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柏林住得越久，在这里积攒的记忆和联系越多，就会对这里的街道产生愈加特殊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忆积攒得多了，想法也就会更丰富。

如果是事务繁忙的一天，那么，去欧康奈尔（O'Connell）大街的邮局寄信或者给有线电视续费时，可能不会马上想到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起义以邮局作为总部），也不会想到领导了起义的托马斯·麦克多纳（Thomas MacDonagh）、约翰·麦克布莱德（John MacBride）、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Pearse），也不会想到叶芝的诗句： “当皮尔斯召唤了库丘林时，谁在邮局附近游走？是知识分子吗？有什么数据来支持？”

但当我看到邮局门立的爱尔兰战士库丘林（Cuchulain）雕像时，我想起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曾请求他的朋友库·利文索尔（Con Leventhal）去“都柏林邮局测量从地面到库丘林屁股的高度”，因为贝克特小说《墨菲》中的主角想要用头撞一撞库丘林的屁股。所以，即使头脑里空空如也，或被日常琐事所困，我们的思想也会被（都柏林的）英雄、烈士和历史事件所影响。

我走到了南利扬街（South Leinster Street），1974年的都柏林炸弹袭击事件就发生在这里。我试着回想爆炸事件的具体伤亡人数，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没有树立纪念碑。周五傍晚，我坐在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无法想象炸弹袭击时的声响。事实上，关于爆炸本身的回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只记得爆炸后的沉寂和我那晚走在混乱城市中的回忆。我看着停下的车里怀疑、害怕、难以置信的眼神，然后我们在巴戈街（Baggot Street）的酒吧喝酒到凌晨，收音机里放着大提琴曲，穿插着各种新闻报道的声音。

然后我注意到街对面那栋建筑上挂着的标语：“芬恩酒店”（Finn's Hotel）。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以这里为背景，创作了两部小说，其中一部更是直接命名为《芬恩酒店》，也就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前身。1904年6月10日，乔伊斯在酒店遇到了在这里工作的诺拉·巴纳克尔（Nora Barnacle）。两位年轻人约好四天后再次见面，见面的地点是威廉·王尔德爵士（Sir William Wilde）和妻子简生活并抚养了儿子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地方。乔伊斯认识诺拉的这一年，王尔德已经去世了三年。

6月14日，诺拉没有如约出现，乔伊斯热情地给她写信，请求再次约会：“我脑海里只有你的声音，我只希望你的头靠在我肩上。”他们第一次正式约会发生在6月16日，这一天是二人故事的开始，也是《尤利西斯》发生的时间。如果他们的约会发生在十一月中旬，那《尤利西斯》可能会短了很多。如果发生在4月19日“圣周五”，酒吧也不会开门。我又想到了圣周五那些关门的酒吧和打折销售的红酒，圣周五是一场苦难，最后耶稣体内连一滴血都流不出来。

芬恩酒店到奥斯卡·王尔德住所之间是克莱尔街（Clare Street）。萨缪尔·贝克特父亲的量化分析研究所就曾经开在克莱尔街6号，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门牌了。贝克特的父亲于1933年去世，哥哥接手了父亲的工作，当时无所事事的贝克特搬进了阁楼。和所有无所事事的人一样，他对母亲和哥哥许下了许多承诺。他承诺会开始写作，也向母亲承诺他会去教语言课。但他几乎什么也没做。门牌上写这句也不错：“萨缪尔·贝克特在这里什么也没做。”

和王尔德、叶芝一样，贝克特也属于那些新教徒天才，自以为他们应该写下脑海中的想法，而他们的同僚地主、权势和富有阶级正在清扫爱尔兰，或是正在学着闭嘴。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新教徒天才中，顶层是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然后是约翰·米林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他和贝克特、王尔德一样，有着一小笔固定收入；其次是W.B.叶芝，他一辈子都努力工作；再次是贫困潦倒的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最次是肖恩·奥凯西（Seán O'Casey），他穷到几乎失明。他们都在新教教会接受过洗礼，但除了格雷戈里夫人之外，其余几位作家并不信教，肖恩·奥凯西是个共产主义者。他们不相信任何宗教，但同胞们却希望他们因为自己并不信仰的宗教而搬到英国去。

这也许是他们几个开始对辩论产生兴趣的原因，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口才，同时又要学习如何沉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尔德才热爱寻求真相，并尖锐地找到其中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萧伯纳才热爱悖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离开了爱尔兰的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才如此热爱爱尔兰海。

我转向韦斯兰街（Westland Row）。许多地点已经消失了，只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银行消失了，旧学院影院也消失了。学院影院曾经是古音乐剧院（Antient Concert Rooms）的旧址，乔伊斯就在这里表演过，他的短篇小说《一位母亲》的背景也设定在这里。1975年春天，我和朋友格里·麦克纳马拉（Gerry McNamara）在学院影院看了费德里柯·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电影《阿玛柯德》。那个年代，爱尔兰电影审查局会用剪刀剪掉胶片上的情色场面，所以几年后，我才看到了这部电影中所有意大利男孩一起自慰的场景。

20多年前，格里去世了，我的朋友安东尼·克罗宁（Anthony Cronin）也已经离世两年。安东尼和作家阿内·哈弗蒂（Anne Haverty）住在马格尼斯广场（Magennis Place），离这里不远。他在这里住了许多年，曾给阿内写过一首情诗，关于他回家的路途： “有时候，他沿着韦斯兰街走回家。想到阿内在家等着他，他就开心不已。他就像是一个会行走的罐子，幸福快要从中溢出来。”

我长大的地方是个小城镇，距离这里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从罗斯莱尔（Rosslare）开来的火车正好停在韦斯兰街站。所以，韦斯兰街就是我来都柏林的第一站。对那些住在南都柏林的上班族来说，韦斯兰街也是他们通勤到市中心的换乘点。这其中就包括诗人托马斯·金索拉（Thomas Kinsella），他在马里昂街（Merrion Street）的财政部工作。在他1968年出版的诗集《梦游者》（Nightwalker）中，有一首诗就叫《韦斯兰街》，描绘了从火车站台走到街上的感受：“我们沿着黑暗的斜坡走向光明，被冷气和砂砾包围，似乎听不到周围的噪音。”

我从韦斯兰街走到克莱尔街，街道看上去非常昏暗，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废弃了。我知道乔伊斯的父亲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王尔德的父母也是。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John Stanislaus Joyce）于19世纪70年代搬到这里，王尔德一家则再早二十年。我很难不去想象在大饥荒刚刚过去的那几年，丧失了荣光的都柏林是怎样一番孤寂的景象。那时候的都柏林没有国会，因为根据《1800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 1800），爱尔兰接受英国的直接管辖。随着贝尔法斯特逐渐茁壮发展为一个工业城市，都柏林却停在原地踏步，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

詹姆斯·乔伊斯认为都柏林是“麻痹的中心”，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于1905年离开都柏林，再也没有回来过。弟弟给乔伊斯写信：“每一代爱尔兰人都经历过各种革命，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的传统。爱尔兰从未稳定过，人心也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爱尔兰作家写作的时候，他必须仅仅靠自己，在一片混乱的情势中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世界。尽管对于爱尔兰的普通作家来说，这是个劣势，但对于萧伯纳、叶芝和我的哥哥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威廉·王尔德爵士和简·埃尔吉（Jane Elgee）刚刚结婚时，也住在韦斯兰街上。奥斯卡·王尔德于1854年出生在韦斯兰街21号。奥斯卡出生不久后，王尔德一家搬到了马里昂广场1号。20年后，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把办公室搬到了韦斯兰街13号，他和他的母亲也许就住在这里，或是就住在附近的旅馆。《尤利西斯》的第五卷也出现了韦斯兰街：1904年6月16日早晨10点，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经由隆巴德东街（Lombard Street East）离开码头，路过了尼古斯殡仪馆（仍在营业），他停下来看了看位于韦斯兰街6号的贝尔法斯特和东方茶馆的橱窗（现已停业），然后走进了位于韦斯兰街49-50号的邮局（同样现已停业）。他用亨利·弗洛尔的假名询问是否有自己的信件，并询问是否有来自玛莎·克里夫特的回信。玛莎回应了他登载在《爱尔兰时报》上的广告：“希望找到一位聪明的女打字员，来帮助一位绅士进行文学工作。”

利奥波德·布卢姆在韦斯兰街碰到了熟人麦克伊，麦克伊曾经出现在《都柏林人》中收录的一篇短篇小说《格蕾丝》（Grace）中，他是都柏林市验尸官的秘书。麦克伊这一天一直在韦斯兰街31-32号的康威酒吧喝酒（这里现在改名为肯尼迪酒吧）。他们一边走路一边聊天，提到了《都柏林人》中的几个角色：霍普·霍洛汉（Hoppy Holohan）、鲍勃·多兰（Bob Doran）和班塔姆·里昂斯（Bantam Lyons）。利奥波德·布卢姆走着走着，突然想到了自杀的父亲。在铁路桥下，他读完了玛莎·克里夫特的回信，撕掉了信纸。在走进圣安德鲁斯教堂后门之前，他注意到“一辆火车正在进站，一节节车厢发出笨重的声响”。他在教堂观察人们的交流，在思考布道为什么要用到红酒的问题时，他想出了书中最有趣的笑话：“比起用健力士啤酒、或者像惠特利金酒、肯塔尔、考科蓝姜汁汽水这类饮料，红酒让布道更具贵族气息。”

利奥波德·布卢姆想起他必须要去街尾的斯维尼药店（现在是某个乔伊斯博物馆），他在那里为莫莉定制了护肤品，还买了一块柠檬肥皂。利奥波德·布卢姆经过了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后门，走向南利扬街，去了土耳其浴场。“来泡澡吧：干净的天然海水、清爽的搪瓷装饰、温热的水温——让你的身体来享受吧！”因为《尤利西斯》发生在1904年，那时王尔德和叶芝都已出名，王尔德的父母也是。于是，乔伊斯让他笔下在都柏林大街小巷游荡的角色们，也和这两位作家联系起来。在第十卷中，有一个角色停在了马里昂广场，“这里曾经是王尔德的家。”

王尔德本人也经常出现在《尤利西斯》中。比如，第一卷中，角色正在讨论镜子的问题时，就直接提到了出版于1891年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同一卷中，巴克·穆里根说：“我们已经不再讨论王尔德和他提出的悖论。”叶芝和他的两个姐妹也是《尤利西斯》的常客。第一卷中，莉莉·叶芝和伊丽莎白·叶芝是在邓德拉姆印刷书籍的“奇怪姐妹”，后来则成为“那两个刺绣的女的”。叶芝姐妹在《尤利西斯》所处年代的前几年回到都柏林，建立了邓恩默出版社（Dun Emer Press），出版限量版书籍。《尤利西斯》也嘲笑了叶芝本人，叶芝曾经这样评价格雷戈里夫人翻译的《夺牛长征记》（The Táin）：“我认为能活着看到这本书在爱尔兰出版，是我一生的荣幸。”这句评价成为书中许多搞笑事件发生的原因。

叶芝的祖父母和父亲认识王尔德的父母，他们都是都柏林小圈子的成员。王尔德和乔伊斯二人的联系，除了王尔德出现在《尤利西斯》之外，就是他们都认识叶芝。叶芝曾在不同的时候，为身陷困难的二人提供帮助。我沿着南利扬街继续走，贝克特和他的父亲和利奥波德·布卢姆一样，也曾到访过这里的土耳其浴场。我转向基尔德尔街，在乔伊斯的《护花使者》中，“一位竖琴师在路边为观众们演奏了一曲。他漫不经心地拨动着琴弦，偶尔迅速地瞥过新来的观众的面庞，偶尔疲惫地望向天空。”

我路过了国家图书馆，这栋建筑是贝克特祖父曾供职过的公司修建的。叶芝曾光顾过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乔伊斯也是。《尤利西斯》的第九卷就发生在国家图书馆里，斯蒂芬在这里就《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亚与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说，在这里，“我周围的人的思想像是被棺材禁锢住了一样，仿佛被关着的木乃伊，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自叶芝和乔伊斯的时代以来，这间拱形的阅览室就没有发生过变化。还是同样的灯光和布局，同样的噪音，甚至有同样的读者，又或许只是看起来和当年的读者有几分相似罢了。这里的声音也没有发生过太多变化：悄声咨询图书馆员的声音、推动椅子的声音，外面的海鸥叫声提醒着我们与大海和港口的距离如此之近，咳嗽的声音，还有大家都低头认真阅读时突然的寂静。

我现在走向圣斯蒂芬公园（St Stephen's Green），亨利·摩尔（Henry Moore）为叶芝所塑的雕像就在这里。乔伊斯的雕像面朝纽曼大楼（Newman House）的方向，也就是天主教大学的所在地。1880年，天主教大学变成了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乔伊斯于1898-1902年就读于此。《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主角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把圣斯蒂芬公园称为“我的公园”。《尤利西斯》出版之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一位教授说：“詹姆斯·乔伊斯的存在证明了我的说法，我们不应该为爱尔兰原住岛民特意分离出一所大学，这反而让那些四处游荡的年轻人开始往利菲河里吐口水。”我想告诉这位教授一则新闻：我们已经不随地吐口水了。现在我们开始写作，开始制造软件。一天结束后，我们安静地回到位于郊区的家中。

我走出公园，走向家的方向。家里的书本和空白的文档还在等我。都柏林的几条街道上，永远飘荡着这些文学人物的灵魂。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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