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通宏观 姜超  陈兴  宋潇

减税如何促进消费？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速屡创新低，而我们认为，刺激消费最有成效的当属减税政策。减税如何促进消费？根据经济学原理，消费主要受到收入和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在收入端，减少个人所得税可以直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减少企业所得税可以提高企业的税后利润，一方面带来工资收入的提升，另一方面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能间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增长最终会带来消费规模的扩大。在价格端，减少间接税可以直接降低消费品价格，促进居民扩大消费量；同时减少间接税也可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盈利从而提高工资收入。

美英减税：提高收入，拉动消费

美国经济在每轮减税政策后均强劲回升。而消费是复苏背后的重要力量。居民消费在美国经济结构中占比最大，每当减税政策出台之后，消费对于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均大幅上升。以里根政府时期为例，其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推出了两项大规模的减税方案，核心内容在于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等主要税种的税率进行大幅下调，税率结构也进行了精简优化。

减税对于经济的改善可谓立竿见影，企业所得税率的下降增厚了企业利润，而企业盈利的回升也增强了其用工意愿，美国的失业率从1983年初的10.4%降至1985年的7%左右，这意味着此前的失业群体能够通过工作来提高自身收入。减税政策带动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触底回升，也拉动消费强势反弹，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1980年的-0.3%的低点一路回升至1983年的5.7%，其后直到1988年大都维持在4%以上的增速水平。商品消费在减税政策下最为受益，而其中耐用性消费品是最大赢家。

英国减税政策对于消费的促进与美国情况类似。以撒切尔政府时期为例，其同样推出了对所得税的大幅减免措施，由此带来居民收入改善和消费恢复，但不同之处在于，撒切尔政府同时采取了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举措，造成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因此这一时期英国消费增速的回升主要由就业者贡献。

日本加税：方向相反，背道而驰

日本则提供了典型的反面案例。虽然其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后期也集中推出了对于所得税的减免措施，但由于不能够坚持贯彻，特别是提高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直接作用于价格端，增加了居民的购物成本，对消费的伤害作用更大。

历史上，日本一共上调过三次消费税，每次消费税的提升都导致消费大幅下滑。如1997年和2014年消费税的提高令日本短期内消费环比增速一度下滑至-2.6%和-4.6%。可选消费品受到消费税上升的影响更强。由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弹性更小，价格上涨以后居民也只能被迫承受而不能大幅减少消费。但是耐用品消费价格弹性较大，加税会导致居民推迟或者不消费。

 个税抵扣开好头，减增值税促消费

我国今年消费增速因何出现大幅下滑？

从长期影响来看，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加杠杆买房对于购买力的挤出。2017年底中国居民部门总贷款已经达到41万亿，占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再创新高至90%，而同期城镇居民房贷余额是21.9万亿，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达到了60%。过去两年扣除房贷支出后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出现明显下滑，2015年尚在9%，2016、2017年则分别降至7.4%和7%。这也解释了201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增速之间走势的背离。

而从短期扰动来看，汽车销售增速的下滑成为主要拖累。汽车是商品零售中的第一大品类，汽车类零售额约占限额以上企业零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汽车类零售累计同比增速已由2017年底的5.6%降至2018年9月的0.2%，9月当月增速更是大幅下滑至-7.1%，创下2002年以来的新低，10月跌幅虽略收窄至6.4%，但仍处低位。2018年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的退出，无疑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抑制了居民的购车热情。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不论消费增速的下滑是来自居民收入的透支，还是消费成本的上升，其实都可以通过减税政策来解决，但需要明确的政策方向与一以贯之的政策定力。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也指出，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要靠完善财税政策予以配合。

个税法修改实施为减税促消费开了好头，但由于税改前仅约1.87亿人交个税，且个税收入仅占税收收入的8%，释放的减税红利相对有限。而我们认为，要想真正地通过减税来促进消费改善，应该从增值税入手。减增值税以后意味着产品会自然降价，削减了消费成本，且其惠及人群最为广泛，减税规模也相当可观，能够有效对冲经济的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