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胡翌霖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文章仅代表本人观点）

最近，国家卫健委开始建立无痛分娩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广，这可以说是一大进步。

无痛分娩在技术上并不新奇，在西方国家已经有上百年的成功实践，今天早已成熟。但无痛分娩在中国的推广却遭遇着重重阻力。一方面是因为误解和迷信，比如相信麻药会让孩子变傻；另一方面也有守旧的伦理传统的影响，在陈旧的观念中，女性的个人感受并不被重视，相反，产子时的艰难和痛苦甚至被认为是好事，例如能够加强对孩子的珍惜感之类。

同样的冲突也发生在诸如剖腹产、试管婴儿和基因技术等等领域之中，新技术的应用与保守的观念经常形成冲突。

如果一个当代母亲，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不做孕检产检，不科学饮食，在家请稳婆接生，遇到早产或先天性疾病的婴儿也不去医院救助……如此的话，我们很可能认为她是不负责任的。对古人而言完全正常的生育准备，在现代人眼中是远远不够的。相反，在现代人看来无比正常的辅助技术，比如剖腹产或无痛分娩，在古人眼中也许是离经叛道的。如此想来，某些现在我们看来离经叛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技术操作，比如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让婴儿更聪明、更美丽、更健康，也许在未来也会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不仅难以阻挡技术的飞速发展，也难以阻挡思想观念、伦理文化方面的变迁。从历史上看，往往是伦理在适应技术的发展，而不是技术来适应伦理的约束。一门新技术挑战了旧有的伦理怎么办呢？很简单，打破旧伦理，建立一套适应于新技术的新伦理就好了……

那么，当我们试图利用新技术让人们或后代们变得更聪明、更美丽、更健康时，我们采取的衡量标准又是哪里来的呢？何谓聪明？何谓美丽？何谓健康？这些标尺与伦理学本身一样，也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着的。

有人要问：去除遗传病，总是更加健康吧？但此事也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遗传病”在进化论下就是一个很诡异的东西。如果某种遗传病总是坏事，那么携带这一基因的人群的生存能力必然更差，因此在漫长的进化史中，经历着所谓“优胜劣汰”，早就应该被淘汰没了才对。而如果一种病症能够相对稳定地一代代遗传下去，那么它事实上理应有某种特殊的生存优势。

的确如此，科学家逐渐找到与一些遗传病相伴随的生存优势，比如带有镰状细胞贫血症基因的人群，更容易抵御疟疾，因而在疟疾高发的地区有其生存优势。优胜劣汰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优”的标准，适者总是相对于环境而言的，而环境本身总是多样的和变化的。在一个地域和一个时期的优势，到了另一个地域或另一个时代可能就变成了劣势。

另外，许多时候，天才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许多天才所具有的天赋，在另一些人身上未必是什么好事。偏执能让人疯癫，也能让人专注。那么比如说，有一种基因特性让人有10%的可能性变成疯子，那它是一个劣势的基因吗？但如果拥有这个基因的人，同时还有0.1%可能性变成爱因斯坦呢？

聪明、美丽之类的衡量，时代性就更为显著了。善于编程的人在今天是聪明的，但在古代却无用武之地。博闻强记、倒背如流在古代无疑是聪明人，但在随手就可以用搜索引擎来检索信息的今天，就没那么了不起了。

因此，当我们说某一技术能带来某一好处时，我们还需额外注意，我们会不会因此把某种本来大有局限的尺度，揠拔到了过高的地步？我们会不会压制了多样性的生长空间，而让单一的尺度过度膨胀？

因为每一项新技术，往往都绑定了某一套特定的评判标准，而当这一新技术席卷世界的时候，同时也就把某一种价值尺度扩张到极致。

比如说，整容技术理论上能够让人脸千变万化，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个全民整容的国度，人脸却是变得越来越单一而不是越来越多样。

那么在基因技术的未来，我们有信心逆转这一趋势吗？当我们有了极端精密的技术，能够从出生起就定制一个人的各种属性时，人们会变得更趋同还是更多样呢？比如说，在特定环境中有好处的遗传病基因自然会被清除，会造就爱因斯坦但同时会增加疯癫几率的基因也不得不被负责任的父母预先清除。

正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总是超前于伦理学的发展，因此当某些价值尺度被新技术裹挟着流行世间时，人们甚至对此毫无所觉，新技术的鼓吹者们自以为摆脱了过时伦理学的牵制，却想不到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才是裹足不前。

与新技术捆绑在一起而得到促进的单一尺度也许适合此时此地的价值或审美，但多样性和偶然性的丧失却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适应力和想象力。伦理学应当为变化中的未来敞开胸怀，不只限于敞开胸怀去迎接新技术，也应当努力为价值的多元性留出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