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预计2019年还将延续。财政政策对于实体经济而言，传导路径短、见效快、力度强，能有效支持经济增长。我国财政政策空间充足，中央财政赤字仍有扩大的空间。

徐忠指出，经济下行压力既有经济增长转型的客观因素，也有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主观因素。而且，前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主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政策调控存在“一刀切”倾向。比如，在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未考虑补短板基建建设资金的缺口，导致基建投资迅速下跌；房地产市场存在补库存的压力下，通过限制政策打击投机需求，但也误伤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产能更多是去产量，改善中上游行业的盈利；运动式环保加大了企业负担，很多有效率的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徐忠说，一些宏观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横向叠加，导致合成谬误。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国有企业、财税体系、市场准入等深层次改革迟迟未能有效推进，导致政策预期不稳，市场信心不足。

他认为，当前宏观调控应该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稳定经济增长和市场信心。同时，还需强化宏观政策统筹协调，避免政策不协调效应同向叠加。就货币政策来说，现阶段货币政策重点应该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盲目追求M2和社融扩张不可取。

徐忠指出，以改革的思路进行需求侧管理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要加快出台稳定经济和促进需求作用的改革措施，比如税制改革；另一方面是改变工作方式，加强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提高政策科学性，评估政策的潜在影响，避免“一刀切”，用力过猛。

财政扩张还有空间

徐忠指出，我国财政政策空间充足，财政政策力度主要是受中央财政赤字安排偏低的约束，中央财政赤字仍有扩大的空间。应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资金配套不足，导致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闲置，亟需盘活几万亿国库资金。同时，财政资金使用碎片化，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补短板也有改善空间。

他说，从短期看，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础设施投资短板，保证有效投资力度，但不能走大水漫灌的老路，而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致力于补短板、扩内需。长期看，要加快建设性财政向公共性财政转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可市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等公共利益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

总之，徐忠表示，我国可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存在所谓的资源约束。从凯恩斯定理引申来看，需求创造供给。财政支出不仅增加投资，也会增加储蓄，不受当前储蓄水平的制约。当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条件下，财政支出如何充分融资，财政债券如何有效发行，财政防风险如何安全控制，这些问题也应该深入研究。但算大帐，财政支出具有“自我融资”的功能，并不存在储蓄资源约束财政空间的问题。

在谈到减税时，徐忠说，增值税理论上不构成企业负担，但是中国增值税制存在扭曲，导致企业税负感较重。在真正的增值税制度下，增值税表面上由企业缴纳，但企业可以通过商品定价将其转嫁给最终消费者。但在中国的增值税征管实践中，增值税抵扣链条没有彻底打通，进项抵扣不足，企业无法充分转嫁。因此，除下调增值税率外，还应推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税制中存在的扭曲效应，使增值税成为真正的中性税收。

至于个人所得税，徐忠认为，由于税负结构不合理，中国的中低收入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太重。相反，对一些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监管偏松，该收的没收上来。因此，短期看，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提高起征点；长期看，应不断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

地方债要看净值而非规模

今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堵后门”力度大大增强，但“开前门”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徐忠表示，财政预算中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来可控，要警惕因为处置风险而产生的风险。

徐忠说，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问题，核心应该是净值，而非债务规模。地方政府在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包括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债务。净资产充足，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表示，从短期看，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前门”要开的足够大，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从地方政府债务现状看，各地风险状况不一样，有的地方负债较多，需要硬化预算约束，有的地方净资产充足，尚有举债空间，不能一概而论。长期看，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没有理顺，是地方政府债务背后的体制根源，应从完善央地财政关系入手。

徐忠还指出，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看，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流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还有大量基建需求和潜力，不应“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