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苹果秋季发布会上，新一代苹果手表令人眼前一亮，最瞩目的就是新增的健康监测功能，能在心率过高或过低时发出警报，如果佩戴者摔倒，手表也能感应出来并拨打急救电话。就其功能本身来说，这听起来确实很酷炫，甚至还能在危急关头救人一命。但这也可能给社会团结的棺材上再敲上一颗钉子。

原因何在？苹果发布新款手表后不久，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恒康人寿保险公司宣布停止承保传统人寿保险，只销售一种“互动式”保单，要求客户穿戴类似苹果手表或是Fitbit智能手环这样的健康监测设备。这种个性化的保险产品也在侵蚀着风险的社会分摊机制，这种共同承担的机制正是让保险成为公众利益一环的重要因素。如果承保人了解我们生活状态的每一个小秘密，就很可能根据这些数据向健康风险较高的客户收取高于健康人的投保费用。最终的结果是，和传统投保方式相比，真正匀给那些不幸的人的补贴就少得多了。对那些生病的人来说，这么做实际上是一种羞辱，是对现有伤害的雪上加霜。

这些事情还刚刚新鲜出炉，所以马丁·摩尔（Martin Moore）精彩的新书《骇入民主：数字时代的政治动乱和信息战争》（Democracy Hacked: Political Turmoil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in the Digital Age）中还没来得及提到它们。在书中，他对苹果、谷歌和亚马逊关于健康数据应用的开发竞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因此，看到眼前的这一切也一定不会太过惊讶。正如他在书中解释的那样，“大科技平台以及他们背后的一群投资者们大可展开想象，因为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公众通向医疗保健的主要关卡。”当然，这会不可避免地损害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让用户付出生物医学隐私被侵犯的代价。

硅谷“破坏”或“重构”医疗保健的梦想只是长期以来科技巨头借机营利的一个缩影，他们挤破了头想要进入保健领域，并从那些自己并不了解的社会机构手里榨取客观利润。科技公司的CEO们对教育连略知皮毛都谈不上，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眼光毒辣，一下子就能看出这个领域的巨大利润，他们要做的只不过是说服学校使用自家的软件和计算机系统。

事实上，谷歌已经做得很好了。2017年年中，美国大多数孩子使用的教育应用程序都出自谷歌，这些程序当然也会跟踪每个学童的活动，创建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以后的事谁知道呢？等到这些孩子长大，被广告商盯上，这些数据可能就会派上用场。摩尔还指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就没有选择了：“作为父母，选择置身于这些数据驱动的系统之外是需要勇气的。如果不使用这些系统，很可能意味着他们的孩子进入心仪大学的机会更加渺茫，走上喜欢的职业岗位也更困难。”

实际上，如果人们没办法退出某个医疗健康平台，或者从本地学校使用的教育平台中抽身，无法问责的垄断公司就会篡夺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摩尔将这种模式称作“平台民主”，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科技民主”的一种新的演绎，到目前为止，科技民主依然是一个由专家主导的场域。不久以后，科技民主的意义可能就要发生转变，意味着一些领域将被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人统治——他们认为数据本身就是专业知识，还为自己的“工程精神”而感到自豪。或许就像Facebook奉行的那句座右铭，“快速突破，除旧立新”（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如果是设计一个简单的小程序，这句话完全没毛病，但如果你所破坏的东西是鲜活的个体或者社会制度，就有点问题了。

人们为所谓中东“脸书革命”“推特革命”欢呼鼓掌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恶作剧黑客将山达基教（Scientology）选为目标也已经成为历史。从美国总统大选的数据分析丑闻到俄罗斯的“水军农场”，而今人们似乎已经进入了全面监视时代。摩尔在书中研究了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同时也分析了未来可能的图景，给人们拉响了警报。

摩尔首先快速给读者科普了史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和他的极右翼网站（Breitbar）以及英国数据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丑闻。他在书中解释了俄罗斯插手2016年美国大选的详尽过程，同时也强调，这种操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冷战期间，苏联及其傀儡政权就干劲十足，针对西方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假新闻运动。今天与当年唯一的区别是，现代技术让虚假信息传播的效率更高了，只要几分钟，假新闻就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病毒式传播。

我们逐渐看到了摩尔的主要观点：出于利益的考虑，各大科技平台主动转型，成为鼓动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相互憎恶、传播假信息的专场。摩尔提到，如果说Facebook直到近几年前还“倾向于认为科技平台本质上就是民主化的”是事实的话，到了2012年，站在股市动荡的面前，这个公司“全力以赴，希望创造一个智能的、可量化的、全球的、精准投放的广告机器”，为广告商提供细致精准的用户信息访问权限。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它也前所未有地创造了最有效率的精准政治宣传投放工具。

注意到这一点趋势的不仅是那些“坏人”。2012年，巴拉克·奥巴马的博客主管山姆·格雷厄姆-费尔森（Sam Graham-Felsen）曾经激情洋溢地说：“如果你懂得如何利用友谊的力量，就能够解锁无数的可能性。”放在六年前来看，Facebook今天解锁的可能性简直难以置信。特朗普竞选团队曾经公开描述了自己Facebook竞选造势的一部分，即通过一些所谓“黑暗推文”，针对民主党人实行“选民压制行动”（Voter Suppression Operations）。这么一来，背后的运营者就能进行复杂的测试，比较不同类型广告的收效。按照摩尔的话来说，就是创造出一个“异常复杂的行为反应宣传系统”。

另一个科技巨头谷歌在广告方面的创新也为股这蔓延全球的乌烟瘴气做出了贡献，它创建了人们熟知的“广告科技”（ad tech）。摩尔在书中称这是“从骨髓里对我们当代数字民主的毒害”，因为这种技术“离开了行为跟踪就无法运转，而且要是不以庞大的规模运行，就起不了作用。另外，长期以来，它本质上就是不透明的”。众所周知，1998年，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曾经说，任何依赖广告收入的搜索引擎都会自带偏见，不能提供优质服务。但后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谷歌想要赚大笔大笔的钱，这就不得不借助广告。摩尔认为，正是谷歌在线上广告销售方面的创新，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们开始执迷于点击量，这股趋势也逐渐统治了整个互联网生态，内容发布者不得不纷纷服软，开始运用一些琐碎但能吸引眼球的“标题党”。这也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正如前Facebook工程师杰夫·哈默巴赫（Jeff Hammerbacher）在2011年所说，“我们这一代最拔尖的人才一天到晚思考的都是如何让人们点击进广告，这太糟糕了。”

谷歌的“工程神学”（theology of engineering）将消除摩擦放在首要位置，但摩尔提出了尖锐的反对，“大部分时候，摩擦就是人的代名词。”谷歌的工程神学希望让自动化运用到每一个人身上。它不在乎你兜售的是真空吸尘器还是新纳粹主义，只要手上有大把闲钱，你就能得到个性化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摩尔在书中记录道，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谷歌和Facebook都给特朗普团队派出了大量员工，帮助他们优化竞选运动，同时提高“政治宣传的参与度”（Facebook同时还为克林顿团队提供过这样的服务）。然而即便是在标准的自动化系统中，参与度（也就是点击量）也带来了一种内生的偏见。摩尔指出，“由于广告技术模式总是优先考虑那些夺人眼球、煽动性很强的政治广告，因此这类广告的投放成本比那些中规中矩的广告要便宜。”

摩尔这本书中关于Twitter的章节实际上讲述的是本地新闻业的死亡和全国新闻媒体的衰败，同时解释了在这一过程中引发的政治问责缺位。Twitter自身固然有罄竹难书的问题，像是毒害社会的水军农场或是机器人农场，但新闻业的日渐式微不能全怪它。更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谷歌。“9·11”事件中，谷歌告诉员工只需要简单复制粘贴新闻网站的代码，然后放在谷歌主页上。前谷歌第59号雇员道格拉斯·爱德华兹（Douglas Edwards）在回忆录《手气不错》中写道：“没有人问挪用别人的内容合不合法。”这项创新成就了后来的谷歌新闻。而在今天的美国，每个记者背后就有四个公关人员。

摩尔还介绍了今天越来越严密的“监视民主”，实行强制的身份证电子化，同时以“智慧城市”之名兜售看似闪闪发亮的身份信息联网技术。摩尔提到，“到2020年，新加坡的每一辆汽车里都会配备一个内置GPS，不仅会随时告诉司机实时速度和位置，还能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政府。”在一个正在进行的住房开发项目中，官员随时可以访问能源、用水和废料的实时数据。“在外行人看来，”摩尔用更通俗的话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当地政府连你刚刚冲了马桶都知道。”在摩尔看来，这些科技进步相当于是“将国家看作一个数字平台”，这比将国家的一部分让渡给现有的科技平台更加危险。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了，而且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年久失修的民主已经嘎吱作响，需要真正走进新时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为了抵制“唯利是图的科技平台民主”，另一方面则是重塑公众信任。《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刊载了一篇研究，指出英国和美国的千禧一代中，只有40%全心致力于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大肆鼓吹的“公民协商”还欠了太多火候，但至少他承认我们还面临着很大挑战。2017年，巴黎市长安娜·伊达戈（Anne Hidalgo）让小学生投票决定经费应该怎么用，这次投票以及其他直接大众调查的结果表明，如果你真心想知道人们所欲所求，找到答案并不困难。

爱沙尼亚可以说是一个标杆，其民主制度充满活力，且其政府与公民具有足够的科技专业知识，不会陷入企业巨头接管政治的陷阱。在这个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立在民主和公共责任的基础之上，人们的身份证是电子的，国家拥有每个公民的数据，但都分门别类存储在相互隔离的“孤岛”之中，不能被合并，不会产生连接。这个国家的公民不仅有权看到所有数据，还能知道政府何时查看了数据。这样的例子应该让我们有所启发，如果我们不是跟随爱沙尼亚的脚步，自己设计数字民主系统，那么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大企业虎视眈眈，排着队替我们做这件事。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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