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的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计划在2019年出版续篇《遗嘱》（The Testaments）。《遗嘱》的背景设定在《使女的故事》结束15年之后，并由三位女性角色展开讲述。我和许多人一样期待这本新书，但是，我也好奇《遗嘱》能够提供怎样的文化和政治视角。

从出版的角度来说，现在正是出版《使女的故事》续集的完美时机。虽然原作出版于1985年，但在最近的电视剧改编和唐纳德·特朗普政治时代的影响下，如今正是人们对这本书讨论最广泛的时候。从支持堕胎权利的人群穿着剧中的使女红袍游行，再到关于梅拉尼亚·特朗普（不少网友认为今年白宫的圣诞装饰与使女服装颇为相似，并衍生了一系列恶搞图）的圣诞树笑话，阿特伍德故事中的小细节都在现实中找到了生命。这是件好事，证明了文学的作用。但我担心的是，阿特伍德的续集可能会提供一个同样集中和压迫的视角。

阿特伍德笔下的《使女的故事》，和现在引起我们文化关注度的《使女的故事》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我们不用读原著，甚至也不用看电视剧，就知道描述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有一点“使女”是什么意思。女权主义者抗议政府在生育权政策方面的倒退时，经常会提到“基列国”（Gilead）。阿特伍德构建的这个虚构国家如今代表了当代保守主义、厌女症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我们已经变成了使女”是一个隐晦的政治短语，用来表达“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做了什么，而且我们早就预料到了”。虽然这个论点的效果很好，但并不是没有风险。

但是，支持堕胎权利的游行人群穿着使女的衣服，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称之为“文化挪用”也许有点小题大做，毕竟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消费、转化、扭曲和歪曲文学，但我认为对堕胎权的关注显得视角过于狭窄了。《使女的故事》所描绘的宏大图景被缩小成一个时间点、一个地方、一个阶级，但堕胎权是各种族和阶级女性的重要需求。虚构的角色能够承担如此重任吗？现在，女权主义者已经把自己和《使女的故事》绑在了一起，如果续集背叛了他们呢？

当今对《使女的故事》的解读总是倾向于简化这本小说和女权主义的关系。也许这是无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政治极端两极分化的时候，基列国和现实的任何平行对比可能总会导致其中的细微差别被忽略。我们认为《使女的故事》是对特朗普和极右主义的批判，但却会忽视小说中对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女权主义的矛盾描写。奥芙弗雷德（Offred）的母亲是个会烧掉色情杂志的极端主义者，奥芙弗雷德自己对口红、面霜、杂志、暴露服饰的渴望，暗示了对猛烈抨击色情产业和女人味的论调的怀疑。虽然小说没有直说“事情往往会事与愿违”，但也呈现了父权社会的几种不同道路，而如果我们选择其他道路，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小说能够在描述最极端的父权社会的同时，与女权主义进行对话，这是其最大的优点之一。书中没有否认厌女症的存在和现象，也并没有强制给我们灌输想法，只是提供了不同的方向。

阿特伍德写《使女的故事》的时候，并没有面临《遗嘱》这么高的大众期待。《使女》并不是因为特定的事件而为特定的人群所撰写的。但如今，《使女》已经成了一种政治产物，原著、电视剧和红色服饰都用来抗议特朗普的政治环境，这让许多女性对此有了很深的感情。如果1985年的小说真的预测了当今的社会现状，那我们又会从发生在15年后的续集故事中得到什么？《遗嘱》会成为另一个预言吗？我们能够保持足够的距离感，把它仅仅当做一部文学作品吗？

女权主义者一直盼望着阿特伍德的加入，但阿特伍德毫不惧怕让他们失望。“我似乎是个糟糕的女权主义者。”她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她认为反性骚扰运动蔓延有着引发“私刑”的风险。虽然我觉得《使女的故事》那惊世骇俗的基调有一丝让人不快，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为一个文学天才，却总是冒着让其他女性同胞失望的风险，只因为她没能兑现自己并没有许下的承诺。

阿特伍德直接在《纽约时报》上回答了《使女的故事》到底是不是一部女权主义小说的问题：

“如果‘女权主义小说’指的是一本意识形态小册子，里面所有女性都是天使，或者无法作出道德选择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么《使女的故事》不是这样的小说。但如果‘女权主义小说’指的是里面的女性角色都是普通人，她们性格各异、举止不同、有趣而且重要，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是整本书主题、结构和情节的关键，那么，《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女权主义小说’。”

这个答案让许多女权主义者不满（也没有女权主义者能接受第一个概念）。阿特伍德似乎搞混了把女性视为主观道德能动者的基础理念与结构分析之间的关系。鉴于她作品中的分析深度，这样的小错误似乎有些奇怪。但我不确定阿特伍德能不能就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因为《使女的故事》就是她的答案。

阿特伍德在女权主义上耍的小滑头，反而让我相信《遗嘱》会像前作一样丰富而复杂，而不仅仅是展示使女们的红色服饰。同时，《使女的故事》作为一部完美的小说和《使女》作为文化产物之间的本质区别让我充满担忧。毕竟，阿特伍德的“疯癫亚当”三部曲仍然无法让我释怀，后两部作品远远比不上第一本《羚羊和秧鸡》。

我希望，15年后的基列国不会充满过度思考、心照不宣的引用和试探性的讽刺。我希望，角色们还有呼吸的空间。

我也希望，在下一个30年，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能够让我们不会再说出：“事情的发展有点像《遗嘱》里写的那样。”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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