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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双十一”十周年:社会焦虑缓解了吗?快递垃圾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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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双十一”十周年:社会焦虑缓解了吗?快递垃圾何去何从?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双十一”十周年,以及杭州打狗事件引发的有关动物伦理的讨论。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双十一”十周年,以及杭州打狗事件引发的有关动物伦理的讨论。

“双十一”十周年:消费狂欢后,快递垃圾何去何从?

一周之前,各大电商预热已久的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终于拉开帷幕。天猫“双十一”总成交额2分05秒突破100亿元,刷新去年创下的最快破百亿记录。而在1小时17分钟后,交易额即超过2015年“双十一”全天成交额。到12日零点,2018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的成交额定格在2135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物流订单突破10亿。除了天猫外,京东、苏宁、网易考拉、唯品会、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也纷纷晒出“双十一成绩单”。时至今日,“双十一”已经从最初的“光棍节”变身为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在这十年间,中国电商以及互联网产业飞速崛起。正如“人民日报”在《从促销活动到购物狂欢,双十一见证中国网购变迁》一文中所说,“双十一”十年来的演变历程,已经成为观察中国电商乃至互联网产业、消费变迁的一个样本。而与电商购物狂欢相伴相生的,是物流行业的高度负荷以及堆积如山的快递垃圾。消费狂欢之后的环境成本,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双十一”十年,我们的消费生活发生了何种改变?小绿桑在发表于“腾讯·大家”的文章《双11,我们累了,求放过》一文中指出“双十一”狂欢营造出了“不消费的人是可耻的”氛围。小绿桑认为,在“双十一”到来之际,近年来在网络弥漫的全民焦虑的丧文化消失不见,只有全民狂欢的大潮。人们衡量生活的标准不再是内心充实与否,而是是否消费得起某样商品。停止消费或者无法消费成为焦虑的来源。我们的生活自此由消费定义。

到12日零点,2018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的成交额定格在2135亿元。

既然如此,“双十一”是如何消解焦虑的呢?商家采取了减弱社会角色、增强生活角色的策略,商家的宣传叙事也逐渐从宣传性价比转移到对生活方式的倡导。这样一来,商品便不仅仅是商品,而是帮助消费者进入角色、实现理想生活的道具。这种策略的巧妙之处在于,通过全方位多维度“创造”消费者的生活角色,最大程度地开发消费潜力。小绿桑指出,这些角色都是轻角色,即诸如瑜伽爱好者、重口味星人、韩范小妖精之类的不会给生活带来负担并且彼此间的冲突会引发奇妙化学反应的角色。相较于母亲、教师、家庭主妇这类承担很大责任并且彼此冲突时无法兼顾的重角色而言,商家倾向于强调轻角色,并且巧妙地将重角色置换为轻角色,让消费者在消除内心紧张感的同时,将焦虑转化为寻求理想生活的动力。但这种将沉重现实轻盈化的方式,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在一次次消费狂欢结束之后,当金钱和消费营造的海市蜃楼逐渐散去,人们又会陷入新一轮的焦虑。

除了对于焦虑的遮蔽之外,网购时代的“双十一”也占用了人们大量时间。在网购时代通过链接、图片的层层引导,诱惑无限繁衍增殖。这些看似是消费者主动上钩的诱惑实则是商家精心设计的、通过大数据和算法为每位消费者量身定制的延绵不绝的购物链条。正如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所说的:“当你购买一种高档商品的时候,这一商品与其他同档位的商品会形成一个紧密的筑模性欲望诱惑链,它们是凸状性的‘一串意义’相互暗示以生成对人的欲望的控制和支配。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除此之外,为了获取消费者更多的注意力,消费的全过程还被人为拉长。这一点从十一月初便开始造势预热的商家、反复出现的电脑弹窗和手机提示短信、每天特定时段的抢劵以及定金预付等种种现象便可看出。这种不间断的消费刺激,让“双十一”从一天、两天延伸到一周、两周,甚至整个十一月。

值得注意的是,“双十一”打造的消费狂欢,更多的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它遮蔽了复杂的现实情境,将淹没在促销信息海洋中的“中产阶级”与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区分开来。同样将我们与真实社会情境区分的,还有“双十一”当晚的数字奇迹。这种奇迹计算的不是人们的花费,而是他们为这场消费狂欢做出的贡献,消费者心甘情愿地做出让渡,成为这场消费仪式中的祭品。

“双十一”堆积如山的快递

成为祭品的不只是人,还有海量的网购运输带来的快递垃圾。界面记者王学琛在《双十一狂欢的环境成本:18.7亿件快递垃圾该如何处理?》一文就谈到这一问题。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2018年11月11日,中国主要电商企业全天一共产生快递物流订单13.52亿件,较去年同比增长25.12%;预计11月11日到16日期间,全行业处理的邮件、快件业务量将超过18.7亿件,比2017年同期增长25%。而从2012年到2017年之间,中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从56亿件飙升至400.6亿件。到2020年,这一数字可能变成700亿件。在快递业务的巨量增长背后,是无数亟待处理的废纸箱、塑料袋和胶带泡沫等。快递垃圾,这一最近几年增长最快的生活垃圾,在网购时代迎来了爆炸式的发展。从包装材料来看,目前中国快递业的包装主要集中在快递运单、编织袋、塑料袋、套封、包装箱、胶带以及内部缓冲物7类。据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海云称,由于纸箱本身可回收也能够降解,因此快递垃圾一般指的是塑料袋和胶带。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7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2016年全国快递共消耗约32亿条编织袋、147亿塑料袋、37亿包装箱以及3.3亿卷胶带,仅一年消耗的瓦楞纸箱原纸,就多达4600万吨,相当于7200万棵树。与高耗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回收率。有媒体公开数据表示,目前中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包装物总体回收率不到20%。而根据菜鸟网络的预测,99%的快递包装仍需要靠消费者、清洁工和废品回收人员处理,最终被焚烧或者填埋。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不可回收垃圾,有些企业如京东物流、苏宁和菜鸟驿站均在最近两年开始试水绿色包装。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刘建国称,可循环利用的包装和可降解的材料,都必然带来运费成本的增加。而这多出来的成本,究竟由消费者、电商还是生产厂家来承担,这其中涉及更为复杂的问题。相比成本的增加,消费者的接受度和环保观念的形成过程则更加漫长和艰难。在界面新闻对于多名消费者的随机采访中,很多人表示并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在刘建国看来,尽管垃圾是消费的产物,但主要还是从网购这个行业产生的。长远看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即生产者不仅应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承担责任,也要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尤其是废弃后的回收和处置中承担责任——是个值得考虑的方向。电商平台相关行业从中获利后,却将随之而来的环境成本转移给全体纳税人,这在刘建国看来,十分不合理。

文明养犬再惹争议:宠物权益与社会公共秩序如何平衡?

11月3日,杭州市余杭区一名男子因遛狗时自己的狗受了“委屈”,对路人大打出手引发舆论关注。11月15日起,杭州市城管委宣布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针对遛狗不牵绳等一系列不文明养狗行为的专项集中整治。杭州由此成为国内第一个修订并执行严格宠物饲养条例的城市。在条例实行的11月15日到12月底之间,遛狗必须在晚7点至早7点间进行,禁止进入公园、商场或学校等公共场所,且必须栓绳;除此之外,主人须为狗办理养犬证,重点限养区内每只犬第一年需缴纳1000元,以后每年度为500元。若无养犬证,狗可能会被扣押。中华田园犬、柯基、法斗因属烈性犬被禁止饲养,就算此前是家养宠物也无法上狗证;金毛、二哈则属于大型犬,即便有狗证,主人也不得外出遛狗。该条例一出,舆情汹涌。微信自媒体开始出现杭州打狗、暴力捕狗的相关文章,微博上的话题“万人请辞杭州打狗”热度持续上升。11月16日晚,杭州市城管委就此事进行公开回应称:“在此次治理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暴力执法事件,没有一条狗发生非正常死亡。近期网上出现的伤狗行为,均非杭州城管执法所为。”次日,城管又发布致市民的公开信说明情况。

杭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致杭州市民的一封公开信

从今年8月的异烟肼毒狗,到如今的杭州“打狗”,城市养犬问题频繁进入公众视线。如果说异烟肼事件讨论的是在公共管理条例缺失或者存在漏洞的情况下,个体如何将“私力救济”推到极端,那么此次杭州的不文明养狗条例则是从城市公共管理的角度探讨人与狗的关系。如何做到文明养狗?如何平衡自家宠物狗的权益和社会公共秩序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城市养狗以及频发发生的不文明养狗行为连同因此而产生的部分群体对于犬类的厌恶和伤害,实则涉及到动物伦理问题,涉及到人类与小到犬类,大到其他动物物种的关系问题。

杭州狗主人打人事件后,媒体人朱昌俊在“新京报评论”发表评论《“限时遛狗”:不文明养狗难治之下的“熔断机制”》。文中指出,虽然对于限时遛狗这一条例,向来是支持反对的声音掺半,但由于狗主人打人等事件的发生,强化了人们对于该条例的认可,这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辩证关系。养犬者因此应该认识到,养犬行为越文明,社会的包容度才会更高。朱昌俊也指出,养犬文明未必一定要通过限制遛狗时间实现,减少遛狗时间毕竟治标不治本,只是减少了不文明行为的“暴露”时间。在当下,越来越多地方出台限制遛狗时间的条例,更多是一种无奈之举。作者认为,相较于限制遛狗时间,更需要的是让“养狗必办证”和“遛狗必栓绳”的观念像“喝酒不开车”一样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普遍的文明习惯。与此同时,如今的问题不是养狗基本规范的缺乏,而是执行的缺位。社会管理应该在这方面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保障条例规范的实施和执行。

在文明养狗这件事情上,发达国家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朱昌俊指出,除了对于时间的限制之外,中国或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通过空间上的区隔从正面减少人狗发生冲突的几率。例如在芬兰的居住人口集中区域,就开辟了专门的“宠物狗专用林地”和“遛狗公园”,人们可以带着狗到这里散步、嬉戏,对狗进行各种训练。

在发布于公众号“地球知识局”的文章《在国外,管狗不严会有什么后果?》中,作者椰格梳理了诸多发达国家采取的值得借鉴的做法。首先是为避免犬大伤人,很多国家和次级行政单位对犬主能够购买的犬种进行限制。比如在澳大利亚就在联邦层面规定不允许任何人进口阿根廷藏獒、巴西藏獒和有藏獒血统的加纳利犬。与此同时,凶悍的比特犬、很多斗牛犬和斗牛梗也在一些国家的禁养范围内。

其次是对遛狗的限制。在有些国家,虽然没有对犬种买卖做出限制,但对于饲养猛犬却有相应的规定,如犬主可以拥有斗牛犬,但必须展示清晰的警告标志,并将狗保持在加强围栏之后。在遛狗一事上,很多国家也做出了相应规定。意大利中央政府对狗链的长度做出统一的1.5米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狗出现在公共场合,就要戴上嘴套。丹麦政府也规定狗在旅游旺季必须随时拴着链子才能出门。如果狗发狂咬人,警方有权力将其当场击毙。而瑞士政府则将新买犬只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品种、父母信息、毛色和狗主信息全部登陆在一块芯片上,在狗出生三个月内植入它们皮下,可供全国兽医和警察追查。一旦狗惹是生非,很快就能追踪到主人。除了对犬类进行管理和监督,对于主人和动物行为的前期培训也极为重要。意大利政府被要求向狗主人提供饲养课程,内容包括狗的动物行为学,帮助狗主人判断爱犬何时发怒,何时胆怯,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英国警方则会将造成破坏的狗和狗主人介绍到犬类训练中心接受再教育。在澳大利亚,如果家犬狂吠造成扰民,当地法律部分会直接安排犬类教练上门服务。在瑞士,一方面“动物福利条例”规定了狗主人必须保障狗的福利,包括每天必须让它们与人类接触,最好也能与其他狗接触,根据狗的身体需要每天在户外散步等等。训练狗的时候也不能使用通电项圈和化学气味等让狗狗不适的装置。另一方面,2008年9月1日起,有购买和饲养犬类意愿的人必须参加培训并提供结业证书。课程包括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部分包含四小时法律基础知识,以及狗的种类、需求和社会行为学习;实践部分则有至少四个单元,教会狗主人在日常情况下学习如何控制狗的行为。狗主人有两年时间完成该课程,之后便可合法养狗。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约有20%的狗主人没有参加课程,该法令于2016年被取消。

意大利中央政府对狗链的长度做出统一的1.5米规定。

以上种种规定包括不同地区规定之间的冲突,实则反映了不同社会文化对于养犬的不同看法,究其根源,实则涉及动物伦理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关系问题。“三辉图书”近日发布了钱永祥的一篇旧文《一个“论述”的里程碑:<我的猩猩宝贝>序言》,在其中,钱永祥探讨了动物伦理学的兴起以及人类与动物之间的道德关联。钱永祥在文中指出,人类对待周遭的人和物,总是有一种施展“差别待遇”的本能和必要。为了合理化和正当化历史上对于某一群体的歧视、压榨和压迫,人类乐于渲染异几的不同和他我的差异。通过将其他群体以种族、性别、阶级、宗教信仰等标准进行区分,以便施加歧视。在这不胜枚举的分辨中,人兽之辨由于受害者的回击无能而遭到施害者的麻木遗忘。而人类强调这种差异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让人类继续用轻松的心情享用动物。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反思这一行为,在动物伦理学和动物行为的研究中,很重要的部分便是讨论动物究竟是否有道德地位。如果有,那么人类对待动物的各种方式,则必须受到道德原则的节制,并且需要做出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动物伦理学涉及几个前提和思考方向。

第一,凡是有感知(痛苦)能力者,就有利益可言,而有利益可言者,就应该得到基本的道德地位。因此,相当多数的动物都具有道德地位,在人类决定如何对待它们时,应该将它们的利益纳入考量范围。第二,由于道德要求具有普遍性,动物利益应该列入道德考虑范围。第三,人与动物之间可观的差异是否相干,相干到何种程度?是否大到足以完全忽视动物利益?在这三个前提之上,有关动物的行为研究凸显出其重要性。通过研究动物的感知、思考、情绪以及个体和群体生活的特征,人类便可了解动物的利益究竟何在,和人类的差异又该如何比较。更进一步,也可得知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否违背道德要求的一项基本准则:除非有相干的差异,人与动物的待遇应该尽量平等。

然而,这三项道德原则执行起来却存在极大的困难。正如“界面文化”上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动物的差别对待:我们为什么一边吸猫一边吃猪?》)揭示的,自古以来人类对于动物就存在差别对待,作者潘文捷在文中指出一个令人心碎的真相:调查发现,人们愿意捐献多少金额来拯救濒危物种,实际上取决于这种生物的眼睛尺寸。因此动物是不是惹人喜爱、在人类的评判标准中可爱与否,才是人类衡量这种动物是否重要的首要标准。那么,当我们一边宣扬保护所有具有感知痛苦能力的生物的权益,一边却大啖肉类,当我们一边吸猫遛狗,却一边吃猪吃鸡,这是一种伪善吗?人类动物关系学家哈尔·贺札格指出,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是“身体和心灵的混沌战场”。事实上,多数人对其他生物如何被对待是没有立场或者持有空泛立场的。他们的想法并非建立在深刻思考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和动物问题相关的道德问题的基础上的。因此,贺札格认为:“所谓的矛盾并非出于精神异常或者伪善,相反的,矛盾无可避免,这就是人性。”

当我们一边吸猫遛狗,却一边吃猪吃鸡,这是一种伪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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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双十一”十周年,以及杭州打狗事件引发的有关动物伦理的讨论。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双十一”十周年,以及杭州打狗事件引发的有关动物伦理的讨论。

“双十一”十周年:消费狂欢后,快递垃圾何去何从?

一周之前,各大电商预热已久的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终于拉开帷幕。天猫“双十一”总成交额2分05秒突破100亿元,刷新去年创下的最快破百亿记录。而在1小时17分钟后,交易额即超过2015年“双十一”全天成交额。到12日零点,2018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的成交额定格在2135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物流订单突破10亿。除了天猫外,京东、苏宁、网易考拉、唯品会、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也纷纷晒出“双十一成绩单”。时至今日,“双十一”已经从最初的“光棍节”变身为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在这十年间,中国电商以及互联网产业飞速崛起。正如“人民日报”在《从促销活动到购物狂欢,双十一见证中国网购变迁》一文中所说,“双十一”十年来的演变历程,已经成为观察中国电商乃至互联网产业、消费变迁的一个样本。而与电商购物狂欢相伴相生的,是物流行业的高度负荷以及堆积如山的快递垃圾。消费狂欢之后的环境成本,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双十一”十年,我们的消费生活发生了何种改变?小绿桑在发表于“腾讯·大家”的文章《双11,我们累了,求放过》一文中指出“双十一”狂欢营造出了“不消费的人是可耻的”氛围。小绿桑认为,在“双十一”到来之际,近年来在网络弥漫的全民焦虑的丧文化消失不见,只有全民狂欢的大潮。人们衡量生活的标准不再是内心充实与否,而是是否消费得起某样商品。停止消费或者无法消费成为焦虑的来源。我们的生活自此由消费定义。

到12日零点,2018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的成交额定格在2135亿元。

既然如此,“双十一”是如何消解焦虑的呢?商家采取了减弱社会角色、增强生活角色的策略,商家的宣传叙事也逐渐从宣传性价比转移到对生活方式的倡导。这样一来,商品便不仅仅是商品,而是帮助消费者进入角色、实现理想生活的道具。这种策略的巧妙之处在于,通过全方位多维度“创造”消费者的生活角色,最大程度地开发消费潜力。小绿桑指出,这些角色都是轻角色,即诸如瑜伽爱好者、重口味星人、韩范小妖精之类的不会给生活带来负担并且彼此间的冲突会引发奇妙化学反应的角色。相较于母亲、教师、家庭主妇这类承担很大责任并且彼此冲突时无法兼顾的重角色而言,商家倾向于强调轻角色,并且巧妙地将重角色置换为轻角色,让消费者在消除内心紧张感的同时,将焦虑转化为寻求理想生活的动力。但这种将沉重现实轻盈化的方式,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在一次次消费狂欢结束之后,当金钱和消费营造的海市蜃楼逐渐散去,人们又会陷入新一轮的焦虑。

除了对于焦虑的遮蔽之外,网购时代的“双十一”也占用了人们大量时间。在网购时代通过链接、图片的层层引导,诱惑无限繁衍增殖。这些看似是消费者主动上钩的诱惑实则是商家精心设计的、通过大数据和算法为每位消费者量身定制的延绵不绝的购物链条。正如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所说的:“当你购买一种高档商品的时候,这一商品与其他同档位的商品会形成一个紧密的筑模性欲望诱惑链,它们是凸状性的‘一串意义’相互暗示以生成对人的欲望的控制和支配。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除此之外,为了获取消费者更多的注意力,消费的全过程还被人为拉长。这一点从十一月初便开始造势预热的商家、反复出现的电脑弹窗和手机提示短信、每天特定时段的抢劵以及定金预付等种种现象便可看出。这种不间断的消费刺激,让“双十一”从一天、两天延伸到一周、两周,甚至整个十一月。

值得注意的是,“双十一”打造的消费狂欢,更多的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它遮蔽了复杂的现实情境,将淹没在促销信息海洋中的“中产阶级”与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区分开来。同样将我们与真实社会情境区分的,还有“双十一”当晚的数字奇迹。这种奇迹计算的不是人们的花费,而是他们为这场消费狂欢做出的贡献,消费者心甘情愿地做出让渡,成为这场消费仪式中的祭品。

“双十一”堆积如山的快递

成为祭品的不只是人,还有海量的网购运输带来的快递垃圾。界面记者王学琛在《双十一狂欢的环境成本:18.7亿件快递垃圾该如何处理?》一文就谈到这一问题。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2018年11月11日,中国主要电商企业全天一共产生快递物流订单13.52亿件,较去年同比增长25.12%;预计11月11日到16日期间,全行业处理的邮件、快件业务量将超过18.7亿件,比2017年同期增长25%。而从2012年到2017年之间,中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从56亿件飙升至400.6亿件。到2020年,这一数字可能变成700亿件。在快递业务的巨量增长背后,是无数亟待处理的废纸箱、塑料袋和胶带泡沫等。快递垃圾,这一最近几年增长最快的生活垃圾,在网购时代迎来了爆炸式的发展。从包装材料来看,目前中国快递业的包装主要集中在快递运单、编织袋、塑料袋、套封、包装箱、胶带以及内部缓冲物7类。据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海云称,由于纸箱本身可回收也能够降解,因此快递垃圾一般指的是塑料袋和胶带。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7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2016年全国快递共消耗约32亿条编织袋、147亿塑料袋、37亿包装箱以及3.3亿卷胶带,仅一年消耗的瓦楞纸箱原纸,就多达4600万吨,相当于7200万棵树。与高耗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回收率。有媒体公开数据表示,目前中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包装物总体回收率不到20%。而根据菜鸟网络的预测,99%的快递包装仍需要靠消费者、清洁工和废品回收人员处理,最终被焚烧或者填埋。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不可回收垃圾,有些企业如京东物流、苏宁和菜鸟驿站均在最近两年开始试水绿色包装。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刘建国称,可循环利用的包装和可降解的材料,都必然带来运费成本的增加。而这多出来的成本,究竟由消费者、电商还是生产厂家来承担,这其中涉及更为复杂的问题。相比成本的增加,消费者的接受度和环保观念的形成过程则更加漫长和艰难。在界面新闻对于多名消费者的随机采访中,很多人表示并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在刘建国看来,尽管垃圾是消费的产物,但主要还是从网购这个行业产生的。长远看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即生产者不仅应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承担责任,也要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尤其是废弃后的回收和处置中承担责任——是个值得考虑的方向。电商平台相关行业从中获利后,却将随之而来的环境成本转移给全体纳税人,这在刘建国看来,十分不合理。

文明养犬再惹争议:宠物权益与社会公共秩序如何平衡?

11月3日,杭州市余杭区一名男子因遛狗时自己的狗受了“委屈”,对路人大打出手引发舆论关注。11月15日起,杭州市城管委宣布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针对遛狗不牵绳等一系列不文明养狗行为的专项集中整治。杭州由此成为国内第一个修订并执行严格宠物饲养条例的城市。在条例实行的11月15日到12月底之间,遛狗必须在晚7点至早7点间进行,禁止进入公园、商场或学校等公共场所,且必须栓绳;除此之外,主人须为狗办理养犬证,重点限养区内每只犬第一年需缴纳1000元,以后每年度为500元。若无养犬证,狗可能会被扣押。中华田园犬、柯基、法斗因属烈性犬被禁止饲养,就算此前是家养宠物也无法上狗证;金毛、二哈则属于大型犬,即便有狗证,主人也不得外出遛狗。该条例一出,舆情汹涌。微信自媒体开始出现杭州打狗、暴力捕狗的相关文章,微博上的话题“万人请辞杭州打狗”热度持续上升。11月16日晚,杭州市城管委就此事进行公开回应称:“在此次治理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暴力执法事件,没有一条狗发生非正常死亡。近期网上出现的伤狗行为,均非杭州城管执法所为。”次日,城管又发布致市民的公开信说明情况。

杭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致杭州市民的一封公开信

从今年8月的异烟肼毒狗,到如今的杭州“打狗”,城市养犬问题频繁进入公众视线。如果说异烟肼事件讨论的是在公共管理条例缺失或者存在漏洞的情况下,个体如何将“私力救济”推到极端,那么此次杭州的不文明养狗条例则是从城市公共管理的角度探讨人与狗的关系。如何做到文明养狗?如何平衡自家宠物狗的权益和社会公共秩序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城市养狗以及频发发生的不文明养狗行为连同因此而产生的部分群体对于犬类的厌恶和伤害,实则涉及到动物伦理问题,涉及到人类与小到犬类,大到其他动物物种的关系问题。

杭州狗主人打人事件后,媒体人朱昌俊在“新京报评论”发表评论《“限时遛狗”:不文明养狗难治之下的“熔断机制”》。文中指出,虽然对于限时遛狗这一条例,向来是支持反对的声音掺半,但由于狗主人打人等事件的发生,强化了人们对于该条例的认可,这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辩证关系。养犬者因此应该认识到,养犬行为越文明,社会的包容度才会更高。朱昌俊也指出,养犬文明未必一定要通过限制遛狗时间实现,减少遛狗时间毕竟治标不治本,只是减少了不文明行为的“暴露”时间。在当下,越来越多地方出台限制遛狗时间的条例,更多是一种无奈之举。作者认为,相较于限制遛狗时间,更需要的是让“养狗必办证”和“遛狗必栓绳”的观念像“喝酒不开车”一样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普遍的文明习惯。与此同时,如今的问题不是养狗基本规范的缺乏,而是执行的缺位。社会管理应该在这方面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保障条例规范的实施和执行。

在文明养狗这件事情上,发达国家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朱昌俊指出,除了对于时间的限制之外,中国或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通过空间上的区隔从正面减少人狗发生冲突的几率。例如在芬兰的居住人口集中区域,就开辟了专门的“宠物狗专用林地”和“遛狗公园”,人们可以带着狗到这里散步、嬉戏,对狗进行各种训练。

在发布于公众号“地球知识局”的文章《在国外,管狗不严会有什么后果?》中,作者椰格梳理了诸多发达国家采取的值得借鉴的做法。首先是为避免犬大伤人,很多国家和次级行政单位对犬主能够购买的犬种进行限制。比如在澳大利亚就在联邦层面规定不允许任何人进口阿根廷藏獒、巴西藏獒和有藏獒血统的加纳利犬。与此同时,凶悍的比特犬、很多斗牛犬和斗牛梗也在一些国家的禁养范围内。

其次是对遛狗的限制。在有些国家,虽然没有对犬种买卖做出限制,但对于饲养猛犬却有相应的规定,如犬主可以拥有斗牛犬,但必须展示清晰的警告标志,并将狗保持在加强围栏之后。在遛狗一事上,很多国家也做出了相应规定。意大利中央政府对狗链的长度做出统一的1.5米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狗出现在公共场合,就要戴上嘴套。丹麦政府也规定狗在旅游旺季必须随时拴着链子才能出门。如果狗发狂咬人,警方有权力将其当场击毙。而瑞士政府则将新买犬只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品种、父母信息、毛色和狗主信息全部登陆在一块芯片上,在狗出生三个月内植入它们皮下,可供全国兽医和警察追查。一旦狗惹是生非,很快就能追踪到主人。除了对犬类进行管理和监督,对于主人和动物行为的前期培训也极为重要。意大利政府被要求向狗主人提供饲养课程,内容包括狗的动物行为学,帮助狗主人判断爱犬何时发怒,何时胆怯,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英国警方则会将造成破坏的狗和狗主人介绍到犬类训练中心接受再教育。在澳大利亚,如果家犬狂吠造成扰民,当地法律部分会直接安排犬类教练上门服务。在瑞士,一方面“动物福利条例”规定了狗主人必须保障狗的福利,包括每天必须让它们与人类接触,最好也能与其他狗接触,根据狗的身体需要每天在户外散步等等。训练狗的时候也不能使用通电项圈和化学气味等让狗狗不适的装置。另一方面,2008年9月1日起,有购买和饲养犬类意愿的人必须参加培训并提供结业证书。课程包括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部分包含四小时法律基础知识,以及狗的种类、需求和社会行为学习;实践部分则有至少四个单元,教会狗主人在日常情况下学习如何控制狗的行为。狗主人有两年时间完成该课程,之后便可合法养狗。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约有20%的狗主人没有参加课程,该法令于2016年被取消。

意大利中央政府对狗链的长度做出统一的1.5米规定。

以上种种规定包括不同地区规定之间的冲突,实则反映了不同社会文化对于养犬的不同看法,究其根源,实则涉及动物伦理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关系问题。“三辉图书”近日发布了钱永祥的一篇旧文《一个“论述”的里程碑:<我的猩猩宝贝>序言》,在其中,钱永祥探讨了动物伦理学的兴起以及人类与动物之间的道德关联。钱永祥在文中指出,人类对待周遭的人和物,总是有一种施展“差别待遇”的本能和必要。为了合理化和正当化历史上对于某一群体的歧视、压榨和压迫,人类乐于渲染异几的不同和他我的差异。通过将其他群体以种族、性别、阶级、宗教信仰等标准进行区分,以便施加歧视。在这不胜枚举的分辨中,人兽之辨由于受害者的回击无能而遭到施害者的麻木遗忘。而人类强调这种差异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让人类继续用轻松的心情享用动物。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反思这一行为,在动物伦理学和动物行为的研究中,很重要的部分便是讨论动物究竟是否有道德地位。如果有,那么人类对待动物的各种方式,则必须受到道德原则的节制,并且需要做出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动物伦理学涉及几个前提和思考方向。

第一,凡是有感知(痛苦)能力者,就有利益可言,而有利益可言者,就应该得到基本的道德地位。因此,相当多数的动物都具有道德地位,在人类决定如何对待它们时,应该将它们的利益纳入考量范围。第二,由于道德要求具有普遍性,动物利益应该列入道德考虑范围。第三,人与动物之间可观的差异是否相干,相干到何种程度?是否大到足以完全忽视动物利益?在这三个前提之上,有关动物的行为研究凸显出其重要性。通过研究动物的感知、思考、情绪以及个体和群体生活的特征,人类便可了解动物的利益究竟何在,和人类的差异又该如何比较。更进一步,也可得知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否违背道德要求的一项基本准则:除非有相干的差异,人与动物的待遇应该尽量平等。

然而,这三项道德原则执行起来却存在极大的困难。正如“界面文化”上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动物的差别对待:我们为什么一边吸猫一边吃猪?》)揭示的,自古以来人类对于动物就存在差别对待,作者潘文捷在文中指出一个令人心碎的真相:调查发现,人们愿意捐献多少金额来拯救濒危物种,实际上取决于这种生物的眼睛尺寸。因此动物是不是惹人喜爱、在人类的评判标准中可爱与否,才是人类衡量这种动物是否重要的首要标准。那么,当我们一边宣扬保护所有具有感知痛苦能力的生物的权益,一边却大啖肉类,当我们一边吸猫遛狗,却一边吃猪吃鸡,这是一种伪善吗?人类动物关系学家哈尔·贺札格指出,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是“身体和心灵的混沌战场”。事实上,多数人对其他生物如何被对待是没有立场或者持有空泛立场的。他们的想法并非建立在深刻思考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和动物问题相关的道德问题的基础上的。因此,贺札格认为:“所谓的矛盾并非出于精神异常或者伪善,相反的,矛盾无可避免,这就是人性。”

当我们一边吸猫遛狗,却一边吃猪吃鸡,这是一种伪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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