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必然会走向高收入国家阶段。但是，即便收入提高，由于社会公共服务、激励机制等问题仍存，人们生活面临的焦虑难以解决。

11月20日晚，张斌在“CF40·孙冶方悦读会”活动上指出，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已经很近。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高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应达到1.2万美元以上。2017年中国人均年收入在8690美元，属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他说，比较国内外经济发展轨迹，中国走的正是非常标准的所谓高收入国家走过的路。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手工业到9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90年代末全国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产业，包括动力机车、机器设备等产业发展起来。2010到2012年迎来拐点，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从这点上看，怎么可能不进入高收入国家？”

但张斌同时指出，即便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们也未必觉得生活更好。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一些领域仍有较大差距。

“我们公共服务业的占比是严重偏低的，我们城市化率是严重偏低的。我们对于很多服务类的支出是严重偏低，我们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严重滞后。”他说，“到现在，我们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实它的发展和我们需求来讲还面临很大的缺口。”

张斌认为，对于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包括城市化、户籍制度改革等都是积累人力资本非常重要的举措。这不在于政府去主动推动什么，而在于其是否能给人民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大的公共福利，让人力资本的成长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对于背后原因，张斌指出，一方面是政府的观念没有彻底转变，依然认为其主要任务是要发展经济，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这就造成很多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没有去做。另一方面，一些服务业面临供求双方信息不匹配的问题，带来政府的过度管制。

“你在商场里花5千块钱，你能知道产品预期可靠。你去医院看一场病，他坑了你，你不知道；帮了你，你也不知道。这种行业就会有很强的管制需要。”张斌说，高管制需求与高管制供给结合在一起，带来过度管制，服务业的发展面临很大的瓶颈。

“所以，我们会走向高收入，但是过了高收入门槛，我们能走多远？打一个问号。”张斌说，中国最先走入的可能是“焦虑的高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