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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喜欢的电影里总会有邪恶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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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喜欢的电影里总会有邪恶的笑声?

要想表现一个坏人身上有着某种罪恶的特征,即该角色基于别人的痛苦“公开坦率地享乐”,那么邪恶的笑声就是必备单品。

在迪士尼电影《阿拉丁》(1992)的最后,主人公的情敌、邪恶国师贾方发现了阿拉丁的秘密身份并且偷走了神灯。拿到神灯的贾方向精灵许愿,变成了拥有强大魔法的魔法师,用魔法将阿拉丁放逐到了世界的尽头——北极。

接下来是一个对准贾方的特写镜头。他身体前倾,双拳紧握,一脸便秘的表情。随之而来的是炸裂般的仰天狂笑,一发不可收拾,在四下回荡。这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邪恶大笑了。

狂笑的贾方

这种幸灾乐祸的场景在儿童电影里并不少见,在许多成人惊悚片里也十分普遍。比如说1987年的《铁血战士》,片中的怪物想要与阿诺德·施瓦辛格饰演的达奇同归于尽,于是引爆了身上的微型电脑,这时候他便爆发出一阵狂笑;又比如《闪灵》中杰克·尼克尔森那个窃笑,让人不寒而栗;甚至当马里奥失败的时候,你也能从瓦里奥口中听到这样的笑声。

这些邪恶的笑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理动机?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传播学学者延斯·谢尔德高-克里斯蒂安森(Jens Kjeldgaard-Christiansen)在发表于《流行文化期刊》的一篇论文中恰如其分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用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理论给出了答案。在此之前,他曾经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用这个理论解释了虚构作品中英雄和反派的行为。

在这篇文章中,这位作者提出,反派的一个核心特质就是低“福利权衡”比率:他们就像是搭便车的人,肆意欺骗、偷窃,只知道从社会里索取而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这种行为在今天的社会是让人嗤之以鼻的,而要放在史前社会,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更是一场灾难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个群体的生存需要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因此谢尔德高-克里斯蒂安森认为,我们难以避免地会厌恶坑蒙拐骗、搭便车的人——甚至只有将他们从社会中铲除,甚至是杀掉他们,才会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

然而恶棍也分三六九等,那些最危险的、人人喊打的并不是只晓得占便宜行骗的人,而是那些为了纯粹的取乐而无情虐待他人的神经病。诚然,过往的研究表明,以上的描述正符合我们对真正恶人的认知(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解释他们的道德沦丧),因此,这种人也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最重要的是,他在文章中表示,要想表现一个坏人身上有着某种罪恶的特征,像亚瑟·叔本华所说的那样,基于别人的痛苦“公开坦率地享乐”,那么邪恶的笑声就是必备单品。而且小说作家们也都从骨子里明白这一点,于是一遍一遍地用这种恶毒的笑来让故事的反派更具辨识度。

狞笑的力量来自其卓越的技术。谢尔德高-克里斯蒂安森写道,这种笑有着高度可视性,声调语气也很夸张(比如文章开头贾方那完美的示范),其断断续续的节奏则让着笑声更有穿透力。除此之外,笑是很难伪装的——真诚、情不自禁的笑往往是由“喉咙内部肌肉”快速震荡产生,而这种肌肉运动很难通过我们的自主意志产生,就算成功了,听起来也难免十分刻意。因此,笑声往往是我们探知一个人对事件产生何种反应的可靠信号,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和语言、对话不一样(就连在儿童电影中,语言的内涵都有待推敲),残忍恶毒的笑声不会给我们留下多少模棱两可的解读空间,因此反派的真实动机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闪灵》杰克·尼克尔森

这样的笑声尤其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往往和正常笑声所具有的亲社会功能背道而驰,比如说,笑声一般会在友好融洽的交谈之下自然产生,并且巩固社会纽带。

谢尔德高-克里斯蒂安森解释说,在儿童动画片和早期的电子游戏中,随时都可以听到邪恶的笑声,设计者之所以这么做,也有实际考虑。任天堂的第一代超级马里奥和功夫游戏那粗糙的像素画质实在很难触发玩家的情绪反应——而要是让游戏中的恶棍发出邪恶的笑声,就能在善与恶之间创造出某种道德冲突,刺激游戏玩家,让他们披上斗篷去打败坏人。“这是这些模糊的像素化、拟人化对手所使用的唯一交际手势,但确实效果不俗。”

然而在故事的讲述中,使用邪恶的笑声也有其限制。他承认,这种笑声原始的力量在一些更为复杂的叙事中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为以别人的不幸为代价来获取欢乐的模式,会让观众们不再挖掘人物更微妙的动机,也不再考虑环境对角色行为的影响。但在那些讲述非黑即白的道德故事中(比如说针对那些涉世未深,还没形成对这个世界微妙的认知的年轻观众的电影),邪恶的笑声能够令人兴奋,这便是最重要的。

谢尔德高-克里斯蒂安森的这篇文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称得上是最有趣的文章之一,而他的心理学理论依然发人深省。在这个话题上,如果能有更多实验性的研究,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比如说对比笑的声学特征,然后找出最邪恶的笑声。但在我看来,第一名永远是贾方的笑。

本文改编自David Robson在《英国心理学会研究文摘》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大卫·罗伯森(David Robson)是一名科学记者及BBC的特稿作家,专注于人类大脑、身体和行为领域。罗伯森的处女作《智力陷阱》(The Intelligence Trap: Why Smart People MakeStupid Mistakes and How to Avoid)将在2019年出版。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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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eon

原标题:Why yourfavourite film baddies all have a truly evil laugh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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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喜欢的电影里总会有邪恶的笑声?

要想表现一个坏人身上有着某种罪恶的特征,即该角色基于别人的痛苦“公开坦率地享乐”,那么邪恶的笑声就是必备单品。

在迪士尼电影《阿拉丁》(1992)的最后,主人公的情敌、邪恶国师贾方发现了阿拉丁的秘密身份并且偷走了神灯。拿到神灯的贾方向精灵许愿,变成了拥有强大魔法的魔法师,用魔法将阿拉丁放逐到了世界的尽头——北极。

接下来是一个对准贾方的特写镜头。他身体前倾,双拳紧握,一脸便秘的表情。随之而来的是炸裂般的仰天狂笑,一发不可收拾,在四下回荡。这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邪恶大笑了。

狂笑的贾方

这种幸灾乐祸的场景在儿童电影里并不少见,在许多成人惊悚片里也十分普遍。比如说1987年的《铁血战士》,片中的怪物想要与阿诺德·施瓦辛格饰演的达奇同归于尽,于是引爆了身上的微型电脑,这时候他便爆发出一阵狂笑;又比如《闪灵》中杰克·尼克尔森那个窃笑,让人不寒而栗;甚至当马里奥失败的时候,你也能从瓦里奥口中听到这样的笑声。

这些邪恶的笑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理动机?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传播学学者延斯·谢尔德高-克里斯蒂安森(Jens Kjeldgaard-Christiansen)在发表于《流行文化期刊》的一篇论文中恰如其分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用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理论给出了答案。在此之前,他曾经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用这个理论解释了虚构作品中英雄和反派的行为。

在这篇文章中,这位作者提出,反派的一个核心特质就是低“福利权衡”比率:他们就像是搭便车的人,肆意欺骗、偷窃,只知道从社会里索取而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这种行为在今天的社会是让人嗤之以鼻的,而要放在史前社会,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更是一场灾难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个群体的生存需要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因此谢尔德高-克里斯蒂安森认为,我们难以避免地会厌恶坑蒙拐骗、搭便车的人——甚至只有将他们从社会中铲除,甚至是杀掉他们,才会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

然而恶棍也分三六九等,那些最危险的、人人喊打的并不是只晓得占便宜行骗的人,而是那些为了纯粹的取乐而无情虐待他人的神经病。诚然,过往的研究表明,以上的描述正符合我们对真正恶人的认知(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解释他们的道德沦丧),因此,这种人也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最重要的是,他在文章中表示,要想表现一个坏人身上有着某种罪恶的特征,像亚瑟·叔本华所说的那样,基于别人的痛苦“公开坦率地享乐”,那么邪恶的笑声就是必备单品。而且小说作家们也都从骨子里明白这一点,于是一遍一遍地用这种恶毒的笑来让故事的反派更具辨识度。

狞笑的力量来自其卓越的技术。谢尔德高-克里斯蒂安森写道,这种笑有着高度可视性,声调语气也很夸张(比如文章开头贾方那完美的示范),其断断续续的节奏则让着笑声更有穿透力。除此之外,笑是很难伪装的——真诚、情不自禁的笑往往是由“喉咙内部肌肉”快速震荡产生,而这种肌肉运动很难通过我们的自主意志产生,就算成功了,听起来也难免十分刻意。因此,笑声往往是我们探知一个人对事件产生何种反应的可靠信号,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和语言、对话不一样(就连在儿童电影中,语言的内涵都有待推敲),残忍恶毒的笑声不会给我们留下多少模棱两可的解读空间,因此反派的真实动机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闪灵》杰克·尼克尔森

这样的笑声尤其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往往和正常笑声所具有的亲社会功能背道而驰,比如说,笑声一般会在友好融洽的交谈之下自然产生,并且巩固社会纽带。

谢尔德高-克里斯蒂安森解释说,在儿童动画片和早期的电子游戏中,随时都可以听到邪恶的笑声,设计者之所以这么做,也有实际考虑。任天堂的第一代超级马里奥和功夫游戏那粗糙的像素画质实在很难触发玩家的情绪反应——而要是让游戏中的恶棍发出邪恶的笑声,就能在善与恶之间创造出某种道德冲突,刺激游戏玩家,让他们披上斗篷去打败坏人。“这是这些模糊的像素化、拟人化对手所使用的唯一交际手势,但确实效果不俗。”

然而在故事的讲述中,使用邪恶的笑声也有其限制。他承认,这种笑声原始的力量在一些更为复杂的叙事中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为以别人的不幸为代价来获取欢乐的模式,会让观众们不再挖掘人物更微妙的动机,也不再考虑环境对角色行为的影响。但在那些讲述非黑即白的道德故事中(比如说针对那些涉世未深,还没形成对这个世界微妙的认知的年轻观众的电影),邪恶的笑声能够令人兴奋,这便是最重要的。

谢尔德高-克里斯蒂安森的这篇文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称得上是最有趣的文章之一,而他的心理学理论依然发人深省。在这个话题上,如果能有更多实验性的研究,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比如说对比笑的声学特征,然后找出最邪恶的笑声。但在我看来,第一名永远是贾方的笑。

本文改编自David Robson在《英国心理学会研究文摘》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大卫·罗伯森(David Robson)是一名科学记者及BBC的特稿作家,专注于人类大脑、身体和行为领域。罗伯森的处女作《智力陷阱》(The Intelligence Trap: Why Smart People MakeStupid Mistakes and How to Avoid)将在2019年出版。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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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eon

原标题:Why yourfavourite film baddies all have a truly evil l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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