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贝齐·德沃斯（Betsy DeVos）担任美国教育部长不久后，即声称美国的公立学校走入了“死胡同”。她提倡“择校”（school choice），也就是支持特许学校、教育券制度（voucher，即政府对私立学校的资金支持——译者注）和其它一些教育私有化行为。

面临学校的困境，有些家庭可能会同意德沃斯的观点，但是她的说法仍然让人不安，因为这反映了对教育的公共性的怀疑——教育不只是个人选择。这也改变了美国公立学校两百多年来所抱持的宗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公立学校——尤其是公立高中——并非一个“死胡同”，而是承担着重要的公共目的：它不仅仅是学术训练场，也是美国城市的社交和活动的中心。

从课程设置到课外活动，从标志性事件到文化传统，全国的高中常保持一致，甚至不同代际间也是如此。很多美国人都能记得自己曾伴随着最美好（或者最糟糕）的音乐蹩脚起舞、碰到过形色各异的同学、参加过那些或爱或恨的体育比赛总动员，还有吸引全城焦点的橄榄球赛。

公立学校里也延续了种族和经济的不平等。但是，高中学校仍然凝聚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社会。它激励人们为平等努力，也用教育将不同利益和不同个性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社会纽带，这随之形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城市。只要没有被拆掉，如今高中仍然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

美国的公立高中发轫于19世纪早期。教育改革家、后来被称为“公立学校之父”的霍瑞斯·曼（Horace Mann）提倡成立“公共学校”（common schools），为所有公民免费提供教育。曼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公立学校应该是合众国的护卫，国家会受益于通识教育和民众启蒙。

“高中”（“high” school）之所以叫高中，是因为比普通学校地位高一些，19世纪末在美国大多数城镇兴起，以启蒙民智。那时，高中被称为“民众的学校”，致力于把常识提升到科学文化知识，普及到民众。

当时，公立高中对传统的古典教育及其社会愿景形成了挑战。古典教育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和高等数学等，训练学生将来从事法律、医学和神职工作。那些是文化和社会地位显赫的象征，因此也标志着社会分层而非民众共享。

与之相反，早期的很多公立高中都采用更实用的课程，包括文学、写作、科学和其它现代科目。这些课程是为了不同学生的职业和生活做准备，最终也进入了精英学校的课堂。它们为美国民众提供了共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使他们团结起来。

评论家们赞扬将教育运用于工业、农业、商业甚至家务之中，比如写作的技能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都很有用。学习现代语言——尤其是在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学习德语——在当时被认为有益于日益壮大的移民群体形成文化和经济纽带。学生也通过学习美国文学和修辞继承了共同的文化传统。

整个19世纪，公立高中入学率仍然较低，得到的支持也不够。但是各个地方的人们却支持当地的学校，坚信教育会给当地和整个国家带来繁荣。就像位于纽约的雪城高中（Syracuse High School）的管理层在1879年的校董会报告里说的：

即使只有一个接受教育的人，也会对当地的民众有提升作用。受教育的人数越多，影响力和好处也就越大。通过高中的影响，我们的小学就会更好，老师会更全面更有效率，学生父母和其他公民的眼界更宽、更有教养，公民也将更好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基于这种共同投入，城市市民把公立高中称为“我们的学校”，学校的学生是“我们的孩子”。大量公众（包括学生父母和其他人）参与学校的表演、考试和典礼，这些也会在当地报纸广而告之。

当然，理想中的教育权和共同收获只是事情的一面。很长一段时间里，理应对所有人开放的公立高中只有富人上得起，因为只有他们可以让孩子上学而不计较他们不工作损失掉的收入。同时，尽管黑人可以上公立高中，他们通常是被隔离的，教育资源也不够，很多乡村高中也是如此。

尽管加强了社会分层，高中仍然传达了一个重要价值观，即无论学生出身富有或贫贱，人们共同投入于这些孩子身上，让他们学习和生活在一起。这个目标可以从城市规划里看到，城市中心出现了大型学校建筑和体育馆。像教育家霍瑞斯·曼说的那样，这些公立学校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地位层面上的“人类境遇的均衡器”。

到了20世纪初，美国高中的入学率激增，学校团结民众的宗旨受到了考验。在国家层面上，高中毕业生的人数从1860年代的1.6万增长到世纪之交的10万，到了1930年代则增长到100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建起公立高中，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比率也增加了。

这一时期新建了数百所学校。在城市里，这些学校的建筑往往雄伟大气，建筑风格引人赞叹。它们通常位于市中心，以方便任何一个社区的学生。当入学率升高时，这种模式就不够用了，人们要求在家附近兴建学校。其中一个例子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女校（Girls High School of Louisville, Kentucky），19世纪初只有数十名学生，到20世纪前十年猛增到1500人。学生们之间的集体感此前是基于她们相似的背景和经历，50多年里，随着人数扩大，而她们的身份和经历各异，这种集体感渐渐改变了。因此在1908年的年刊里，学生们表示需要建立一种“团体感”，来源就是她们“对学校的忠诚和爱”。

学校精神由此诞生。高中教育逐渐成为了美国年轻人成人仪式的一部分，学校也成为了数百万美国人凝聚力的源泉，学生们不仅在课堂上一起学习，课外活动和公共活动也待在一起。伴随出现的是学校年刊、体育比赛及其它一些高中生活的标志性事物，学校成为了身份构建和文化发展的场所。

20世纪初，高中学校面临着快速增长和参差各异的学生群体，学校年刊相应成为了一种培养集体感的机制。年刊脱胎于传统的学校文学杂志，致力于记录和纪念学校里的集体和文化经历。路易斯维尔女校的年刊就声称“建立起了集团感及对学校的忠诚和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学校不只是每天关我们5小时的监狱”，学校是让学生们形成个性和集体性的场所。

这种学校集体感也贯穿于其它活动中，包括体育比赛和其它课外活动。橄榄球比赛往往吸引附近地区的大量学生和观众，比如20世纪上半叶，路易斯维尔的两所高中间的比赛每年会吸引1.4万观众前去观战。围绕着这些球队还形成了啦啦队，学校俱乐部、兄弟会、慈善组织也繁荣起来，都致力于学校和社区间的互动。校友会也由此兴起，学校的毕业校友通过参加活动甚至参与课程改革来直接投入、维系与学校的关系。随着学校活动的增多，学生以及社区成员的学校精神、公民精神也逐渐融合。

高中的团结作用在国家动乱时期得到了增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学校活动对美国年轻人是强有力的调停。学生们上演战争主题的话剧和音乐会，组织募捐活动、团结公众来支持国内的学生及国外的战争。

在加州的圣克拉拉高中，1943年刊的主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爱国主义情怀和学校精神融合在一起，在当地因为战争而分崩离析的社区间肯定了共同纽带和责任感。学生们在年刊上写道：学校生活的所有阶段被学生和老师们想要“做点什么”的迫切愿望所影响。为红十字工作，学门有用的技能，购买政府救济券和债券，帮助学校和海外的男生们——通过这些及别的方式，全国上下的高中生和老师为战争做出了贡献。

共同的身份和群体让这些学生得以应对战争。一个可以信赖的公共空间和一系列共同仪式让他们可以试验自己的公民权利，也为他们进入成人世界、进行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做好准备。这些仪式把有色人种排除在外——黑人学生被隔离到路易斯维尔的另一所高中，日本学生在加州设立日裔集中营时期被赶出学校（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总统签署命令，在美国西部建立集中营，关押了11至12万日本侨民——译者注）。高中不仅助力了美国社会的形成，也延续了社会的缺陷。

但是高中也反映了更广阔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实践。因此，抛弃学校回归山林无法解决我们的学校、城市和国家面临的问题。抛弃高中实际上反映了抛弃最初“公共学校”推行的民主计划，而正是这些在当年塑造了美国城市。

对城市里学校建筑的忽视反映了这种衰颓趋势。20世纪后半叶，富裕的白人搬离城市，在郊区建起新的同质化社区，逐渐断开了与城市里学校和孩子的联系。随着资金撤离，一种强调个人化、职业化的教育理念逐渐兴起。当初那些宣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校”中的“我们”人数减少，公民共同参与的目标也变得狭隘。

美国如今面临着新的教育改革和更广泛的社会变迁，可以从过去两个世纪的公共教育里吸取经验和教训。高中学校作为一种公共机构，其命运无法和它所在的社区分离开来。和所有的教育机构一样，高中与其所在的城镇和国家的目标和价值观保持一致，同时也反映并延续了这些目标和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也包括美国人对高中的态度。如果整个国家都觉得公立学校进入了“死胡同”，那当学校真正走入“死胡同”的时候，当学校塑造的城镇和社区走入“死胡同”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必惊讶了。

（翻译：邱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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