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潘沙

中国与拉丁美洲，远隔重洋，在地球两端相望，英语里有from China to Peru之说，意指“天涯海角”。在近代世界的大门口，曾有一位晚清官员，亲历万里风尘，在疫病的威胁和潦倒的险境里考察了言语不通的遥远之地，他不曾被后辈顶礼膜拜，却为世人留下数十卷翔实记述与一次远游壮举。

皇帝授权的异国远行

最早为中国窥探拉丁美洲的人，是傅云龙，他的头衔是“游历使”，他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认知危机。五口通商以来，各国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但清廷上下对世界却知之甚少。满朝文武的西方知识，大多来自《职方外纪》与《瀛寰志略》，前者出于晚明传教士艾儒略之手，已有数百年之隔阂；后者出于总理衙门大臣徐继畬之手，徐氏虽结交各国人士，但始终缺乏实地考察西洋的经验，殊为遗憾。

同治年间，清廷倒是组织过两次出洋考察，但都是搭着外国人的便车，斌椿随着请假归国的赫德踏上了欧洲，志刚随着告老还乡的蒲安臣游历了欧美十一国。再之后的两次出洋，居然都是登门道歉，天津教案将崇厚送往法国，马嘉理案让郭嵩焘出使了英国。林林总总算下来，中国人没有太多独立自主出洋考察的经验，国内的洋务派“富国”口号喊得山响，可还停留在照猫画虎和纸上谈兵的阶段。

忧虑于通晓洋务人才之匮乏，朝中有识之士渐次提议遣使出洋考察。1884年御史谢祖源递上《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一疏，力陈要害，恳请光绪皇帝早日培养谙熟洋务的臣僚。总理衙门大臣奕劻附议，“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光绪也知进退，准其奏议。然而不知何故，这一旨意被耽搁了两年有余，直到1887年才重回朝臣视野。光绪降旨催促六部推荐人才，游历使计划才得以推进。1887年6月，在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的主持下，近代第一场游历使选拔考试拉开帷幕。考试分两日，第一日试题为“海防边防论”“通商口岸记”，第二日则为“铁道论”“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应试者皆为六部官员，他们以八股踏入仕途，但在曾纪泽眼皮底下挥洒的却是对时务的见解。笔试过后，又有面试，最终由光绪朱笔圈定了十二游历使，扛起考察主要欧美国家的重任。

十二人里，年纪最长、资历最深、学问最好的是傅云龙，当时是兵部候补郎中。《申报》刊登了他的《记中国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一文，赞曰：愿与留心时事者共击节赏之！但是，以当年的舆论环境来说，游历使背负着巨大压力。对傅云龙不吝赞许的《申报》也曾刊出《论宜慎选出洋人员》一文，条陈其利弊，呼吁选拔适当之人，方能代表国家考察异域。事后来看，游历使可谓不辱使命，虽有层层阻力，最终未负嘱托。同朝为官的士人，则有多猜嫌，乃至质疑游历使不过是六部官员升迁的终南捷径。

为避免游历使的考察流于形式，早在选拔考试之前，清廷就草拟了《出洋游历章程》，定其要旨为：“将各处地形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在这一方针之下，数年后的考察报告里，各类图录与表格随处可见，凝结了游历使的心血。

游历使兵分五路，足迹遍布了日本、美洲、英法属地、中欧列强、俄国、南欧诸国，体现了清廷“开眼看世界”的决心。其中，被寄予厚望的傅云龙与顾厚焜分在一组，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各国。日本、美国乃晚近崛起的强国，是清廷效仿的对象，傅、顾二人游历著述最多、任务最重。以彼时的局势来看，拉丁美洲各国不在考察重点，但傅云龙依旧兢兢业业完成了考察，为世界留下了两地早期往来的珍贵第一手资料，算得上一大贡献。

总统与国王的座上之宾

“云龙遵朝谕出洋游历之国六：日本也，美利加也，秘鲁也，巴西也，英属地加纳大也，日斯巴尼亚属地古巴也。而舟车所至，假道层出，于是繇日本国而美利加合众国，而英属加纳大，而日斯巴尼亚属地古巴，而新加拉那大国，而埃瓜度国，而秘鲁国，而智利国，而巴他峨尼国，而英属地巴别突斯，而丹属地先塔鲁斯，而美利加，而日本。凡往还一十有一国，历程一十二万有八百四十四里，异途无论已。”

在《游历图经馀记》开篇，傅云龙如此概括游历之路线。1887年秋，他自北京出发，历时26个月走完全程，游历之广、记载之详，在十二游历使里首屈一指。在他的规划里，今属拉丁美洲的古巴、秘鲁、巴西都是考察重点，占据半壁江山。他在一路南下途中，又分别造访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等地，记录了沿途的天文地理、物产矿藏、铁路工业、政事历史等诸多方面，称之为“系统考察拉丁美洲的第一位中国人”，是不为过的。

傅云龙在旅途势单力孤，但毕竟是清廷官方使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受到了礼遇，秘鲁、智利、巴西三国总统或国王都与之会面。他最先会晤的是秘鲁总统安德烈斯·卡塞雷斯，硝石战争里秘鲁兵败，此君自民间组织抵抗力量，一跃成为国家栋梁，傅云龙注意到，“其面左战时创痕犹见”，那是米拉弗雷斯战役的印迹。“握手坐问来途去路”之后，总统提出同游基格纳山，这段旅程值得夸耀的是穿过高山的铁路，傅云龙在馀记用了大量篇幅记录每个车站的高程，足见他的艳羡。在游记收尾，他或许联想到了第一条官办的唐胥铁路遭遇重重困境，愤然写道：“既斜且曲，轨罔或阻，而议铁道者方啧啧谓难在必直必平也，盍亦至基格纳山一游？”还有一事，可能当时他还不知道，清末在秘鲁讨生活的华工，不少被美国铁路大亨梅格斯招募，许多枕木之下，就有同胞的亡魂。

在智利，傅云龙起初不愿逗留太久，因其为“无约之国”，前途难料。但时任总统何塞·巴尔马塞达令他如沐春风——遂见伯理玺天德，握手问起居，其母坐左，亦握手，曰“先堞士”，译言坐也。云龙言：遵朝谕游历，得见甚幸。答曰：远来得见，甚欢。问出游大旨，遂言“所到罔阻，所询无隐，但行期速，未克相助畅游耳。”总统大开绿灯，让游历使的行程多了保障，他对这一计划外国家的观察，与古巴、秘鲁无异，可谓意外之喜。，抵达巴西后，国王佩德罗二世亦是热情洋溢，甚至主动讲起英语，化解了他一路担忧的语言困境——王起迓，立谈大旨，以远来得见为愿，舌人学操土语，王曰，吾通英语也。问来去路，并及矿工。将出，王握手言再见，曰“古拜”。王鹤发童颜，佩宝星，年六十有四，在位五十载，与民主异。

各国元首示好傅云龙，大抵与当年的外交情形有关。清廷虽处处受制于欧美列强，但对拉丁美洲诸国却颇有傲气。秘鲁、古巴、巴西都为奴隶制终结所扰，急于招纳华工，补充种植园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秘鲁曾遣使来华，欲结商约，被李鸿章冷落数月，只能住在天津待命，经过英法使节斡旋才有进展。尽管缔约而归，却灰头土脸。巴西来华商讨招工事宜，使节被晾在一边，在赫德寓所借住了两年多，几乎颜面扫地。傅云龙虽无实权，但也是难得一见的大清使节，各国不乏通好之意。然而，一个很不幸的巧合是，在那之后的一年或数年里，他们都命运坎坷。傅云龙走后不久，秘鲁的卡塞雷斯总统签下一纸《格雷斯合同》，将利权转让给英国债券持有人，以换取急需的建设资金，遭到公众口诛笔伐，旧日抵抗智利侵略的英雄沦为民族罪人。傅云龙归国不久的1890年，智利总统巴尔马塞达与议会龃龉，曾为国家带来荣耀的海军陆军兄弟阋墙，各站一边，酿成了一场内乱。迫于压力卸任的当日，昔日令圣地亚哥改头换面的总统自杀身亡，为暴乱画上了悲剧性的句号。傅云龙归国的前后脚，巴西陆军元帅丰塞卡发动政变，恼怒于1888年废奴法令的地主顺势倒戈，佩德罗二世仓皇出逃，巴西帝国覆灭，末代皇帝两年后死于流亡之所巴黎。论及时局动荡与命途多舛，拉丁美洲诸国与大清可谓难兄难弟。

傅云龙没有目睹身后的乱局，但在考察途中确曾记下历史教训。他研究了硝石战争里强弱对比与攻防得失，总结道：“智利地广弗逮秘鲁，矿又弗逮远甚，而秘鲁割地如约，未敢自惜。五大洲第一硝穴秘鲁不克保，而智利踞若固有，岂非地利不如人和欤！”没过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似曾相识的一幕重演，彼时傅云龙是朝中强硬派，但人微言轻，终不能扭转劣势。

坦率而言，无论是以傅云龙为首的游历使，还是晚清出洋大臣，大多兼具开眼看世界的勇气与富国强兵的赤子之心，在1888年致译署总办的信函里，傅云龙写道：“云龙每游一处，辄念我中国能否入彼人目，想而不禁面赤背芒而愧，目寓之心，诚有中夜起坐而不自知其痛哭之何从也。”受此驱使，他对近代机器设备随时留意，在日本美国已经详加记载，在相对落后的拉丁美洲也未尝懈怠。游访三达嘎拉田寮之际，他就描摹了两台生产机器，“一东一西，相去千尺有奇，若耘，若犁，若种，类此均可易器，就机时以器犁斜张如翼侧用一面。蔗根代煤，机动则轮卷厥链而西，转东亦然，朅来如指，事半功倍。”此种记录甚多，稍一翻阅他的游历图经和馀记便知。

在游历图经馀记里，傅云龙还随手收录了一些轶事，可以从中窥见19世纪末的社会风尚，譬如这一则——“午初忽来一人，名阿乌鼎，姓尾耳林氏，自言纽约人，在此立保险公司，其女制册，分国题至于斯者之名，闻大清游历官至，其父为之携册求结衔署名。册中题名夥，而华官名自云龙始。钤小章曰：‘云龙印信长寿’，欣然称谢，留照相而退。岂海国亦趋风雅欤？”题名签章，有士大夫之风雅；赠照留念，则是近世西方之俗，傅云龙在结交智利总统与名流之时有过着墨，晚清民国人士日后多有效仿。

钦差、间谍或博物学家

百余年后回顾傅云龙的旅程，实在很难说清游历使的性质，他是奉诏出国的官员，各处天文、地理、风俗、物产、考工、兵制、铁路、职官、刑法、政事，无一遗漏，悉数记录在册。他每到一地，就收购图册，寻访官吏，结交华人，事无巨细地探听异域风貌，乍一看神似间谍之属。倘若清廷心有余力，用兵于美洲，傅云龙搜集的情报或许有用武之地。

在另一些细节上，傅云龙更像一个博物学家——在亚历山大·洪堡的光辉之下，19世纪的拉丁美洲对博物学家并不陌生，他们游走在新近独立的大陆，收集着人类未有的动植物知识和标本。傅云龙没有经过近代科学训练，但他乐于根据所见所闻纠正前人的偏见。譬如，在美洲南端，他更正了国人对巴塔哥尼亚土著的认知偏差：“《瀛寰志略》云世传长人国即此，野番长如常人一身有半，遍体皆毛。初无衣褐，不冠不履，以猎为生，西人谓为五大洲之最愚者，证之今俗又否，盖西俗略同矣。”在秘鲁种植园，他记载了中国温带少见的啄花鸟：“有鸟长不及寸，毛绿杂赭，喙似啄木，飞类蛱碟，采花心食之，名碧格福罗尔（picaflor，即西语啄花之意）”，既录其名，又摹其状，俨然一位东方动物学家。抵达巴西后，他流连了国家博物馆，记录了著名的本德戈陨石：“一星石高三尺，长倍，凹凸如山如壑，色黑而暗，上磨尺许，有光熊熊，据言一年前自天陨于巴西亚之山间，历程四日徙之于此。”他犯了一个小错误，此石1784年现身巴伊亚，而在傅云龙语及的1888年方才被迁至博物馆。前不久巴西国家博物馆那场毁灭性的大火里，陨石在火海里幸免于难，也算令人欣慰。

当然，在游历途中，傅云龙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就是清廷钦差。这本不是他职责所在，但在飘零美洲的华人心中，他的到来有着重要意义。在巴拿马科隆，他记下，“华官经此无下车者，华人四五，踵至问劳”。从秘鲁入智利，他则感喟于“侨梨惜别，爆竹送之，近火车头声犹未歇”。正是在秘鲁之后的旅途里，傅云龙更知使命之重，写道：“利马以南向为华官所未到，它族几视侨居为化外之黎。”的确，驻美日秘大臣至少还能不时问讯利马，但智利等无约之国的华人，几乎无缘见到驻足的使节。

尤其是南美硝石战争前后，智利、秘鲁华人损失惨重，却要依赖英国、葡萄牙等国领事保护。智利华商对游历使的到来心存感激，“据言游历官虽为学术来，然较无一华官至犹胜，否则贻诮，当何如耶？望兵轮如望岁。”他们对清廷护侨不力颇有不满，在战后理赔上更甚，“智利之役，华人死十有九，劫赀万，以未设官，弗克与西人同偿。”只可惜，他们心中的钦差，无权过问使臣事务，傅云龙惟有为中华会馆题联，与之共勉：“六万里日月所昭，会异地弟兄，同乡父老；三百年衣冠初睹，计游洲两美，历岁重周。”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此前他在秘鲁通惠总局所题之联——“尝六万里艰难，权作寓公，相助当如左右手；历五十年生聚，每逢佳节，何人不起本源情”，“六万里”两度出现，暗合游历使走过的里程，在困厄里自勉的意味跃然笔端。

辗转拉丁美洲各国，傅云龙交游的多是华商，但内心关切的却是华工。即便是卷烟工人的造访，他都欣然接待。尤为难得的是，他针砭华工弊病，不隐其恶，不妨举古巴记游诗一首为例——筋力由人今自功，宵雉一呼仍手空。不死于虐死于斗，砥道犹是荆棘中。罂粟流毒形为枯，而乃甘嗜忘归途。他在嗟叹华工悲惨遭遇之余，也点出了吸食鸦片的恶习。无论在古巴或秘鲁，华工禀词里，往往控诉外人之暴虐，却讳言同乡之短。傅云龙记载道，“闻华人方登衽席，寻操室戈者有之，已可扼腕，而恃博之孤注则不可谓而为也。嗜好又不自觉，而谁欤觉之也？”可见，仅游历数日，他对鸦片赌博的流毒之深亦有察觉，后世治史者当明察之。

奔波万里，漫卷风尘

虽然名为大清帝国游历使，打着天子旗号，但傅云龙等人的日子可并不好过。其实，自总理衙门的《出洋游历章程》颁布，已注定了游历使的重重险阻。

依照章程，游历使以两年为限，逾期则停发薪水。傅云龙一行路途遥远，难以在规定时间回程，就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一路上，他不仅要记载沿途风土人文，还要关怀华工绅商，更要独自应对经费、翻译、疫病三大难题。

《出洋游历章程》里，游历使每月领银200两，看似丰厚，实则将伙食、仆役之费尽数算在内。至于路费，朝廷虽允报销，不过只准游历使搭乘二等舱，毫无帝国官员的派头可言。好在，傅云龙善于苦中作乐，即便每每出入于低矮潮湿的船舱，也将身边“文明设备”逐一记录。在《游历图经馀记》里，电灯、唤人电线、浣面胰几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它们的有无，不只是衡量航船优劣的尺度，更似丈量文明的标尺。

到了新城市，傅云龙总要为住宿头疼一番，即便偏远如秘鲁，他手头的经费都不足以应对酒店的开支，只能寻觅便宜的华人旅馆或求助热心华商。原本，他寄希望于借宿官署，一来安全无虞，二来节省经费，但从美国动身之际，驻美日秘大臣张荫桓告知，“古巴、秘鲁官署初至，亦难借塌”。这的确是事实，当年秘鲁尚无使臣常驻，清廷使节兼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事务，无暇南顾。不过，张荫桓此言，也多少与当年经费开支有关。章程规定，游历使的经费从驻外使节用度之中扣除，势必引起使臣不满，尽管清廷要求长驻各国的使节随时照料游历使，但在此境况下，傅云龙得到的支援实在有限。

游历异域，言语不通，章程特许“每员准雇请翻译生一名，月薪五十两”。在日本和美国，翻译倒是不成问题，一旦进入拉丁美洲，“舌人”就成了傅云龙日记和书信里经常提及的难题。他几次三番写道：“秘鲁道出巴拉马，瘴气极重，而巴西华人既少，海路视太平洋尤长，用葡萄牙文，非增舌人难以前进……”“巴西非通葡萄牙语而通华文否胜舌人之任，乃增者未得而归，翻译以资少而路长，所译又无所躲闪，一见此间□处，遂屡有退意……”结合傅云龙传世文字里的点滴，他粗通英文，旅途中也在着力学习西班牙文，还抄录了两者发音之差异，但并不足以应付外语交流。“未冠而通英吉利日斯巴尼亚文”的古巴随使李之骐与日斯巴尼亚语通事卢阿昌，是他最为倚重的帮手，他们不但要随他拜访总统、国王，还肩负着搜罗图书、翻译各国概况的重任。傅云龙深知，没有他们，考察将裹足不前，但又忧虑报酬微薄，翻译不会随他一路南下：“翻译屡次告退，不能不设法坚留者，每至一处，止能添觅通事，而翻译则美利加等处书未译毕，一易生手，取费更多……”

南下途中，更加困扰傅云龙的是疫病。19世纪末，黄热病在美洲肆虐，此病源于非洲，欧亚美三洲人士皆无甚免疫力。从古巴到巴西，傅云龙亲见各国对它的严加提防。吊诡的是，十数年后，病根与中国无关的黄热病成了拉丁美洲诸国排华的一大借口。在古巴前后，傅云龙记载“闻滩坝疫起而亦进，弗改途也”。路经巴拿马，他观察到了当地的严峻处境，“黄疫多，咸丰九年不起者日百，嗣是疫苗时时起”。他还听说，随使钱广涛“经此而有斯疾，至瓦基亚不救”，不禁令人视前路如畏途。最严重的要数巴西，他的笔调更显得沉重，“时巴西黄疫起，舟中人取道于此皆弗登岸，同餐西人脱帽摇巾以送”。后世读来，颇为悲壮，同舟共济之人皆不敢下船，大清游历使却为了考察任务，毅然登岸。事实上，游历使真的是九死一生的苦差事。与傅云龙一道出游的顾厚焜，在美国抱病多日，无法赶路，只能提前返程。而奉命游历英法属地的孔昭乾与李瀛瑞，皆是十二游历使里的青年才俊，竟然先后丧生于考察途中。

束之高阁的考察报告

十二万里的游历过后，傅云龙回京销假。他一路笔耕不辍，献上了数十卷著述——《游历日本图经》30卷 、《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游历图经余纪》15卷，此外还有记游诗多卷，论著作之丰富，游历使无出其右。

游历路上的往来信函里，他就曾言明心声：“游历而不记载与不游等，记载而无图表又与不记等，拟仿《奉使高丽图经》作游历某国图经，此史家纪事体也；又仿编年体作《图经馀纪》，不尚辞章惟其实，不猎风景惟其要。”根据图经和馀记的只言片语，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他的资料来源。“游书肆，购图册”之语时常出现，请翻译或当地华人译介图册的记录比比皆是。他还与各国接待官员探听近事，向前来探望的华商询问风物矿藏，加之熟读《地理全志》与《瀛寰志略》，得以匡正国人对于拉丁美洲的旧有认知。有时，他还能得到当地学者的鼎力相助，馀记曾载，“秘鲁人约西苦罗背路左闻云龙，急于咨度，遂携所著利马学问报告来，谈移时，曰：恨不易舌而语！” 

在不懈努力之下，傅云龙笔下的图经与馀记不啻于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小百科全书。以今观之，图经体例虽不脱旧史，但内容包罗万象，延伸至近代事务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补充19世纪拉丁美洲史料之不足。关心洋务之人，亦对图经意义心知肚明，李鸿章为之作序，张之洞通信称赞，光绪嘉许他“纂述较多，徵引尚博，实属留心搜辑，坚忍耐劳”。然而，就算有了皇帝与朝中大员的赞许，傅云龙的著作在庙堂之上与江湖之远都没能掀起太多波澜，尤其是关于拉丁美洲的几部图经，在当时几乎无人问津。

在他修撰完毕之前，人生挫折就接踵而至。还没来得及与家人分享团圆之喜，傅云龙就收到噩耗，三个儿子相继病故。暂别风尘的使节，顿时成为中年丧子的父亲，他为爱子们撰写的墓志字字泣血：“三子者，不铭父而父铭而乎？父未死于地背疫，而三子不生于蓟北。可生时乎？寿不必仁，而仁疑乎？居不必安，而适危乎？傥噬死别，肯生离乎？而悔何追乎！”在仕途上，同其他游历使一样，出洋镀金并未带来多少加成，傅云龙晋二品顶戴后，被差派北洋，在李鸿章麾下的北洋机器局任职。他在炼钢与制造新式枪炮上屡有建树，却难得实质性的擢升。

在病死于神机营机器局任上之前，晚清时务舞台上，留给傅云龙一展拳脚的机会仅有一次，就是巴西招工案。在西半球废奴浪潮的驱动下，巴西很早就觊觎华工了。1879年，巴西派出使臣喀拉多访华，希望缔结条约，接洽招工事务。有了与古巴、秘鲁交涉的经验教训，清廷在谈判桌前游刃有余，李鸿章没有给对手机会，招工只能告一段落。傅云龙游历巴西之时，曾见到喀拉多，但义正言辞地申明“游历与招工无涉”。尽管如此，他已在脑海里思忖巴西招工的得失，1889年致译署信件里，傅云龙提及，“巴西矿与土多未开辟，是以招工意切。据华人言，其待华工尚宽，非古巴、秘鲁比。”至此，清廷对于巴西招工一事渐持开放态度，一度筹措派遣郑藻如出使巴西洽谈招工，此时又有了1893年巴西共和国再度招工之事。

作为游历使，傅云龙此番有着不小的话语权。他与李鸿章至少通过四封信函，阐述了对招工的支持态度。其后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与之有不少共通之处。傅云龙的考量，基于国内人口爆炸与国外排华渐起两个维度：“外虞旷土，中患游民，而今日之急需华工莫巴西若，何也？自美利加禁止华工，效尤踵起。墨西哥蕞尔国耳，虽曰需工，所需无几。远瞩五大洲，惟巴西可容二三十万，非臆度也。”二三十万这一数字，并非虚言，他记录过秘鲁华民“十一万有奇”，比之疆域更广的巴西，自不夸张。当然，支持华工出国，不等于转嫁危机，傅云龙放眼未来，提出一个重要展望，“此时就工之民未必非异日回华之工之选，多一谙练西工之华民，即可少一教习华工之洋匠”，寄望出国华工成为熟练工人，不失为一种远虑。

不过，他也深知清廷心结所在，那就是古巴、秘鲁虐待华工的前车之鉴，这也是巴西前次未能招工的症结。傅云龙在信件里做了全盘规划，以今日之言，可称“一揽子计划”：“为今之计，似可以通商前约为缘起，以游历所言为脉络，奏遣一使往察近日情形，如其无大差违，即与议招工之路费如何，工值若何，或工病或工旋之养赡与资遣又若何。大要既握，由彼遣使至华听候察核以闻，然后定议。至于载工之船、济工之商、护工之官，皆议后应行之端，亦即议中应有之义也。”而与前人皆不同的是，他的思绪并未止于出洋，甚至对华工在巴西的发展路径做了推测：“凡工不难于招，而难于护，慎始而不授生厌之隙，庶持久而不伏议禁之机。有工即有商，美利加旧金山诸埠可证也，相为表里，亦自为针磁，而商亦有居行应得之益。工商既集，学馆医院之属听以时增，不独工满去留之资应先规画也。”这番高论，源于他在游历途中与华商华工的交谈，他洞悉海外华民之疾苦，故而献出了“万全之策”。

即便傅云龙的提议不能一锤定音，他的信函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朝野判断。两国积极响应，招工似乎水到渠成。然而，就在关键节点，澳门曝出私运华工一案，正是以巴西招工为幌子。往日猪仔贸易的阴影重现，李鸿章决意彻查此事，巴西招工谈判就此搁浅，傅云龙的游历经验与考察报告也随之湮没于蝇营狗苟的仕途沉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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