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生命伦理学家弗兰西斯卡·密涅瓦（Francesca Minerva）与人合作发表了一篇名为《产后堕胎：为何婴儿应当存活？》（After-birth abortion: why should the baby live?”）的论文。该研究的结论是，新生儿与胎儿的道德地位（moral status）相同，因此从伦理上讲，在一切允许堕胎的环境里，杀死新生儿也应当是被允许的。

诸如《卫报》这样的媒体抓起“杀死烦人的婴儿”这句话就是一阵猛批，当时在右派中很受欢迎的美国摩门教评论家格伦·贝克（Glenn Beck）也在其个人网站上对此予以谴责。

论文作者很快就遭到了公众的抨击——主要是保守派以及有宗教背景的批评者，但也有堕胎的支持者不同意将杀婴（infanticide）等同于堕胎。

密涅瓦在比利时根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当时收到了不少死亡威胁和羞辱。她的工作头一次以如此这般的反响收场。

“收到死亡威胁，还有人提出要开除你——就我的情况来讲是杀掉你，这令人极度不快，”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起初我受了好一阵子惊吓。但后来并没有人来杀我，我就觉得事情大概可以算过去了。”

密涅瓦称欢迎批评其工作，这本身就是学术活动的一个环节，但也表示当时如果能把批评表述得“不那么吓人，不至于耸人听闻”就好了。

在她的学者经历中，这项研究还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关注”——她认为，现在有了社交媒体，学术著作的取得和分享变得易如反掌，公众的恶言相向如今已经是“稀松平常”了。

大约在一年前，她找到了两位朋友——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杰夫·麦克马汉（Jeff McMahan）和澳大利亚的道德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并与之商议了出版一种新期刊的事宜，学术作者在上面发文可以不用真名。

二人同意了。辛格对堕胎权和杀婴也有相似的辩护，遭到残障人士权利活动家持续多年的抗议，麦克马汉最近在贝鲁特大学演讲则遇上了一群“抵制、撤资、制裁”运动（简称BDS，为前述三项举措的首字母缩写，著名的反以色列运动之一——译注）支持者的呛声（他在以色列的大学讲过课，且在其中某所大学担任顾问性的职位）。

八个月前，三人决定着手落实。第一期《观点争鸣》（Controversial Ideas）预计于2019年出版，他们组建了为数40人的编委会（包括三人在内），目前正与某出版商洽谈建立开放存取（open access）的线上期刊的相关事宜。

期刊创始人声称，来自公众及大学内部的巨大压力正在扼杀学术。他们还举了一些例子。

去年，助理哲学教授芮贝卡·塔韦尔（Rebecca Tuvel）的《为跨种族主义一辩》（In Defence of Transracialism，文章主张人们可以自己决定归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文引起的争议迫使期刊《希帕提娅》（Hypatia，刊名取自同名的古代女性哲学家、数学家——译注）为发表此文而致歉，并撤回了论文，当时有有800余名学者在公开信上联署要求撤回。

2017年12月，牛津大学有超过50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对其同行尼格尔·比加（Nigel Biggar）的“伦理学与帝国”（Ethics and Empire）项目加以抨击并表示抵制，该项目曾主张人们应当对其帝国主义的过往感到“自豪”。

《观点争鸣》创刊者提到的其它例子还包括所谓的“不提供平台”（non-platforming），亦即不让被指有排斥跨性别者（transphobic）、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在大学发表演说（包括对演说者提出抗议，或要求大学取消对某人的邀请等等）。

其中，最为极端的一个案例发生在佛蒙特州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教授艾利森·斯坦格（Allison Stanger）身上，他在与政治科学家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辩论后，和抗议的学生发生了冲突并被打成脑震荡，住进了医院，穆雷的论述被指有为优生学和白人民族主义张目之嫌。

麦克马汉还强调了另一个学者被右派噤声的案例——2013年，专攻以色列-阿拉伯关系的学者史蒂芬·萨莱塔（Steven Salaita）因为在推特上发布反以色列言论，未能在伊利诺伊大学取得教职。

事实上，麦克马汉把“来自右翼的”针对学者的谴责描述为“更令人不安的”，理由是他们“倾向于诉诸暴力威胁”。综合一系列传闻性的证据，他的粗略感觉是右派的攻击主要源自大学环境之外，而左派的攻击主要来自大学之内。虽然他注意到后者正变得“越来越频繁”，但他认为它们“威胁较少，因为——姑且不论明德学院的那次事件——左派的手法一般是非暴力的”。

日前，《观点争鸣》期刊计划在BBC电台第四频道发布，栏目名称为“不受挑战的大学”（University Unchallenged）——其中就眼下的热门争议进行了探讨，即大学是否应当允许学者之间在政治观点上有充分的多样性。

虽然辛格和麦克马汉的政治观点总体上偏向建制左派，但论述上对右派较为同情的学者也纷纷开始在这一理念周围聚集起来：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政治学教授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著有《白移：民粹主义、移民与白人多数的未来》（Whiteshift: Populism, Immig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hite Majorities）一书，其中主张对移民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伦理甄别（ethic selection），并为白人的“族群性自利”（ethnic self-interest）作了辩护，精研国家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的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戈德温（Mattew Goodwin）则认为该思潮背后有着一种文化变迁。

12月初，戈德温将在伦敦参与一场名为“移民与多样性政治：对自由民主的挑战？”（Immigration and Diversity Politics: A Challenge to Liberal Democracy？）的辩论。这一主题与其原貌有些不同。原先的主题名为“种族多样性的增强是否会对西方构成威胁？”（Is Rising Ethnic Diversity a Threat to the West?），后来有230名学者联名发出公开信警告称准许极右派观点参与公共辩论将会使其正常化，遂有上述的改动。

“我们正日益陷入这样的境地，人们感到自己不能提出特定的研究问题，或者不能探讨特定的话题，或者不能在挑战特定的社会规范之时免于同行的攻击，”戈德温解释了自己为何支持《观点争鸣》。

“创立这份期刊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那场争论的标志。”

后半句话说对了。虽然其作者宣称要追求理性、证据和不偏不倚，《观点争鸣》的创立——及其对学术自由的呼吁和对匿名性的保证——在学界日益激烈的、有关“视角多样性”是否真正面临威胁的争论中，本身也是一种表明立场的行为。

相当一部分大学内部人士——不限于前述参与公开信联署的那几百人——相信，“压制争论”的指控被愤愤不平的右翼分子夸大了。

“我觉得，《观点争鸣》似乎简单地接受了大学言论自由遭到来自外部和学界内部攻击的有关论述，但我相信这一说法有不小的捏造成分。”东伦敦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高级讲师亚伦·温特（Aaron Winter）说。

“我认为，‘争议性’研究这种说法本身就很有意思，我很好奇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说，“譬如说，某些研究的种族主义或者文化沙文主义色彩不是特别突出——这看起来就是有争议的。”

他表示，近来某些学者因高调为极右派观点辩护而受到批评，这本身就在“制造争论，但同时却声称自己没有发言平台”。

同意他这一观点的人大多有类似的见解，他们相信学界中真正被噤声的乃是少数族群和边缘化的社群。毕竟，在2016年至2017年间，记录在案的黑人女性教授还只有25人，而教授总数则为19000人。据英国机构Advance HE统计，在同一学年，记录在案的教授里有14000名白人男性，黑人男性为90名。

前文提到的“被噤声的”有关跨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研究，分别来自一名顺性别（cisgender，亦自我性别认同与出身性别一致的人群——译注）白人女性和白人男性。在一个少数族群的空间如此之小的学术领域里，其头面人物却还在争取其原本已经建制化的攻讦权利。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番眼下的主流期刊究竟是哪些人在把关，不难发现他们在身份上跟那群对《观点争鸣》表示赞赏的人有很大的重合。”巴斯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奥勒利恩·蒙顿（Aurelien Mondon）说。

“这群人大多是白人男性，拥有教授职称，通常有精英家庭的背景，如此看来这份期刊的意图根本就不是要给那些无力发声的人以发声的机会……这群人手里的平台资源乃是那些拥有交叉性身份（intersectional identities，指兼有若干弱势身份的人，如少数族群、同性恋或残障者等——译注）的人所无法企及的。”

蒙顿称，《观点争鸣》的创刊者本身就“已经掌握了诸多平台”——并且还提出了一些右翼的、民粹主义的论述。他相信，这份期刊只不过会让那些已经具有建制派身份的作者在上面“不受任何审查地大放厥词……你的论点越是耸人听闻，那就越应该被公之于众”。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他认为选择匿名写作表现出了一种“回避争论”的取向：“就算大学里有所谓思想警察，那也大多来自保守派。”

在他看来，学术界目前一窝蜂地关注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所造成的滑坡效应，但却不考虑容纳右翼观点的相应后果。然而，“辩论”不能成为种族主义和极右翼政治的挡箭牌。

“他们摆出一副言论自由斗士的姿态，”他补充道，“但却只是一群懦夫，死抱住即将失去的特权不放。”

话说回来，麦克马洪坚持认为《观点争鸣》没有政治动机，并称编委会——目前尚未组建完毕和公开——代表了相当广泛的政治意见，并涵括了多样化的学术领域。

“我们将为论文挑选高水平的同行评审者，”他说，“如果我们不尽可能地确保论文有最好的品质， 那么期刊的名誉及其预期的功效就无从谈起——因此它不会跟那些人们可以随意发表匿名见解的网站雷同。”

有意激怒左派并借此高喊压迫，未必是创刊者们的动机，但其对匿名性的保障却有可能吸引到企图实施上述策略的右翼人士。

归根结底，成败取决于那些在学界看来的确无处发声的人。这份期刊真能为他们服务吗？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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