这么说吧，之前有朋友跟我说今年去了南极和北极，这对我都是世界之外的事物了，虽然我都没去过，但我也不想再去了。再以读书为例，好像有些书这辈子注定就看不了了，虽然就在手边，但就是不想看了。
法治周末：什么书？能举个例子吗？
止庵：比如，我特别想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再看一遍，我年轻时看得不是很懂，但现在我确实觉得我没有精力再把这个书读一遍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我是不想再看了，但这本《存在与时间》我就特想再瞧一遍，可我确实觉得没有这力气了。那怎么办？只能失之交臂了，也没有来世，所以这辈子可能跟它就是遥遥相望的状态了。
那我觉得爱情的事大致也相当于这种情况，你没去的地儿、没吃的饭多了，没去过的活动也多了，但没赶上就没赶上吧，过去了，我觉得大概就这么一个事。人真的不能往回看，往回看你会发现错过的事太多了。你说错过不行，那怎么办？总不能把人给逼死，错过就错过了吧。
我举个例子，我是学医出身，有人问过我，我要没有弃医从文会怎么着，那我就想我要是一开始就上中文系呢？1977年，我就可以直接考研究生了，哪要参加什么高考，我们那会儿直接就能考研究生，当时我身边好几个人都是没上过大学直接考研究生，后来我看考研究生的题比我高考题还简单。
如果我直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那整个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事你说错过，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也许什么都不是。我觉得这事错过就错过了。这不是宽慰自己，包括爱情在内，可能我回顾平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轰轰烈烈、要死要活地谈一回恋爱，但这是个遗憾吗？作为人生体验或许也是一种遗憾，那我也不愣找。
法治周末：你的理念、想法带给我们很多指引。还有什么需要给年轻人提醒的吗？
止庵：我哪有什么指引，也不太对，但我就是这样。说实话，人努力半天，还是人算不如天算。当年章太炎有一个大弟子黄凯，说我得到50岁开始写书，结果他40岁就死了，什么事都没干。所以说人不能计划得太详细，还不如就这么着。人确实对自己也没法要求太高，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责任编辑：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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