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情礼赞》（In Praise of Love）一书中，法国共产主义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抨击了所谓“无风险的爱情（risk-free love）”的理念，它通常使用在约会服务的商业语言中，向顾客承诺“不坠入爱河的爱情”。对巴迪欧而言，寻求“无痛苦的完美爱情”，不过是“传统”包办婚姻的一种“现代”变体——这种厌恶风险、充满算计的爱情观令我们无法直面差异：“其理念是精挑细选，以找到在品位、梦想、闲暇乃至于在所期望的子女数目方面与自己完全一致的伴侣。他们试图回归包办婚姻，”巴迪欧写道。哲学家、文化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包办婚姻也有类似的见解，称其为“前现代的程式”。

针对西方的包办婚姻，巴迪欧和齐泽克都提出了相对委婉的批评。市井间流行的看法通常将这种实践与诸如荣誉谋杀、泼硫酸和儿童婚姻之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人们一般会把包办婚姻等同于强迫婚姻，具有强制性、义务性且高度可控——对立于个体能动性和浪漫爱情。

随着国际移民的增长，西方国家如何对待包办婚姻的问题也开始严峻起来：应如何看待移民和流动社群成员的情感生活？西方普遍认包办婚姻是不正当的，但这未必有根据，它源于对包办婚姻的无知以及对西方习俗的粗浅认识。

巴迪欧既批评自由放荡（肤浅而自恋），也批评包办婚姻（没有激发情感越界的有机、自发且永无止息的欲望）。他认为，有越界（transgression）才有真爱——这种破坏性的体验为人们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为合二为一缔造出共同的愿景。它的力量能令人放下自我、克服自私冲动、化偶然的邂逅为充满意义的、共享的连续性。对巴迪欧而言，爱情不只是寻找一名合适的伴侣，它还是一种建构过程，要经历一场痛苦的转变，我们才能“用两个人而非一个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包办婚姻的实践是否真如巴迪欧所言，压制了爱情的越界性力量？一个自由人是否有可能主动选择包办婚姻？其感受的深切程度，是否会不亚于经朋友介绍、在大学里结识或通过约会类APP而发端的婚姻？不论答案为何，都必须注意到包办婚姻的实践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真爱的体验也是有差别的。

必须强调的是，包办婚姻——它尊重准配偶们的同意——不同于强制婚姻，后者不包含这种同意。分开强制和包办婚姻后，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包办婚姻与“现代”的门当户对（match-making）实践背后的文化逻辑其实有高度重合。

包办婚姻所指代的一系列实践有一个广泛的光谱，其中父母或亲戚通常扮演媒人的角色。他们会把自己的子女介绍给“合适的”伴侣，并试图影响其个人决定。这类安排在中东、北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中国是相当常见的。某些包办婚姻里负责说媒的人可能是家人，也可能是专业的媒婆，随后则是准配偶们的会面，家长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这种会面乃是成家的预备环节，最终由准配偶定夺。在另一些婚姻中，“包办”的含义仅在于：伴侣表达结婚意愿后（自主安排）将会受到双方家庭的祝福。

在包办婚姻里，准配偶们的自主性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孝道和社会压力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会左右西方婚姻的形式。就社会阶级、学历、职业、宗教（这些因素本身就深受家庭影响）对吸引力和适应性的影响和形塑而言，浪漫爱情也未能免俗。社会现实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塑造了我们选择伴侣的自由乃至于对欲望的感受。在巴迪欧看来，爱情只有在某种反消费主义（anticonsumerist）政治的框架下才是有意义的。别的人也许会在不同的理想中找到意义。

包办婚姻中的夫妻通常会在家人发起的介绍中找到浪漫，因为这牵涉到了他们较广泛的价值体系。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种更简便、更具精神性的爱情模式，因其将集体意志与情感劳动置于性冲动和自私的个体性之上。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包办婚姻下的夫妻在其相处中通常会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有时比自由恋爱成婚的夫妻还要高。

另一种针对包办婚姻的常见批评大致如下：包办婚姻没有建立在深思熟虑的（informed）欲望基础上。伴侣彼此不熟，难以期待二人之间能产生真正的感觉。但英国精神病学家亚当·菲利普（Adam Philips）发现，我们对心上人产生的浪漫愉悦感并不总是源自我们对他们的知识，而是源自对遇见与其类似之人的先行预期：他在《错过》（Missing Out）一书里写道：

令你坠入爱河的人其实是你的梦中情人；……你在见到他们之前就已经梦寐以求了。你之所以如此坚定地认可他们，是因为你已经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了解了他们；也正是因为你一心期盼着他们的到来，你才会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但此时他们对你来说仍是不折不扣的外人。他们是某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

这种梦寐以求的熟识感（sense of dreamed-up familiarity）激励着人们去追求真实的亲密。包办婚姻也遵循同样的路径。

鉴于爱情是一种动态、微妙且高度复杂的体验，要为其找到一个普遍的定义是很难的。西方观察家经常会忘记的一点是：来自其它文化的人们也在不断地以各种巧妙的方式越界，以对抗僵化的刻板印象。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倾向于包办婚姻的女性不是父权传统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参与到了与实践相关的谈判过程中，使权力均势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包办婚姻未必是解决爱情问题里的万能药，但也不是古板呆滞的老黄历。应把它理解成一种不断演化的现代现象。

巴迪欧对真爱的定义有其局限、过于理想化且忽视了大部分世界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及其体验。它对爱情的表达和体验的认识仅停留于那些起来好象是“传统的”实践当中。这种误解和局限性在我们眼下的政治气候中才是真正有危险的。

鉴于动荡不安的西方政治世界日益陷入排外和本土主义，同情心遭逢的危机前所未有。对文化差异进行蔑视性、污名化的漫画式描绘，有可能——而且经常——会把移民或者流动社区的成员打入另册，视为不那么值得或完全不值得尊敬的对象。

历史反复向我们证明：把某一人群想象成不懂爱的存在，容易成为对其施以不当对待的前奏。我们固然需要谴责诸如强制婚姻这类暴力性的、强迫性的社会实践，但也不能把一整个文化污蔑为没有爱的“他者”。这对我们理解爱情的性质能有什么启示？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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