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江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赵伟

年中以来，“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重要性明显提升。李克强总理曾明确表示，“稳增长根本是为了保就业”。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显著，2017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约带动196万城镇新增就业。今年7月，政治局会议将“稳就业”列为“六稳”之首，强调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背景下需“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此后，从中央到地方促就业政策密集出台。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提前完成全年新增1100万就业的目标，或部分得益于创业企业等对大学生就业的支持，2017年该贡献率达70%。年中以来，国内经济总体承压，但向总就业传导尚未体现，调查失业率处于4.8%-5.1%的较低水平。不过，伴随沿海经济景气下滑，对经济变化较为敏感的农民工就业或逐步承压。

2019年，新增就业需求的变化主要受到高等教育毕业人群、农民工数量以及职工安置需求等影响。历史上看，占新生劳动力比重近半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增速与四年前的招生数增速走势关联较大，可以此推测2019年预计毕业人口为851万人；2014年以来，每年新增农民工数量稳定在400-500万的区间。伴随2019年环保限产力度趋弱，职工安置需求或有所减弱，其他类新增就业需求或为200-300万人。综合考虑，2019年新增就业需求或为1100-1200万左右。

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海外风险向我国外贸链条的传导逐步显现，稳就业的需求或仍然存在。从领先指标来看，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制造业PMI指数已于2017年四季度见顶，自2018年初以来加速回落。2019年初起，前期贸易“抢跑”的滞后影响或将逐步显现，海外风险向我国出口链条的传导或将逐步显性化。领先我国出口两个季度左右的PMI出口新订单指数，从今年二季度起见顶回落，或预示着2019年我国出口或将承压。

若外需加速回落、影响出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就业压力或将逐步显现，稳就业的需要依然存在。转型框架下，政策维稳更加强调政策协同、精准施策，财税、货币、产业等各类政策，或将围绕“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等领域，结构性发力。针对中低收入人群加大减税力度、培育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新兴产业等，或将成为经济“结构性”发力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