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两位香港名人的离世，他们分别是知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和女艺人蓝洁瑛。

蓝洁瑛逝世：东方阁楼上的疯女人香消玉殒

据香港媒体报道，艺人蓝洁瑛于11月3日凌晨被发现“倒毙”于赤柱马坑邨住所，享年55岁。消息称，11月3日凌晨，香港警方接到一雷姓女子报案后赶往蓝洁瑛位于马坑邨良马楼的公寓，破门而入后发现蓝洁瑛已经死亡。蓝洁瑛出生于1963年4月27日，1983年考入香港无线电视台（TVB）第12期艺员培训班，与她同期的还有刘嘉玲、吴君如、刘青云、曾华倩等知名艺人。蓝洁瑛天生丽质，有“靓绝五台山”之称，曾主演过《家有娇妻》《大时代》等多部热门剧集，后因出演《大话西游》中的蜘蛛精“春十三娘”一角为内地观众所熟知。

艳冠群芳、演技不俗、起点又高的蓝洁瑛为何后来逐渐淡出演艺圈，又不断曝出穷困潦倒、精神失常的传闻？许多人认为与她先后遭到两位圈内大佬性侵有关。微信公众号“奇遇电影”重刊了今年1月的一篇题为《蓝洁瑛，港娱圈权力游戏的牺牲品，无人免罪》的旧文，梳理了蓝洁瑛被性侵一事的始末。

今年1月，卓伟曝出了上世纪90年代曾性侵过蓝洁瑛的两位圈内大佬的真实身份，消息源来自2013年《壹周刊》对蓝洁瑛的视频采访。在视频中，蓝洁瑛亲口承认，她曾先后被两位“影坛大哥”强奸，其中一位已经离世，另一位则是趁她去新加坡探班时，借酒醉潜入她的房间对她施暴，她曾在新加坡就医并服用事后避孕药。2013年，《壹周刊》曾公布过这一视频的消音版本，引发了许多猜测，而卓伟在今年1月曝出，这两位“影坛大哥”，一位是因心脏病去世的邓光荣，另一位是曾志伟。

曾志伟随后发表声明否认指控，还为此专门召开了记者会，然而在他的微博声明下面，压倒性的评论是：“江湖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江湖，该还债了。”

文章指出，香港娱乐圈多年来不断曝出的性侵丑闻，正是建立在男性占绝对主导、江湖辈分分明的生态之上，其中还夹杂着各路黑钱、热钱暗流涌动，女艺人很容易被明码标价，成为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的牺牲品。而如今，巅峰不再、权力瓦解，在香港艺人纷纷北上“揾食”（找饭碗）的新形势下，那些曾经被压抑的声音，才得以被人们听到。每过几十年，金字塔尖总会换一批新人，如何制衡权力顶端的人，才是问题的关键。

今年8月19日，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发表的《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一文中，谈到了“疯女人”的意象以及香港“盛产疯女人”的原因。文章指出，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出版，这本书分析了西方文学史中的“疯女人”这一典型意象，后来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的圣经”。“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一意象的直接来源是小说《简·爱》，罗切斯特客厅里的家庭教师简·爱，和阁楼里关着的前妻伯莎看似构成了天使和疯子的二元对立。但事实上，简·爱和伯莎，“一个代表的是能够被社会或传统所接受的人格，另一个则是自由、不受约束、经常具有毁灭倾向的自我外化”，而“每一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或多或少都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

事实上，“疯女人”的意象不仅存在于西方文学中，在中文世界中，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曹禺《雷雨》中的繁漪都是“东方阁楼上的疯女人”，而“每日人物”的作者安小庆则认为，这座“东方阁楼”的集大成者，便是香港。

香港舆论尤其热衷于那些从原有高阶层跌落折堕的“疯女人”故事，不仅因为这能够满足世人猎奇的心态，还能在最大程度上起到警示作用——在这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这个顶级消费社会，贫穷是可耻的，阶级坠落更是不可饶恕的。香港直到1971年才废除“一夫多妻制”，而男尊女卑、妻妾成群的幽灵却从未真正从港岛上空离开，与外在的自由和开放相比，香港人似乎一直生活在一种接近岭南前现代农业社会的保守婚恋观和两性观中——金钱打造秩序、父权笼罩一切，崇拜异性恋的一夫多妻，宽容性交易和剥削，公开羞辱、践踏甚至惩罚穷人、“疯女人”、“不听话的女人”。

香港作家廖伟棠为“腾讯·大家”撰写的评论则认为，蓝洁瑛的死折射出了香港社会“大义无能、小义戚戚”的现状。他在文中指出，蓝洁瑛在2013年就已经坦然讲述了自己遭到性侵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关键信息，三年后，反性骚扰的运动席卷全球，却不见有哪个公益团体去声援蓝洁瑛、为其争取公义。知道蓝洁瑛去世，大多数人还是抱着“江湖事、江湖了”的心态，而这正是香港娱乐业、八卦媒体一直给公众洗脑植入的潜规则。

与蓝洁瑛同时代的其他女性也并非没有遭受过类似的不公待遇。梅艳芳刚走红时，就有媒体造谣她吸毒、援交，她只能咬牙强忍；而在刘嘉玲裸照被八卦媒体泄露事件中，引臂一呼带领娱乐圈上街抗议的那位大佬，今天被指是蓝洁瑛悲剧的制造者之一，可见弱者所得的正义始终被控制在不义的力量之中。

另一方面，在蓝洁瑛去世前几年，始终有一些普通人，本着戚戚之心给予她一些人间应有的温暖。如果说香港有侠义江湖，或许只存在于那些师奶、引车卖浆之徒的细微贴心之举中。虽说八卦世俗的“基本盘”是由他们构成，但最后救赎般去以小义修补大义的，也是他们。

网络金学、作品翻译、国族叙事：你可能不知道的金庸

当代知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于10月30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相关纪念文章纷纷涌现，本期思想界从中选取了几篇，从金庸与互联网、金庸作品翻译以及金庸小说中的国族叙事三个角度，试图梳理金庸武侠世界中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面向。

金庸是在中文互联网上最受欢迎，也是受到最多热议的作家之一。在金庸去世之际，资深金迷方舟子在其个人公众号重发了其2003年的旧文《互联网上的“金庸”》（由方舟子在2003年浙江嘉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文章回顾了金庸著作“上网”的经过，以及网络“金学”从兴起到繁荣的发展过程。

方舟子指出，金庸的小说是最早一批被上传到网络的中文作品，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一位叫做“诸葛不亮”的网友，他买到了一本盗版的《天龙八部》，缺了十几页，于是借了一本完整版的，将这十几页的内容输入电脑，权当打字练习。1993年5月，他将这十几页贴到了ACT讨论组（注：“Alt.Chinese.Text”，“另类·中文·文本”，是第一个中文互联网网络，1993-1996年间是海外中国留学生最重要的交流社区）。差不多同时，一位台湾网友也将《倚天屠龙记》的第一回贴到了ACT，这就是金庸作品电子化的滥觞。

截止到1997年底，已有一半以上的金庸作品被贴到网上，同时，三联书店版的36册《金庸作品集》被国内的一家公司刻成光盘出售，这套金庸全集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各个中文电子文库都有收录，也出现了不少以“金庸全集”命名的站点。

方舟子还在文中回顾了网络金学的三次高潮和主要阵地。1993年11月，网络作家图雅发起倡议，希望金庸可以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将网络金学推向了第一个高潮。方舟子也是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他帮忙润色了倡议书，并寄给了《明报》。方舟子在文中回忆道，当时他们并非不了解诺贝尔奖的评奖规则和流程，之所以这么做，一则是为了给网友添个乐子、多个话题，二则是为当时在正统文坛不受重视的金庸镇臂高呼一声。1997年金庸全部作品上网，也催生了众多以刊载、讨论金庸作品为主题的网站和论坛，网络金学迎来第二次高潮。1999年底，王朔发表《我看金庸》一文，批评了金庸的作品，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众多“金迷”在网上撰文驳斥王朔，论战持续了数月，也产生了许多高质量的文章，成为网络金学的第三次高潮。

在方舟子看来，网络金学呈现出的最大特色就是多样化，有较为正式、严肃的评论文章，也有相对私人性质的自述和随感；有对金庸小说中的人物、门派、地点、武功、兵器、菜谱等进行的“考据”，也有借用金庸小说评论、讽喻现实的寓言小品。方舟子指出，从正统文学评论的角度来看，网络金学并无太大价值，它虽然多元，然而无序；虽然有趣，但是无聊。所谓的“网络金学”，本来就是一种带有讽刺“红学”成分的戏谑叫法。无序和游戏性正是互联网的特征，学术界大可不必，也不可能去规范、引导网络金学，但其中有启发性的东西仍然值得关注和发掘。

牛津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候选人施东来则在为微信公众号“文学报”撰写的评论中，分析了《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如何帮助中文武侠小说更好地走出国门。文中指出，《射雕英雄传》的英译本第一卷于2018年2月底在英国出版，这也是金庸的作品首次被西方的商业出版社选中，希望可以通过发行单价较低的纸质本来打开大众市场。施东来指出，由于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名号、武功招式以及侠义世界观，无不带有难以翻译的“中国性”（Chineseness），再加上金庸的文笔杂糅南北方言、四字成语、文言实词，他的作品几乎是华语文学中最难翻译的作品之一。那么《射雕英雄传》的翻译策略和水准究竟如何呢？

首先是人物的名字，译者Anna Holmwood（中文名郝玉青）采取了相对灵活的翻译策略，蒙古人名大多采取音译，而汉族人名则为音译和意译混杂，意译为主。例如成吉思汗铁木真是“The Great Khan Temujin”，铁木真的小儿子拖雷是“Tolui”，小女儿华筝是“Khojin”。而汉族人名中，杨铁心是“Ironheart Yang”，郭啸天是“Skyfury Guo”，段天德是“Justice Duan”，梅超风是“Cyclone Mei”，等等。施东来认为，这些意译名字虽然不能完全再现汉字拼贴所产生的语感，但至少比完全使用拼音要高明许多，也能向英文读者传递出金庸取名的一些深意。

其次，在涉及到大段的打斗场景时，Anna采用的多是分段、精简或者省略的策略。英译本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可读性，常常会将较长的中文段落拆分开来。如此拆分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金庸的中文颇具文言色彩，经常可以用很少的字数白描出一连串的动作和情节，但翻译成现代英语往往就会显得十分冗长。但这样的精简译法也有其弊端，金庸在描写武打场面时喜欢使用四字词语，或者通过“如”、“似”等词构成比喻，这些词块的运用让原文充满节奏感，也是武侠小说的“中国风”精髓所在，这一部分在英文译文中就很难完全得到重现。

但在施东来看来，这点小小的不足瑕不掩瑜，《射雕英雄传》第一卷的英译本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翻译实践，对于想要将其打造为新兴畅销读物的商业出版社而言，这也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施东来指出，好的翻译总需要不断地在“民族性”、“文学性”和“世界性”、“可读性”之间寻找平衡。《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面世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其体现了金庸在华语文坛的地位及其作品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更因为它是当今世界华语文学英译市场发展趋势的体现，并且有可能实现新的突破。

微信公众号“海螺社区”则刊载了学者宋伟杰关于金庸小说中的国族叙事的研究。文章认为，在金庸的小说世界里，汉族常常被描写为弱势群体，而异族则是强势力量，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个人身份认同的困境构成了金庸小说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潜在问题。宋伟杰指出，金庸小说中的国族命题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其早期文本中，个体意义上的“侠客”（小侠）借助“民族-国家”这一实体，升华为为国为民的大侠；另一个则是在其中后期的文本中，民族英雄式的大侠又回到了小侠这一个人化维度，并公开质疑了纯粹的“民族-国家”观念，批判了汉族乃至任何一族的中心主义倾向。然而，自始至终，金庸又借助中土武学文化的博大精深，巧妙地回归了汉族中心主义倾向，在政治修辞上，他试图淡化或者瓦解“华夷之辨”，而在文化修辞上，却暗中维护了“夷不胜华”的内在情结。

尤其是到了《鹿鼎记》这一充满多义性话语的“反武侠小说”中，国族冲突更显得扑朔迷离，韦小宝是一个在多种权力、多种价值观之间周旋的人物，而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也因康熙皇帝的英明廉政而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异族统治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上可以被接受的事实，而另一方面金庸仍旧不忘书写汉族群侠武功和文化的胜利。除此之外，汉族本位思想也体现在金庸小说中反复书写的汉族侠客与异邦女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中，例如小昭宁愿做张无忌的侍女也不愿意成为波斯的女王就充分暴露了金庸的汉族男性中心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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