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康边的一个小火车站旁，同盟国与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那场带走了1600万生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给我们眼下居住的世界，留下怎样的启示？

在一战结束100周年之际，界面新闻专访了英国知名战争史学家戴维·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现年65岁的史蒂文森是世界顶级的一战史专家，著有多部一战相关学术书籍，也是英国多个历史类书籍奖项的常客。他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先后两次出任国际史系主任，同时担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帝国战争博物馆学术顾问。终其学术生涯，史蒂文森都在尝试还原一战前后的世界历史，探究其爆发的成因和带来的后果。

史蒂文森表示，一战爆发的原因，除了当时欧洲两大集团的对峙和竞赛，还有双方决策层对战争规模和时间的错误估计，终于导致悲剧。在谈到一战的影响时，史蒂文森认为，首先是滋生了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同时鼓励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国的绥靖政策，令二战变得不可避免。其次，一战弱化了欧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定性，让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变得更加严重和漫长。再次，由于一战催化了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对冷战的出现也有余波效应。最后，一战奠定了当今的中东格局，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创建了作为国家的伊拉克，并埋下了当代巴以冲突的祸根。

在谈及中国在一战中的角色时，他承认，过去欧洲主流学界对于诸如“中国劳工旅”这类的外来后勤兵团的确认可不够，但近年来有所改善。他还警告战争在当代社会的风险，指出当今的世界格局和国际气候，像极了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二战之前的世界。

以下是访谈全文：

界面新闻：在您关于一战的多部著作里，您花了很多功夫去描绘一战爆发前和爆发初期的欧洲社会。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史蒂文森：1914年之前，欧洲处在一种极其危险、紧张的国际环境之中。全欧洲当时都弥漫着一股不安全感。两大集团疯狂较劲，军事竞赛变本加厉，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许多人都预期战争难以避免。

1914年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的遇刺当然是个关键事件。它出现在巴尔干地区，该区域最大的国家就是奥匈帝国。暗杀者来自波斯尼亚的民族主义团体，他们试图团结所有的南部斯拉夫国家，并使其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却面临巨大障碍，遂决定以那样的恐怖主义行动来打开局面。这是战争的导火索。

但事件之所以有如此影响，更是因为当时欧洲两大集团之间的局势高度紧张。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了同盟国，而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了协约国。双方围绕巴尔干危机展开角逐，日趋极化；这与冷战有一定相似之处。

在1914年之前，不少人就预测将会有此大战。两大权力集团彼此较劲，持续军备竞赛，巴尔干和摩洛哥危机不断，民族主义领袖也在欧洲各地迅速冒头。然而，真正令巴尔干局势升级的是大国对此的反应。

奥匈帝国将暗杀事件归咎于邻近的小国塞尔维亚，而塞尔维亚的情报部门也的确与此有染。奥地利人利用了它：他们本来就想与塞尔维亚开战，这回正好找到了付诸实践的机会。但他们也是在确保德国这一主要盟友的支援之后才放心下手的。德国人可以说给奥匈帝国吃了一颗定心丸，假如战争升级为全欧范围内的大战，德国将会为他们撑腰。俄国以塞尔维亚的名义发动干涉后，德国便以此为借口挑起了一场全欧大战，宣布与俄国和法国开战。德国的战争计划是先入侵比利时，并以此为跳板来迅速占领巴黎、借此击败法国。但那让他们陷入了跟英国的缠斗，后者曾承诺保护比利时免于任何外国攻击。历时四年多的一战就是这样开始的。

界面新闻：在您看来，一战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史蒂文森：当我们去讨论“一战为什么会发生”时，其实很多争论都围绕以下这个问题展开：哪个国家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德国要负主要责任，它和奥匈帝国是始作俑者。但事实上，同盟国与协约国双方都抱有战争意图，并不真正打算化解巴尔干地区的危机。你越是深入研究，就越会在两方都发现证据：双方的战争意图的确都压倒了缓和局面的意图，那是一场战争得以爆发的条件。

如此一来，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双方都止不住要玩火，并且以那样暴力的方式收场？

我认为，双方当时低估了战争的规模和可能持续的时间，低估了将为此付出的代价。一方面，德国可能认为，一战将会是加强版的普法战争——那场战争始于1870年，为期六个月。如此一来，他们就低估了接下来的事态规模及其将带来的无穷灾难。另一方面，双方都觉得自己能赢。欧洲当时呈现出一种权力的均势；两方在军事力量上差不多可以平起平坐。而这就意味着一旦开打，演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各方基本势均力敌。

如今来看，当时的巴尔干发生了一场危机并迅速升级，其原因则是整个欧洲在一战爆发以前都处于高度的政治紧张状态且持续多年。1914年前的欧洲局势跟冷战中的那些紧张的阶段和瞬间高度相似，尽管当时还不存在1945年以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

界面新闻：一些人认为，一战的结束其实为二战埋下了引子。例如，停战条件的苛刻是后来纳粹在德国兴起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战的结束似乎并不是真正的结束。在你看来，该如何评价一战结束这件事？

史蒂文森：一战结束，首先意味着停止交火，至少在主要战场如此。法国和比利时是当时对抗最激烈和死伤最为惨重的地方，停止交火也就意味着人们不再被杀了。这一点在别的前线也成立，例如意大利与奥地利在南面的阿尔卑斯山交战，耗费也十分巨大。巴尔干地区也有战斗发生。这些区域在1918年11月都停止了战斗。

与此同时，一战对之后的一连串战争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譬如俄国的内战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一战带来的影响之一。土耳其和希腊在1919年打过仗，1919年到1921年间爱尔兰又发生了独立战争，这一切都与一战所造成的诸多后果相关联。

不过，在停火协定签署后的四五年中，世界上有好些地方仍在继续交战。停战协议尤其没有消除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敌意。这些国家的陆军和海军虽然不再彼此厮杀，但各方之间的紧张气氛一仍其旧。如你所说，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极为苛刻，这的确刺激了1930年代纳粹党的兴起。它并非纳粹掌权的惟一原因，但确实有一定推动作用。

界面新闻：一战里，中国曾向欧洲战场派遣了“中国劳工旅”。您对他们在一战中的角色如何评价？

史蒂文森：中国正式参与一战是在1917年8月，加入到了协约国一方。在正式宣布以前，中国就开始以派遣劳工团的形式，间接地参与了一战。我估计，这批中国劳工大约有10万人，大多来自华南地区，主要在西欧战场为英军和法军服务。

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斗人员——不携带武器、也不杀人，他们主要做的是各种后勤支持。一场战争是需要不计其数的劳动力的，你需要的不只是士兵，还需要人来挖掘战壕、负责铁路和码头的运营以及搬运各种东西。在这些方面，中国劳工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许多中国劳工和法国、英国的军队一同在前线服务，不少人也因此失去了生命——大部分亡于德军炮火，另一些人则死于疫病。

中国劳工旅的项目源自英国和法国的征兵负责人，他们获准在华南地区高薪招人前往欧洲。按那时的标准，他们也可以补贴家用。1917年8月中国正式加入一战以后，曾有过派遣军队到欧洲的计划，但最终没有落实。最关键的问题是缺乏足够的船只来把中国军队运到欧洲，而且当时也付不起相关的费用。

值得指出的是，长久以来，西欧对一战起源的已有研究里基本没有提到中国在协约国胜利中所起到的作用。原因之一可能是，与战斗部队相比，劳工的重要性遭到忽视乃是相当常见的事情，不管是论荣耀还是论悲剧性，他们都比不上军队，挖掘战壕和运营铁路是得不到勋章的。不过，这一点不仅对中国劳工成立，南非的土著劳工群体也被忽视了。来自南非的非洲人大约有2.5万，主要为英军服务，他们乘坐的船只在英吉利海峡遇上了撞船事故，有许多人因此丧生，超过500人溺毙。

最近十年以来，开始有一些关于中国劳工旅的学术著作。我认为，的确有更多的人注意到了中国劳工旅，其贡献也得到了更大的认可，这当然是他们应得的。

界面新闻：这周末恰好是纪念一战结束100年的高峰，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并且会有许多悼念活动，既包括当时的战胜国、也包括战败国。你如何看待当今人们纪念一战的方式？

史蒂文森：总的来讲，我认为纪念活动的尺度掌控得还不错。各方都谨言慎行，尽量回避凯旋主义式（triumphalist）的表述，这是为卷入其中的各国所作的妥协，各方民众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或遭逢了巨大的生活变故。

我们必须认可如下的假定：即1914年到1918年间的人们并不愚蠢。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在为某种目的或某个理由而战。许多人是自愿服兵役的，尤其在英国。在其它国家，也有大批女性志愿从事与战争相关的服务，在男人上前线的时候，她们会负责制造弹药、在兵工厂做工、从事照料、支撑家族生意等等。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是积极的，在战争的前半段尤其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基于人们被洗脑或是被愚弄了这样的假设来理解这一切，也不能认定战争对他们的利益毫无促进。

我还是想回到策略（strategery）的问题上来。在我看来，政府只是在整体上为纪念活动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没有刻意去炮制某套历史叙事或者支持某一特定的历史解释。我认为这就是恰当的纪念方式，因为这场战争及其许多方面都仍然处于高度的争议当中，历史学家依旧为此争论不休，这一局面大概还会持续下去。

界面新闻：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在很多人看来，这更像是一场“欧洲大战”而非“世界大战”。国际上，它也是到二战爆发前夕，才被广泛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中间有怎样的来龙去脉？

史蒂文森：回到当时，英国称之为“大战”（The Great War），法国的叫法也差不多（Le Grande Guerre）。美国在1917年参战后，其媒体曾以世界大战（World War）来指代它，但英法两国对此却不甚确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对它的看法一开始就跟“Weltkrieg”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意为“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术语到1920年代才在英语中普及。这种称谓有不祥的兆头，因为它暗示了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世界大战。多个方面来看，将之称为“世界大战”是名副其实的。

首先，不只是欧洲发生了战斗。大部分战斗确实发生在欧洲境内，这里的死伤也最为惨重。但也要看到，当时在中东也有战事，在非洲和东亚也有或大或小的冲突。

其次，逐鹿一战的国家都是当时的大帝国，大英帝国，还有当时的法国。从一开始，全世界的资源和部队就被运送到欧洲参战。埃及军队与英国陆军一同在法国作战。塞内加尔、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则代表法国，且人数不少。法属非洲的部队大约有40万人。一战期间印度被征募的兵员则有100万人左右，主要在欧洲和中东服役，另外还有来自英国领地的人，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纽芬兰。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一战是全球性的，因为参战者乃是各大帝国，投入欧洲战场的兵员和资源是来自全世界的。

再次，非常重要的是，在1917年，地球上每一片地区的主要国家几乎都处在战争之中。拉丁美洲的巴西就在1917年对德国宣战。在东亚，有中国和日本，而泰国也在1917年加入了战争。土耳其自1914年以来就一直参战。在战争白热化的那一年里，主要国家几乎无一不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争斗，或者起码宣了战。许多没有向欧洲大量派兵的国家也在经济和金融方面采取了措施，例如参与了对德国的禁运。

界面新闻：在你看来，一战如何影响了当时的世界格局？这一影响对当今的国际秩序又有何意义？

史蒂文森：我并不认为一战令二战变得不可避免，但它确实是构成二战的先决条件之一。在这一因果链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你提到的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以及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兴起，一战是其滋生的主要原因，极右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席卷了欧洲各国。

另一方面，一战鼓励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国的绥靖政策，这有助于解释为何1920年代至1930年间极端民族主义兴起于西方各国时，没有足够强大的反制力量。此外，一战对大萧条也有一定的催化作用。1929年到1933年间世界经济的大滑坡之所以如此严重和漫长，是因为一战弱化了欧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定性，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政治上的极端主义。

一战也可以跟冷战相联系，因为一战在政治上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布尔什维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俄国的诞生。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11月掌握了政权。如果没有一战及其对俄国社会的冲击，我们便难以想见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从一战到大萧条再到冷战，你可以看出一连串的冲击波在不断扩张和传递。

当今世界也有不少重大事件可以追溯到一战，中东就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是其今日命运的开端，伊拉克完全是一战的产物。在1914年之前，一战后的现代伊拉克地区根本没有统一的政治单位。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一线完全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它们构成了今日我们所熟知的伊拉克的核心地区；一战的另一后果则是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它由英国提出，主张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处居所，英军占领巴勒斯坦后不久英国便发表了该宣言，它为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大规模移民奠定了基础，1920年代至1930年代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之间冲突的升级也是源自于此。

界面新闻：考虑到今天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崛起的情况——您是否认为我们世界当前的处境与一战之前有一些相似之处？

史蒂文森：与我们眼下处境最相似的，我认为，还是1930年代。1929年大萧条带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影响，与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二者之间可以做不少比较，后者的影响是我们可以切身体验到的，西方社会花了十年的时间来试图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极化，掀起了如今我们所称的民粹主义运动——当然，其中不只有右翼和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欧洲左派也受到了影响，而中间派明显式微。这与1930年代的情况都很类似。

至于与1914年之前的时段相对比，我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当中还看不出太多端倪，尽管1914年前也有一个民族主义的高涨期。眼下我更多关注的是国际形势的总体气候，中俄两国和美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冲突双方。这与一战前有一定的可比性，1914年前的欧洲就曾有过两大强权阵营的对峙，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同盟国和协约国。

界面新闻：在一战结束100年之际，你认为这场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什么？

史蒂文森：千万不要轻启战端。

如果你是个彻底的和平主义者，你可以说，打仗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但这有些简化问题，而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即便一战带来了一定的成果，二战所带来的比它还只多不少，摧毁欧洲中部那个穷凶极恶的政权也让我们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

我认为，要主张政府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诉诸暴力和强力，恐怕相当困难。一战的教训就在于，战争绝对只能留作最后手段，且必须以极度的细心和审慎对待它。但凡有一丝可能，谈判和妥协都好于动用暴力。这一点在今天也至关重要，如今人们对武器和枪支的处置方式比以前要危险得多，这是非常要命的，假如有人动用了核武器，那更是会在一瞬间杀死千百万人。

（界面新闻驻欧记者发自布鲁塞尔）

专题：一战结束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